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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伯陵:徐海东的功劳,远不止送出五千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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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3 21:30: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伯陵说:

  聊一下开国大将徐海东,

  和五千大洋背后的逻辑。

  1

  1934年9月初,红25军的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接到一封信,里面写道:

  “中央已经送来重要指示,已到我处,你们收到信以后,火速带红25军来找我们,接受指示。”

  自从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以来,徐海东部做为留守部队,已经转战近两年时间。

  由于是独立游击作战,他们的条件非常困难。

  在荒山野岭没有住房,他们就搭草棚遮风挡雨。没有吃的,他们就剥树皮或者挖葛藤根。没有治伤的药品,就用野草、树皮、南瓜瓤遮盖伤口。

  即便如此,徐海东部的战士们还是苦中作乐,趁休息的时候编了一首歌:

  “山沟野坳是我房,野菜山果是我粮,三天不吃饭,照样打胜仗。”

  战士们艰苦,徐海东更苦。

  有段时间作战任务重,徐海东有23天没睡完整的觉,只能在作战间隙打个盹,战斗结束以后,徐海东闷头睡了三天三夜,醒来以后吐了一盆血。

  战士们以为首长要牺牲了,结果稍微休息一下,徐海东又起来工作。

  每次读到这些资料,我都想象不到,徐海东是如何坚持23天不睡觉的……只能说是革命信仰塑造的钢铁硬汉吧。

  和红25军的生存条件比起来,贝爷的荒野求生只能算过家家了。

  就这样游击作战近两年时间,这支平均年龄18岁的部队没有垮掉,反而是牺牲一批补充一批,艰难的生存下来,始终保持3000人左右的规模。

  收到信件以后,徐海东和吴焕先部署了皖西留守工作,然后便带领主力部队西征,连续闯过敌军的四道封锁线,才在11月返回鄂东接受指示,时间紧凑到抓了4000俘虏都来不及消化,全部当场释放。

  关于中央的指示,流传下来的史料有些模糊。

  徐海东的回忆文章说,中央认为鄂豫皖根据地已经失败,红25军应该离开老根据地,另外发展新根据地。到底去哪里,中央不做决定,让他们自己选择。

  但有些党史写的很明白,中央命令红25军向京汉铁路以西转移,吸引敌军的火力,在战略方面掩护中央红军的长征。

  按道理说,当事人的回忆录有可信度,但编写党史也是有相关文件材料的,所以这件事就成了一笔糊涂账。

  到底哪个可信,大家自行判断。

  不管怎么说吧,徐海东和同志们整顿人员装备,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开始了俗称“小长征”的战略转移,只是红25军的军长改为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徐海东任副军长。

  这又是一笔糊涂账。

  程子华是带着周恩来的指示到鄂豫皖,所以有些资料明确表示,周恩来任命程子华做红25军的军长。

  但周恩来方面的私人资料里说,他是派程子华到鄂豫皖工作,没有任命军长,也就是说,程子华利用信息漏洞,假传了周恩来的命令。

  因为这件事,60年代的时候,周恩来见到程子华,还让他专门解释过。

  不过呢,即便程子华做了红25军的军长,也属于初来乍到,军事指挥还要依赖土生土长的徐海东。

  所以红25军的战绩,也可以说是徐海东的战绩。

  我们对中央红军的长征故事非常熟悉,包括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等等,但要论起战斗的精彩程度,3000人的红25军也不差。

  和东北军129师激战,全部击溃。

  和敌军两个师作战9小时,将敌人全部击败。

  杨虎城的旅长张瑞生率3个团追击,红25军消灭2个团,重伤张瑞生,俘虏其中一名团长。

  杨虎城的旅长张汉明率2个团追击,红25军消灭5个营,活捉旅长张汉明。

  随着红25军的战果越来越大,敌军也加大“围剿”的力度,于1935年5月派出东北军8个师、杨虎城部4个旅来“围剿”红25军。

  徐海东和同志们决定“先疲后打”,随后4天行军560里,以逸待劳击败东北军2个师、杨虎城的1个旅,取得“反围剿战役”的胜利。

  在这样的基础上,红25军于1935年7月出终南山,威逼西安。

  区区三千人的部队,就能打出如此辉煌的战绩,难免给人一种感觉——东北军是用来刷经验的。

  事实上,在和东北军的作战过程中,红25军确实没少捞到好处。

  从河南开始长征的时候,红25军的装备良莠不齐,有的用汉阳造、有的用手枪、甚至有些战士用大刀长矛,但是经过和东北军的一系列作战,红25军统一更换了东北军的德式装备。

