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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君:“东北首富”的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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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3-26 11:45: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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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0月的一天,上海浦东的德隆总部,39岁的德隆创始人唐万新正毕恭毕敬地聆听“泛亚系”老总范日旭讲话。

  这一年,范日旭52岁,比唐万新大13岁,是投资圈公认的“教父”。

  此时,曾经不可一世的德隆系由于旗下金融机构发生挤兑,资金全面告急,唐万新紧急从东北邀请范日旭前来“救急”。

  范日旭听完唐万新关于德隆现状的介绍后,微微一笑,说:“你这几年搞了几个公司 ,不容易啊。”

  这话听着像是在夸唐万新,其实也是一种“范式凡尔赛”。

  不过,唐万新听后,只能苦笑。

  他听出了“范老师”的言外之意,那就是做企业要小而精,不可贪大,更重要的是企业不同业务之间必须建“防火墙”,这样出事时才能快速切割。

  看着一身休闲装,却派头十足的“范老师”,唐万新心悦诚服。

  毕竟在2006年之前的中国资本市场,如果有谁能让那些投资大佬心悦诚服喊一声“师父”,除了范日旭,不会再有其他人。

  能让唐万新服气,关键是范日旭在资本圈里,犹如一架“隐形飞机”,始终平安起飞,平安降落,雁过无痕。

  范日旭此时是公认的“吉林首富”,坐拥三家上市公司(吉林轻工、北方五环 、厦门国泰)和一家泛亚信托,资产高达上千亿。

  可范日旭在资本市场实在太低调了。

  虽然“泛亚”在圈内的投资实力有目共睹,可范老板始终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幕后“隐形人” 。

  当很多民营企业家暴富之后,恨不得让天下所有人都知道“老子最有钱”时,范日旭的名字却几乎不会出现在任何公开名单上,关键性的合同也都是心腹代签。

  不仅如此,他还在整个资本布局中有意开设了许多隐秘的“蓄水池”公司。

  所谓“蓄水池”,是指大量与实控公司明面上没有关联的公司,目的就是储备资产,以备不时之需;同时也承担为公司上市、暗地提供资金的重任。

  此类“蓄水池”多半通过“大肠包小肠”模式,隐蔽在庞大的资本市场之中,令人很难察觉。

  不过,此时唯唯诺诺的唐万新并不清楚,“范老师”已是外强中干,自顾不暇,帮不上啥忙。

  2006年年初,55岁的范日旭被长春警方正式通缉,最终在资本市场翻了船,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

  而这个被称为“中国索罗斯”的资本巨鳄,身上藏着很多秘密。

  2

  1951年12月,范日旭出生在长春市二道区的一个普通家庭,家中有一兄一妹。

  初中时,他赶上“上山下乡”运动,被迫离开学校去农村插队,随后通过参军入伍换来回城的机会。

  范日旭后来进入长春缝纫机厂,干起了最苦最累的“翻砂工”,靠着豪爽和义气结交了许多朋友。

  1978年,27岁的范日旭受不了没日没夜的重活,向周围30多位朋友借了2万多元,开了家小餐馆。

  只是此时的范日旭还没显示出经商的天赋,小餐馆很快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

  随后,他用剩余的资金开了家游戏机室,同时开了家录像厅。

  当时开录像厅的门槛很低,租个稍微大点的房子,弄部录像机、电视机,谁都能干。

  不过,录像厅市场竞争激烈,想要吸引大量的观众,就得想办法从南方倒腾几部“动作爱情片”,在正常录像片播放期间加点“料”。

  范日旭也一样,录像厅靠着各种来源不明的“动作爱情片”渐渐红火了起来。

  这期间,录像厅由于涉黄,范日旭多次被罚,让他很烦躁,觉得这份提心吊胆的生意实在没意思,想出去闯一闯。

  范日旭此时还有个不便明说的原因,前妻孙健家里背景深厚,可丈人家始终对没个正经工作的他态度冷淡,他想做点成绩出来。

  3

  1989年,海南开发建省的消息传到了范日旭的耳朵里。

  面对前十年自己没能力,也没资金把握住的改革风潮,范日旭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再失去新的机遇。

  38岁的范日旭仔细钻研了海南的所有信息,毅然南下。

  到了海南后,范日旭被当地的破旧模样惊呆了,很多场景让他想起老家的二道区。

  长春早年是东北的工业基地,厂矿企业较多,解放前后吸引了很多农民前来工作,并定居在各处,二道区就是最主要的居住区。

  这里的生活环境几乎和电视剧《人世间》中的光字片一样:破旧的房屋、泥泞的道路以及寸土必争的各类“违建房”。

  最关键是,破是破了点,但是压根没地方住。

  范日旭本想找个招待所落脚,可到处挂着“客满”的牌子。

  这让他忽然想到,既然每年有无数人涌入海南,那他们住哪呢?

