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子明：宗教文化决定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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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657年，大唐“帝国双璧”的苏定方征讨西域，灭亡了西突厥。

　　大汉帝国双壁与匈奴上帝之鞭的故事，再一次上演。

　　西突厥的一支不服，举族西迁到了中亚，在伊斯兰教的滋润下逐步壮大，一路往西打去，在公元1070年攻陷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建立了土鸡前身的塞尔柱帝国。

　　基督教的信徒们将“黄祸”以讹传讹的回传到了罗马，变成了异教徒不允许基督徒朝圣，妇女们被轮奸，幼儿们被屠戮。

　　此时，欧洲的土地已经被封建主瓜分殆尽，贫富差距急速扩大，社会矛盾激化到无法调和，与东方的贸易也被突厥人切断，通货膨胀急速提升。

　　深陷危局的教皇乌尔班二世，趁机号召“文明世界”的基督徒们，团结起来去东方，驱逐异教徒，恢复主的荣光。

　　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后，王国鲍德温二世将所罗门圣殿遗址，交给了一群骑士驻扎，后来，这群骑士就自称为“圣殿骑士”。

　　不曾想，这群骑士却创造性的搞出了横跨欧亚大陆的现代银行。

　　早期，圣殿骑士们收取欧洲自由战士的钱，把他们送到中东作战，自由战士们劫掠到的财物，再由圣殿骑士们押运回欧洲。

　　后来，随着战争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圣殿骑士们又搞了一个汇兑系统，基督徒可以拿着支票，在上千个圣殿分舵随时兑换成当地的货币。

　　再后来，从储蓄到信贷，到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信托，从融资发债到外币汇兑，从财务顾问到国家征税，基本上现代西方银行能够从事的业务，圣殿骑士们都给倒腾差不多了。

　　最后，圣殿骑士的无序扩张，惹恼了法王，直接把他们给灭了，也缔造了西方著名的“黑色星期五”这个梗。

　　当然，今天文章不是想聊梗，而是想借此聊一下中西方宗教底层逻辑，所引发的政策导向不同。

　　中世纪的欧洲人大部分都是信仰基督，由于教义中的“原罪”和“救赎”思想，他们都有着要为主奉献和荣耀的动力。

　　教皇告诉他们，参加十字军可以赎罪，这让虔诚的基督徒们纷纷放弃了财产，交给同为荣耀主信仰的圣殿骑士们保管。

　　这种信任，基于双方坚定的共同信仰。

　　而通过基督徒的奉献，圣殿骑士们的实力不断扩张，他们通过从突厥人手里夺回与东方贸易线路，向这些基督徒们的投资给予了丰厚的回报。

　　大概，这就是最早的Fake it Make it之一。

　　而这也是我们普遍难理解的西方选择与病毒共存的根源之一。

　　整个西方的金融，是建立在对自由坚定的信仰上面，如果为了控制新冠病毒而限制了自由，那么以自由为基石建立的西方金融信仰都将面临崩塌的危险。

　　看看美国的股市和房地产，一旦如08年那样崩了，将爆发毁天灭地式的灾难。

　　相反，不同于欧洲的上帝，中国人自西周的周礼以来，近三千年的宗教思想都是祖先崇拜。

　　基督徒要向教会交十一税，中国人则给祖宗烧纸钱。

　　相比于西方信仰荣耀造物主，而中国的传统宗教信仰是荣耀祖先，干什么都是为了祖宗基业，为了社稷……

　　而这种荣耀祖先，又在随后的儒家思想中被进一步强化成为了“以孝治天下”。

　　在两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孝顺成为了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石，很多年轻人被逼婚的理由，都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甚至在古代，官员父母去世后要立即“丁忧”，居家隔离三年，不能出门、喝酒、吃席、洗澡，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东西方底层宗教信仰的不同，也导致了上层结构与政策方向的差异，相比于西方追求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稳定，东方更重视尊老与社会结构的稳定。

　　不同的出身与成长环境，使得不同的群体诞生了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也使得不同群体的忍耐度不尽相同。

　　更使得这几个月来，在小花梅、俄乌、中西医、开放共存的争执过程中，大家失去了一批又一批的朋友，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也在不断的加深。

　　双方的路径本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就像淮南的桔淮北的枳，有各自适合的土壤和受众群体。

　　只要内部统一意见，不要反复左右的摇摆，无论是相信上帝和自由，通过掠夺与贸易恢复，还是相信祖先与秩序，通过自力更生崛起，最终都有可能从这场疫情与金融风暴的浪潮中走出来。

　　但是，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和强调一遍，也是近期这个系列的写作初衷。

　　当我们选择了走祖先与秩序之路，就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准备暂时抛弃基于上帝和自由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捡起基于传统与秩序的红色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