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上海何以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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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3月18日（周五）下班回家以来，我已经在上海的小区里被封了整整四个星期。封控之初，我的情绪是淡定的，甚至开玩笑说又放了个小长假。可是随着疫情数字的快速飙高和封控时间的无限延长，我的情绪亦不免有时会变得焦虑、烦躁和困惑起来。像我原本就是长期深居简出的宅男，连我都会觉得受不了，想来其他人就更加苦不堪言了。

　　对于此次上海疫情，人们表达最多的情绪就是“失望”。原本，人们是对于上海寄予极高期待的。过去两年多来，每当兄弟省市爆发疫情时，人们在诟病其管理失当之余，常常不免会顺带一句：“如果是上海，肯定就不会管理成这样！”可是随着此次上海疫情爆发，人们无不摇头叹息：“上海也不过如此！”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兄弟省市的疫情大抵都管控住了，唯独上海的染病数字依然居于高位，这更是让人们指责上海：“连抄作业都不会！”于是，各种各样的阴谋论就应运而生了。

　　对于阴谋论，我是不置可否的，因为我既无法证明，亦无法证伪，故而只能半信半疑。我以为，阴谋论之所以盛行，必定有其盛行的土壤。凡阴谋得以产生，通常都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聪明人，二是要有大利益。或者反过来说，当聪明人和大利益结合在一起时，迟早都会有阴谋。因此，对于经济繁荣的上海，对于日益崛起的中国，阴谋一直都会存在，阴谋论也一直都会存在。我们所需要探讨的，或许不只是有没有阴谋，而是阴谋，或者说广义的阴谋，何以能够持续发展，何以能够造成破坏。过去的上海，未必就没有人对它动过阴谋。只是这一次，为什么就会失控至此呢？

　　1842年，清朝因鸦片战争战败而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南京条约》的第二条是清政府向英国开放五口通商。1843年，上海作为通商的五口之一正式开埠。1845年，英国在上海设立租界。随后，法国和美国亦相继在上海设立租界。由于清朝的腐朽和衰败，租界范围屡次扩张，且拥有独立的司法权和行政区。从民族独立的角度来说，这固然是对于中国主权的严重侵害。可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带来的政治制度和契约精神，使上海得以相对免受封建政治和官僚资本的桎梏，这对于经济贸易的繁荣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既有政治制度的因素，又有地理位置的因素，更有文化传统的因素。所谓海派文化，原本就是江南士绅文化与西方工业文明相交融的产物。因此，上海的基因中原本就有华洋交融，亦中亦西的成分。上海固然不可能脱离中华文化，但亦不可能完全类同于内陆城市。好的时候，你会夸它“海纳百川”；坏的时候，你会骂它“假洋鬼子”。可无论你喜欢不喜欢，它就是这个样子。文化层面的东西，原本就是有利有弊，而不易改变的。你之所以会对上海“失望”，或许不是上海变了，而是时事的变迁导致上海展现在你面前的那个景象变了。今年一月中旬，那个将疫情防控精准到一间二十平米的奶茶店的上海，和今年三月中旬，那个坚称上海目前没有封城也不必封城的上海，原本就是同一个上海。他们的底层思维都是一样的，即不要因为行政管控而影响到了商业的繁荣和生活的精致。至于阴谋，如果说真有的话，那也是因为上海对于繁荣商业和精致生活的追求，才为阴谋的得逞提供了土壤。

　　时至今日，人们都在指责上海在疫情爆发之初的傲慢自负。可实际上，傲慢自负与霸气自信原本就只有一线之隔，通常都是以结果论。你成功了，人家就会佩服你霸气自信；你失败了，人家就会批评你傲慢自负。无论自负还是自信，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由过去的成功经验和世人赞誉所逐步累积起来的。虽然早在疫情爆发之初，就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指出了上海疫情管控的漏洞疏失，预判将来会出大事，但主流舆论还是一面倒地夸赞上海。实事求是地说，由于过去两年的防控太成功了，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导致不但上海人自我感觉极其良好，上海以外的人也丝毫不吝溢美之词，以至于社会上竟然出现了一种“上海例外论”，即上海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故而可以采取与众不同的防控措施。其实，我们在金融市场上待久了的人都知道，当某种事物被追捧到不合逻辑的地步，却又只是简单地以“这次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为由来搪塞解释时，往往都是崩溃的前兆。为什么既定的防疫政策在兄弟省市就能顺利得到贯彻执行？为什么在上海就会有所谓的路线之争？这又何尝不是“上海例外论”的思想在作祟？