  事实证明,范日旭的想法很现实。

  海南建省当年,潮水般涌来了10多万求职者,被称为“十万人才闯海南”,随后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求职者来海南“碰运气”。

  而此时海南所有的招待所均人满为患,后来者很多只能在大众浴室、桥洞、地下室等地勉强过夜。

  最终,范日旭四处找寻后,在海口找到一位老太太出租的私宅。

  这让他再次想起老家长春。

  改革开放后,二道区有些人搬走了,因为距离市区较近,加之本地人一代代地繁衍,房子一直供不应求,哪怕再破再旧也有人肯租。

  醒悟过来的范日旭通过一番“骚操作”,终于展示出他过人的投机意识。

  4

  范日旭住下后,靠着东北人特有的热情赢得了老太太的好感。

  他听说老太太手里还有6间要出租的平房,劝说她将房全部租给他,租期6年,期满后归还24间房。

  租借6间房还签下长达6年的租房协议,他只支付给人家很少的一点租金,基本就是“白嫖”。

  至于范日旭到底如何“搞定”老太太,不得而知,只能说他确实是个“社交牛人”。

  等房子到手,范日旭掏出仅有的积蓄,将6间平房统统加盖三层,变成了24间房,然后加价出租,当起“二房东”。

  此时的范日旭已经盘算好,他以低于市场价的房租将房子以六年为期租借,这样就能快速拿到巨额现金;接着他再拿着这笔钱去谈其他的房东,以一次性支付多年房租为条件,再快速拿房转租。

  这一整套行云流水般的转租模式下来,很快便积累了上百万的资金。

  范日旭也从“空手套白狼”的套路里摸到一点资本市场的门路,逐渐明白:赚大钱不难,只要瞅准政策,敢于玩“资本杠杆”,再难啃的骨头也能刮下二两油。

  不过,真正让范日旭在资本市场“一战成名”的,是他帮助海南政府建设出租车公司的故事。

  在琢磨海南人居住问题的同时,范日旭还在考虑海南的出行问题。

  此时,海南还没一家像样的出租车公司,人们出行除了几条单一的公交线路,就只能搭乘“摩的”。

  普通人坐坐摩托车也无所谓,可那些来海南动不动就是谈几百万大项目的老板、企业负责人还坐摩的,确实有些面子上挂不住。

  或许是受到当时牟其中拿轻工产品换俄罗斯飞机的启发,范日旭主动通过中间人找到海南负责交通的领导,表示自己愿意免费帮当地成立出租车公司,条件是政府方面得给自己一个正式批文。

  海南也正为自己落后的交通体系感到着急,见有“财神爷”上门,忙不迭答应。

  拿到批文的范日旭转身就去了一家北方的汽车制造厂,那家厂也正在为自己的产品滞销而苦恼。

  凭借这纸批文,范日旭再次说服对方同意将汽车赊账给自己,等盈利后再分期偿还车款。

  这个操作其实和他当初对付房东老太太的套路如出一辙,只是牵涉面巨大,影响力也更广。

  如果说,这些投机行为只是范日旭在资本市场“试水”,那么真正让他驰骋资本市场的,是后来回到东北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

  海南出租车公司运营后,范日旭算是挖到资本市场的“第一桶金”,开始在海南陆续成立了海南顺丰联合等一批公司,准备正式进军资本市场。

  1992年,28岁的唐万新其实也站在了资本市场的门外,相继成立了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和乌鲁木齐德隆房地产公司,这是“德隆系”最初的起点。