  要是李云龙在场,肯定要吐槽了,老子从来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

  红25军取得辉煌的战果,徐海东也付出极大的代价,有次和敌军激战的时候,他率领部队近距离反复冲杀,结果被一颗子弹从眼下射入、耳朵背后钻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爆头。

  挨了这一枪,徐海东当场就倒下了,四天四夜昏迷不醒。

  大家都想,徐老虎肯定要牺牲了,准备后事吧。谁都没想到啊,四天后徐海东又爬起来了,活蹦乱跳的指挥战斗。

  这么旺盛的生命力,一个字,服。

  2

  从1932年到1935年,虽然红25军名义上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但由于常年独立作战,实际上已经是独立行动的战略部队,类似于解放战争时期的陈谢兵团。

  理解这层关系,就能理解以后的事情了。

  1935年7月中旬,红25军在西安附近作战,但是东北军于学忠部原本是“围剿”的主力之一,现在却经凤翔和宝鸡向西调动,毛炳文部也从公路调到西边,导致“围剿”的力度减弱不少。

  徐海东和同志们还没理解,怎么,我们不香了?

  而就在他们难以做决定的时候,部队缴获了一些报纸文件,其中《大公报》上写着,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先锋部队已经越过松潘地区。

  敌我的信息综合起来,徐海东马上就明白了,红一、四方面军肯定要合兵北上,国军西调是去围堵红军主力部队的。

  于是徐海东向鄂豫陕省委建议,红25军应该西征,牵制敌军,保证主力红军顺利完成北上的战略任务。

  这个建议是徐海东提的,已经实锤了,而且他说,即便我们这3000人都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看看这句话,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即便二野拼光了,其他解放军照样解放全中国”有一拼。

  经过会议讨论,徐海东的提议通过,红25军打出“迎接党中央!迎接一四方面军”的口号向甘肃进攻,很快便攻下两当县,逼迫于学忠部后退九十里,然后攻占秦安,截断西兰公路,击溃马鸿宾一个旅,消灭马开基一个团。

  这番密集的作战行动,顺利牵制了胡宗南、于学忠和毛炳文,让他们不能全力以赴的围堵红军主力。

  红25军一边作战一边打听中央红军的消息。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红一、四方面军发生了夺权和密电事件,红一方面军的7000人单独北上,目标太小,导致红25军没有打听到确切消息,还牺牲了政委吴焕先,实在可惜。

  此后程子华继任政委,徐海东重新做了军长,两人领导红25军的作战行动。

  可能是送给教员五千大洋的事太传奇,以至于现在说起徐海东,很少有人提到“西征迎接中央”的决定。

  其实从整个事件来看,西征迎接中央是送钱的前奏,送钱是西征迎接中央的结果。

  毕竟都准备全军牺牲了,那点大洋又算什么?

  这件事起码有两层意思。

  其一是徐海东不求名不求利,一心跟着中央闹革命,说明政治觉悟极高,和拥兵自重的老上司张国焘,形成鲜明的反差。

  其二是徐海东凭借《大公报》的新闻,就能判断出红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说明徐海东能用全国一盘棋的眼光,分析新闻和局势,并且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军事素养极高。

  不客气的说,窑工出身的徐海东经过十年磨练,已经有坐镇一方独当一面的能力了。

  3

  虽然没有迎接到中央和红一四方面军,但红25军吸引了大量国军主力,客观上给中央北上创造了条件,也算间接完成任务。

  为了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徐海东决定带部队到陕北,和陕北红军会师。

  同年9月,徐海东和刘志丹会师,两支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出任军团长,程子华做政委,刘志丹是副军团长。