　　我们说，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这句话有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上海所有的成绩和光荣，都源自全体中国人的支持和建设；第二层涵义是，中国人所有的缺点和迷思，其实上海都有。如果不是拥有那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不是拥有那么多举世称赞的荣誉，上海不会觉得自己例外，别人也不会觉得上海是例外。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任何一个城市拥有上海这样的优势和荣誉，只怕也很难不觉得自己有那么一些与众不同。

　　打仗，最怕的就是会打成添油战术，这是人所共知的。既然道理大家都懂，那么为什么还是有许多战争最终打成了添油战术呢？其原因就在于战略上对敌情的估计不足，战术上对经验的因循守旧，后勤上对管理的杂乱无章。此次疫情防控，上海可谓是三方面的错误都犯了。

　　首先，是战略上对待奥密克戎的传播性估计不足；其次，是战术上拘泥于过去行之有效的精准防控。当精准防控已经被证明无效时，又不能及时调整策略，只是将“精准”的区域逐渐扩大，由封在小区扩大至划江而封。其结果是不但军心混乱，而且失信于民。既然决心封城，那就是放弃速胜论而意在持久战。既然是持久战，那么后勤就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可是浦东既已决定3月28日起封城，却又在27日晚上放人出去抢购粮食，这不但使得之前十多天的封控成果付之东流，而且极大程度地加剧了民众之间的密切接触。原本说好浦东浦西各封四天，故而民众就只会准备四天，或者稍微多一点的粮食。之后不得不延长封控时间，那就必须提前统一筹划好对于被封控居民的粮食供给。在承平时期，市场化的运作有助于提高效率。在战争时期，则需要依靠计划的方式统筹安排。可惜上海狃于行之多年的市场化传统，直至现在，后勤依然是在依靠社区团购这种市场化的方式在运作。既然是市场化，那就是价高者得；既然是价高者得，那就会导致不公。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如果是承平时期，富人锦衣玉食，穷人饱暖无忧，那么贫富差距大也就算了。可现在防疫如同作战，再搞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局面，就必定会导致怨声四起而民心不稳。一旦民心不稳，则敌对势力必定会趁虚而入。原本没有阴谋的，这时候也会有阴谋了。

　　《淮南子·原道训》上记载：“夫善游者溺，善骑者堕，各以其所好，反自为祸。是故好事者未尝不中，争利者未尝不穷也。昔共工之力，触不周之山，使地东南倾，与高辛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由此观之，得在时，不在争；治在道，不在圣。土处下，不争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争先，故疾而不迟。”

　　意思是说：善于游泳的人，会被水淹死；善于骑马的人，会落马摔死；这都是他们因为自身的爱好特长，却反而招致灾祸。因此，放纵情欲的人，没有不伤及自身的；争名夺利的人，没有不走投无路的。当初共工力大，头撞不周山，致使大地向南倾斜。与帝喾争夺帝位的结果，是被潜入水中，宗族被灭，后代死绝。越王翳当太子时，曾因不愿继位而躲进山洞，结果被越国人用火熏出，不得已而成为越王。由此看来，欲有所得，靠的是合乎时势，而不是人力争夺。欲有所治，靠的是合乎道义，而不是领导圣明。士处低位而不争高，所以安全而没有危险；水向下流而不争先，所以迅疾而不迟滞。

　　2003年，上海确定其城市精神为“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八个字。2007年，总书记在主政上海时，又为其增添了“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八个字。前八个字，是上海固有的优点，是上海之所以成长为上海的内在动力。后八个字，是总书记对上海的期许，又或者看到了上海的有待改善之处。我们都知道，疫情终究会过去，而疫情过后的上海，依然还会是那个商业繁荣而生活精致的上海。只是希望下一次，上海再度面临艰难挑战时，能够吃一堑长一智，真正做到“开明睿智，大气谦和”，不至于让这次所遭受的苦头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