  5

  福贵不归乡,如锦衣夜行。

  41岁的范日旭这年回到老家长春,风光无限,已是人们眼里的“成功人士”。

  选择回东北发展,不仅仅是因为自己今非昔比,而是他在海南时就嗅到国家刚推出的股份制和上市概念,感觉这其中的油水更大。

  从1990年开始接触股市的范日旭,一边在资本市场“修炼”,一边默默等着机会。

  这年,范日旭在得知吉林省轻工业进出口公司(吉林轻工前身)将进行股份制改革的消息后,像闻到腥味的猫,立即生扑过去。

  此时东北很多企业对股改、上市既陌生又不安,迫切希望有实力又有能力的“高人”前来指点。

  手握上亿资金,又是家乡人的范日旭显然是首选。

  实际上,今天我们提到资本市场这个“系”、那个“系”,几乎都是发迹于此时。

  无不是利用当时国有企业面对股改的迷茫和不知所措,通过资本杠杆推动企业上市的同时,获取了巨额利益。

  深谙人性又十分“懂规矩”的范日旭随即通过旗下的海南顺丰联合公司,成为吉林轻工发起人之一,并通过关联公司最终持有了控制权。

  吉林轻工的股改项目最吸引范日旭的或许不止是“钱”景,而是项目中包含的原单位——长春缝纫机厂,那是他最难忘的人生经历。

  作为外出闯荡多年的范日旭,其实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渴望能为家乡建设出把力。

  只可惜当年的长春没啥招商意识,丝毫没意识到富豪老乡范日旭就在不远的吉林市。

  还是时任吉林省人大副主任徐元存向长春市市长米凤君介绍了范日旭,恰好长春要举办第九届全国冬运会,这才促成双方的长春市体育馆项目。

  只是范日旭没想到,家乡长春,既是自己财富的发迹地,也是自己的“麦城 ”。

  面对家乡政府的邀请,范日旭显然十分激动和开心。

  此时,还在海南负责出租车项目的王世渝某天突然接到范日旭的电话,要他“立刻、马上从海南飞回长春”,说是“要干件大事”。

  见到范日旭,王世渝至今都记得对方掩饰不住的兴奋,大谈长春有多么落后,自己将如何在家乡拳脚,全然忘记海南还有一摊子房产、出租车和贸易项目正在进行。

  1993年6月18日,范日旭决定投资5500万建设长春市体育馆,作为交换,长春市政府则向范日旭麾下的长顺体育转让周边的五个地块进行配套开发。

  站在王世渝等投资者角度看,长春当时地价不高,5000多万足够买下转让的地块,协议根本就是一个“公益项目”。

  话说回来,带着回馈家乡目的不假,可范日旭也不傻,肯做这个看似亏钱的“买卖”,也不真是做公益,其中还有他的“小算盘”。

  范日旭此时已经瞄准了几家上市公司,他想收入囊中,可缺乏合适的“背书”。

  而长春市体育馆这个当时规划为“亚洲最大体育馆”的项目实实在在为范日旭带来了巨大声誉,成为他后续资本运作中最重要的证明。

  6

  1996年3月,范日旭利用旗下两家海南公司,通过受让方式成为上市公司厦门国泰的大股东,并拿到公司的控制权。

  不用说,都是体量巨大的长春市体育馆项目为范日旭做了很好的“背书”。

  1996年,其实也是中国的“风投元年”,无数资本开始萌动。

  受到香港即将回归的利好消息,以及大批完成股改的上市企业影响,中国证券市场正牛气冲天。

  消息灵通的人还打探到国家将于2000年设立创业板,更让“风投”变“疯投”,连续在项目市场上高位进入。

  范日旭作为最早一批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拓者,此类消息不绝于耳,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1996年7月,范日旭旗下的长春北方五环实业股份公司上市,筹集资金1.42亿元。

  靠着“不禁即可为”的心态以及巧妙地“钻”政策空隙,范日旭在资本市场陆续掌控了数家上市公司。

  这也是那个时代许多企业家都曾走过的路:善于钻研,通过某些利益输送完成资本布局。

  虽说已经踏进资本市场的大门,可范日旭的心思并不在公司经营上,不仅多次缺席上市公司的重要会议,还悄悄抹去自己在这些公司内部信息。

  显然,范日旭也很清楚自己某些“手段”并不好看,竭力想掩饰官商勾结的痕迹。

  他此时的心思是真正找到一艘能遨游资本市场的“大船”,以及更为快捷的套现渠道。

  1997年上半年,国有信托公司转制,范日旭再次盯上了这块“肥肉”。

  此时,吉林国投转制为有限责任公司,范日旭以旗下的厦门国泰、北方五环等几家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吉林国投2亿元股本中的35%;借助吉林国投和新华证券,范日旭又入主长春市农行信托公司,并将其改制为泛亚信托。

  虽说不是搞金融出身,可范日旭对泛亚信托经营十分上心,因为“他把这家本属于社会的金融机构的钱看成是自己的”。

  有了信托机构“背书”,范日旭在资本市场玩得越发娴熟,开始自己“做庄”。

  2000年,将收购的厦门国泰转手,800万的资产转卖了8700万,获利10倍;随后又将北方五环的壳资源出手,卖是没卖掉,可靠卖概念在二级市场圈了大把股民的钞票,还通过抵押资产的形式,将债务转给了放贷银行。