  而此时的中央红军进入哈达铺,也缴获了一份《大公报》,上面写着:“全陕西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此外还刊登了刘志丹部和徐海东部的战况。

  教员和同志们惊喜的发现,陕北有红军,于是政治局召开榜罗镇会议,决定撤销去苏联边界的决定,改为到陕北落脚。

  不得不说一句,《大公报》也是革命的功臣啊。

  陕北已成风云汇聚之地,徐海东部去了,中央红军准备去,而蒋介石也判断出红军的最终目标是陕北。

  于是红15军团刚成立的时候,蒋介石便在西安设立“剿匪”总司令部,自己亲自兼任总司令,张学良以副司令的身份,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晋绥陕甘宁的数十万国军围困红军。

  到底如何保护陕北根据地,红15军团发生了争执。

  政治部主任高岗认为,横山的敌军战斗力较弱,可以向北发展苏区,副军团长刘志丹支持高岗的意见。

  军团长徐海东却认为,现在陕北都被国军三面包围,所以重点不是发展苏区,而是打破国军的“围剿”计划,必须先打东北军,政委程子华支持徐海东的意见。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环境下,徐海东的意见是对的。

  因为高岗说的横山在榆林地区,再往北几十公里就是鄂尔多斯,现在的经济条件都不发达,更不用说革命年代了。

  如果听高岗的意见,红15军团的进攻方向放在陕北,那么国军的阵线可以趁机北进,用不了多长时间,便把他们困死在荒凉的陕北,整个陕北根据地也保不住。

  可要是听徐海东的意见向南进攻,打破国军的包围圈,那么陕北根据地就安全了,到时候也可以北上打横山。

  这个道路,当时的人可能懂,也可能不懂,但他们都是作战多年的老革命,我倾向于他们懂。

  关键问题在于,这场南征北进的分歧,已经脱离军事范畴,而是鄂豫皖红军和陕北红军的山头之争。

  争论几天,都没有争出结果。

  最后还是徐海东坚持自己的意见,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出来和稀泥,大家才勉强同意打东北军的计划。

  几天后,红15军团便在劳山伏击东北军,消灭3000余人,击毙师长何立中。经受这么重大的挫折,原本就战斗力不强的东北军,很快就没有战斗意志,所谓的“围剿”便打破了。

  而红15军团也成了每团拥有机炮连、每连拥有8挺轻机枪的富军团,东北军再次做了徐海东的经验包。

  现在来看,如果没有徐海东的意见和坚持,陕北根据地是保不住的,那么中央红军到陕北以后也没有落脚的地方,说不定要按照以前的会议结论,继续长征到苏联边界。

  到那个时候,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就完全改变了。

  所以“徐海东是革命的大功臣”,绝对不是一句恭维话,而是实事求是的描述,他是真的挽救了革命。

  4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和红15军团会师,随后便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借钱”事件。

  那时的陕北气温已经很低了,经过万里长征的中央红军,面临缺吃少穿的困境。后勤部长杨至成算了算,全部家底只有一千大洋,而要满足冬天的给养,至少需要三千大洋。

  周恩来非常着急,这怎么办?

  教员想起刚见面的徐海东,想着只能向徐海东借钱了,便提笔写借条:“海东同志。请你部借两千五百元给中央,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

