刘晓博：过省会而“不入”，传递了什么信号？

lameihua

　　最近几天，领导去海南考察了。

　　《人民日报》连续两天在头版头条位置进行了报道，还有一天用了“通栏标题”，可见考察很重要。

　　考察中透露的两个观点，引人注目：

　　1、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2、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展示中国风范的靓丽名片；确保海南自由贸易港如期顺利封关运作。

　　自由贸易港，代表中国继续推进全球化、参加全球经济大循环的诚意；饭碗和种子，代表着底线思维，是非常时期“内部大循环”正常运作的保证。

　　对于这次考察，官媒的表述是：领导先后来到三亚、五指山、儋州等地，深入科研单位、国家公园、黎族村寨、港口码头等进行调研。

　　没有提及海口。

　　我全文搜索了几篇人民日报的相关稿件，只在“本报海口4月13日电”的“电头”位置搜到了海口。

　　去一个省考察，但没有正式考察省会城市，这不是孤例。

　　今年1月26日到27日，也就是今年春节前夕，领导去山西考察，官媒的表述是：“来到临汾、晋中等地，深入农村、文物保护单位、企业等考察调研”。

　　同样的，人民日报的报道里，只在“电头”位置出现了太原。

　　再比如，去年5月主持南水北调座谈会，选择的开会地点、考察的城市都是河南南阳，而不是郑州。

　　而且：最近两三年来领导去一个省考察，即便去省会城市，也往往先到一个普通地级市。比如去山东，先去东营；去西藏，先去林芝；去广东参加特区40周年庆典，先去潮州。

　　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疫情之后，中国城镇化战略出现了新调整，2020年11月1日发表在求是杂志上的《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一文 ，做了阐述。

　　其中有如下观点：

　　1、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同时，城市发展不能只考虑规模经济效益，必须把生态和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城市单体规模不能无限扩张。

　　2、目前，我国超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人以上）和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人以上） 人口密度总体偏高。长期来看，全国城市都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要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

　　3、中西部有条件的省区，要有意识地培育多个中心城市，避免“一市独大”的弊端。

　　4、我国现有1881个县市，农民到县城买房子、向县城集聚的现象很普遍，要选择一批条件好的县城重点发展，加强政策引导，使之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点。

　　于是，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我们看到了“严控撤县建市设区”的表述。

　　随后，国家发改委在《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提出：

　　1、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慎重从严把握撤县（市）改区，严控省会城市规模扩张，确需调整的要严格程序、充分论证。稳慎优化城市市辖区规模结构。

　　2、促进超大特大城市优化发展。疏解非核心功能，提高健康宜居安全水平。中心城区人口密度高且人口持续流入的超大特大城市要有序实施功能疏解。……完善郊区新城功能，推动组团式发展。

　　3、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支持一批具有良好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集聚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的县城发展。

　　随后，国家发改委在答记者问的时候再次表示：“不能过多强调做大做强中心城市”。

　　一方面“严控省会城市规模扩张”，另一方面“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这就是当前城镇化的基本策略。

　　为什么突然淡化“大城市化”？

　　因为中心城市、大城市越来越“昂贵”。

　　上面这张图，我曾给大家看过。中国每年新增的城镇化人口，之前大约在2200万人左右，高峰期接近过3000万人。但最近几年断崖式下滑，2021年只有1205万人了。

　　下滑持续了5年，说明疫情之前就如此了。

　　为什么新增城镇人口不断走低？因为城里房价贵，能进城的农民基本上都进城了。但他们中很多人买不起房子，也租不起大房子，所以孩子、父母还在农村，无法城镇化。

　　如果各种资源持续流入大城市及其都市圈，而政策又鼓励这样，农民会认为，普通小县城的房子不值得买，搬到县城也没有前途。但大城市又买不起，不如观望。

　　国家调整城镇化战略，不仅有疫情之后反思、让城市更安全的原因，还有让城市“性价比更高”，继续推进城镇化的原因。

　　第二，最近几年，“民粹主义思潮”在全球崛起，大家普遍要求共同富裕、机会均等、振兴铁锈地带。

　　领导的目光、考察的城市，也需要在大中小城市之间保持均衡，需要向三四五线城市倾斜，给中小城市更多的机会，以鼓舞士气、鼓舞人心。

　　当然，仅鼓舞还不够，还需要真金白银。

　　比如财政转移支付。

　　上图是2020年中央财政对各省市区的财政转移支付，人口多、经济不发达地区获益最多。

　　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披露说：2022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加约1.5万亿元、规模近9.8万亿元，增长18%、为多年来最大增幅。

　　而这些钱，基本上都来自经济发达地区。也就是说，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等发达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少、上交中央的钱多，对中央财政是净贡献。

　　比如深圳最新披露，2021年来源于深圳辖区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110亿元，其中中央级收入6852.2亿元，地方级收入4257.8亿元。深圳每年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不到400亿，对中央财政净贡献达到了6450亿元以上。

　　下图则是2022年财政部官网公布的，今年“养老金转移支付”预算情况。

　　可以看出，广东省今年需要上交885亿元的养老金，北京上交323亿元，主要受益的是辽宁、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等省份。其中黑龙江养老金由外省支援部分，已经相当于自筹部分的62%。

　　上海因为老龄化严重、户籍人口负增长，所以养老金贡献不大。广东的贡献，主要来自深圳、东莞等人口年轻的城市。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国家城镇化战略发生了新的调整，以后“不能过多强调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开始严控省会城市扩容（包括撤县改区），甚至连领导考察都出现了“过省会而不入”，大城市的房子是否价值会降低？

　　新举措的确会抑制大城市核心区房价涨幅，因为国家还要求降低大城市核心区的人口密度。下面这些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城区，就首当其冲。

　　但你要知道，人口密度越大、生活越方便、新业态越容易出现。国家城镇化战略虽然发生了变化，对中小城市更关注，但中小城市毕竟数量巨大，每个城市能获得的政策红利并不多。

　　这就好比国家强调共同富裕，对于高收入阶层只能通过合法、合理手段调剂，不能强制打压、搞平均主义。城市也是如此，大城市毕竟要给中央贡献税收，为转移支付提供财源，他们的发展还是会得到支持。

　　最近几年，国家在大基建投资上一再强调“经济效益”，意味着更多投资、增量人口还是会流入发达地区。所以从投资角度，还是要首选大城市及其核心都市圈。

　　对于中小城市，尤其是各省的副中心城市来说，“城镇化新思路”毕竟构成了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