  类似事情,范日旭在资本市场没少干,手上各种壳资源基本被他卖了个遍,随之成为手握千亿资金的“吉林首富”。

  可摆明就是“圈钱”的泛亚信托却一次次逃过监管,安然无恙。

  2001年,国家有关部门对混乱的信托公司进行整顿,将150多家信托机构锐减为58家。

  本来整顿名单上就有泛亚信托的大名,可因为某些原因,泛亚信托逃过一劫,成为为数不多的民营信托公司之一。

  7

  一环套一环。

  范日旭利用旗下的白山航空为发债主体,由泛亚信托代理发行,数年内共分五次发行了2.5亿元的企业债券。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范日旭因“非法集资”被捕后,2亿多的债券,其中6000万被法院认定合法,其余1.9亿才是非法集资。

  背后的情况很复杂,因为“借名发债”最开始是长春市政府默许的。

  同意的原因,是长春市政府没将之前说好的地全部交给范日旭,只能同意其放债,算是某种补偿。

  1998年,范日旭看中的体育馆附近那几块地因为规划原因无法交付,只能以置换方式换其他五块地。

  范日旭同意了,并于同年完成了其中两块地的置换。

  可到了2000年,由于有关方面的要求,他突然被告知,另外3块地“20 年内不能开发”。

  这下让范日旭有些傻眼,他那时资本市场玩的有些high,资金链出现问题,就把手上仅有的10多亿资金全部抽调到这3块地的运作上。

  面对肆无忌惮发债套钱的范日旭,吉林省以及长春市有关部门也很无奈,只能劝说范日旭要“发新还旧”,不能损害老百姓的利益。

  范日旭也有些恼火,当初是你们同意拿地换我的投资,也是你们同意放债,咋说啥都是你们对呢?

  不过面对领导们的谆谆教导,范日旭还是给足面子,同意“发新还旧”,尽量不出现兑付风险。

  2003年,由于整顿后的泛亚信托重新注册不能继续发债,范日旭通过整合中兴信托与焦作信托设立了银通证券。

  银通证券成立不久,在其重组尚未完成时,范日旭便大肆开始以各种金融手段来快速套现资金。

  其中包括在没得到任何审批的情况下,私自推销一个年收益率5.1%的信托计划,这也是他后来案发最主要的“罪证”。

  再精巧的设计,在严格的监管面前,都有黔驴技穷的时刻。

  此时的国家金融管制措施越发严格,范日旭想再次重返资本市场,就必须完成银通证券重组。

  2005年,经过近3年的努力,银通证券依然重组失败。

  这时,监管机关登门清查泛亚信托资产情况,原本就岌岌可危的“泛亚系”资金链条彻底断裂。

  而最终无法兑现的债券项目,成为压倒范日旭的“最后一根稻草”。

  8

  2005年年底,54岁的范日旭借探望在美生病的母亲,出走美国,随即被吉林警方通缉。

  2006年2月23日,泛亚信托被吉林派驻“工作组”全面接管。

  曾经辉煌又隐蔽的“泛亚系”浮出水面才半年,就轰然倒塌。

  同年年底,有记者在北京见到了悄悄返回国内的范日旭。

  在他一番自己是因为追债才被人“陷害”的无罪辩护后,要求记者帮他写本书,证明本人清白。

  记者自然表示了拒绝,范日旭也无所谓,表示自己最终会“摆平一切”。

  2007年11月,范日旭在北京郊区的一处别墅被吉林警方正式逮捕,押回长春。

  事实证明,他并没摆平所有的事。

  更讽刺的是,就在范日旭被捕的前一年,2006年4月,在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证券案件中,42岁的唐万新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德隆系”也宣告破产。

  与范日旭同时代的资本玩家,此时几乎都因陷入政治与资本的漩涡中而崩坍,留下了无数让人唏嘘的背影。

  2010年8月,59岁的范日旭因合同诈骗、欺诈发行债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虚报注册资本、单位行贿罪5项罪名,被判处10年徒刑。

  从检察机关指控上来看,这是一个“股市大鳄”所能涉及的全部罪名。

  2018年3月,67岁的范日旭刑满释放,而中国的资本市场似乎早就忘记了这位“教父”,无人探访。

  或许至今忿忿不平的范日旭确有自己所谓的“隐衷”,但当他在股市和债券市场疯狂割韭菜时,在津津乐道自己的本事时,不知道有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身陷囹圄的一天。

  还是那句话,一切玩弄资本的人,终将也被资本玩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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