  杨至成带着借条找到徐海东,他马上找来供给部长查国桢,问他还剩下多少钱?查国桢说还有七千大洋,徐海东命令他留下两千,给中央送去五千大洋。

  查国桢不理解,这些钱我们都不够用,送给中央我们怎么办?徐海东告诉他,我们都不够用,你想想中央是不是更困难?送去吧。

  这才解了中央的燃眉之急。

  教员借钱和徐海东送钱的事,对中国革命的意义,至今都被人低估。

  对,就是低估。

  中央固然面临缺衣少穿的困境,徐海东送钱固然解决了中央的燃眉之急,但区区五千大洋换不来大将军衔,也不值得教员记一辈子。

  即便徐海东不给钱,中央红军也有其他办法,数千人的部队,不可能被搞不到一些大洋。

  但是徐海东通过送钱支持中央的举动,意义就不可估量了。

  我们一直说红军是党指挥枪,但这是书面纪律,纪律要真正深入人心,需要无数的人去遵守,在遵守纪律的过程中加强中央权威,直到形成条件反射一样的潜意识。

  而在红军时代,中央权威其实是不足的。

  教员给徐海东写借条的时候,供给部长查国桢的态度就很说明问题,即便中央就在旁边,他先考虑的也是自己够不够用,而不是无条件服从中央的需求。

  一个管钱的供给部长都有这样的态度,更不用说掌管八万大军的张国焘了。

  张国焘是发自内心的认为,中央需要军队的支持,那么谁掌握了军队,谁就能代表中央。

  出现这种军阀主义思想,张国焘的投机思想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央的权威没有真正树立起来。

  注意,是真正树立起来,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树立权威需要不断的训练、不断的纠错、不断的调整,才能形成服从权威的习惯,日积月累才能做到如臂使指,红四方面军不服从中央权威,和常年远离中央有很大关系。

  事实上,红一方面军开始也不认识中央。

  教员的警卫员回忆过一件事。

  1930年中央派周以粟去和教员谈事,俩人在屋里谈了好几天。这个警卫员不认识周以粟,只听说是来传达中央指示的。他就很纳闷,红军是毛委员和朱总司令领导的,这是哪来的什么中央?

  身为教员的警卫员,都对中央缺乏足够的认识,更谈不上尊重,那就说明在广大基层群众的心里,中央是缺乏权威的。

  这时候就需要领导人以身作则,对基层群众进行训练,主动强化中央的权威,教员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功夫。

  张国焘没有革命的觉悟,便产生了军阀主义思想,中央的权威没有在红四方面军生根发芽,便出现另立中央的事。

  中央红军到陕北以后,不论是徐海东主动上交兵权,还是送去五千大洋,都是对中央整顿纪律的支持,对中央权威的服从。

  尤其是在张国焘南下事件发生以后,徐海东对中央的支持,更是有一种强烈的反差感,让教员认可、感动了一辈子。

  而且在革命遭遇严重挫折的时候,徐海东对中央的支持,足以成为一个典型案例,一面影响众人的旗帜。

  就像南宋刚成立的时候,朝廷缺乏约束军队的权威,岳飞服从朝廷命令的行为,让宋高宗赵构非常高兴,说朕不喜得地,喜将军知尊朝廷。

  明朝打江山的时候,大将军常遇春喜欢杀人,朱元璋告诫常遇春“克城无多杀”,常遇春攻克赣州以后果然不杀人,朱元璋大喜,专门写信表扬常遇春。

  朱元璋“大喜”的是常遇春不杀人吗?肯定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常遇春严格执行朱元璋的命令,尊重并服从南京的朝廷。

  领兵大将愿意听朝廷的命令,朝廷权威便能树立起来。

  徐海东送钱交兵权,让教员记了一辈子,原因也是徐海东“知尊中央”,他们是真正的同志。

  就凭这件事,徐海东授个大将军衔,绰绰有余。

  5

  1936年,徐海东继续刷东北军的经验,指挥红15军团击败东北军2个师、1个旅,基本打掉东北军的战斗意志,让张学良对“围剿”红军特别悲观。

  再加上地下工作的推进,这就有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不过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徐海东的军事成就便不多了,到了1940年更是病重到肺都肿起来,躺下盖被子都要吐血,只能在床上装个铁架,把被子盖到铁架上。

  教员给徐海东发了一封电报,让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此后也就退出军事舞台了。

  虽然在军史上有些遗憾,但在人生经历上,徐海东也不遗憾。

  很少有人能以短暂的人生,辉映漫长的青史,尤其是以短短数年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刻下深深的烙印,古往今来也不过陈庆之、王玄策、霍去病等寥寥数人而已。

  而1934—1935年的所作所为,足以让徐海东在共和国的青史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说不定再过千年,依然有人用徐海东的故事,勉励同时代的干部。

  这份成就的背后,是时代的机遇,也是个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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