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博：粤江浙，哪些城市更“体制内”？

lameihua

　　前几天，我曾在本号发表了题为《“体制”越强大，投资价值越低！》的文章，通过各地住房公积金“体制内缴存人数占比”，分析了哪里的“体制强度”更高。（点击查看）。

　　有读者留言，希望我们发布一下“体制强度”最低的三个省——浙江、江苏和广东各城市的数据。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查阅了三个省所有地级市的2020年住房公积金年报，计算了每个城市的住房公积金“体制内缴存人数占比”。

　　所谓“体制内”是指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比如广东省揭阳市的2020年公积金年报中说：

　　缴存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58.61%，国有企业占14.10%，城镇集体企业占0.62%，外商投资企业占0.97%，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9.11%，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0.67%，灵活就业人员占0.04%，其他占15.88%；中、低收入占97.96%，高收入占2.04%。

　　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揭阳市住房公积金“体制内缴存人数占比”至少是72.71%。公立学校、公立医院也属于“体制内”，但各地信息披露没有列明它们的归属，我们不知道公立学校、公立医院是否计入了“事业单位”，还是放在了“其他”里。

　　一般来说，体制内单位都会给在编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而且比较高；体制外的单位，尤其是小微企业，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比重比较小。

　　三省的统计数据如下：

　　广东省有21个地市，江苏省有13个地市，浙江省有11个地市，三省一共是45个地市。

　　“体制强度”最高的前11个城市里，除了徐州之外全部为广东的城市，而且基本上都是广东经济欠发达地区。

　　这证明了我们之前的结论：经济越落后、产业结构越单一，“体制强度”越高。这些城市基本上呈现出“体制之外无世界”的状态，民企、外企不发达。

　　“体制强度”最低的城市是苏州，不到12%。苏州的外企比较发达，而外企给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比例高于民企。

　　“体制强度”较低的城市还有：常州、东莞、深圳、无锡、杭州、佛山、惠州、宁波。它们的体制内缴存人数占比，都低于四分之一。

　　我们认为，“体制强度”低于33%，也就是体制内缴存人数占比不超过三分之一的城市，其经济、社会结构都是健康的。

　　所以，表格里扬州及以下的17个城市都是健康的、正常的。这17个城市，基本上涵盖了三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有两个城市例外——浙江金华（义乌）和浙江温州，它们的体制强度都超过了33%。

　　这两个城市特殊性在于，有大量的自主创业人士。这些人倾向于认为“住房公积金”使用起来限制较多，他们买房习惯用商业贷款，所以普遍没有缴纳住房公积金。

　　“体制强度”越低越好吗？

　　也未必。

　　“体制强度”太低，说明城市的行政级别低、国企太少，经济结构可能过于依赖外资（外企普遍缴纳住房公积金）。

　　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城市发展机遇跟城市级别、国家规划中的定位密切相关。

　　苏州、常州、东莞“体制强度”最低，但城市定位也都不高，苏州东莞甚至连民航机场都没有，即便想建机场也很难获得批准。

　　南京、广州、杭州和深圳的结构，才是更健康的。比如深圳，虽然体制强度不到17%，但全城“体制内”缴存公积金的人数达到了110万（相当于杭州的2倍），这说明深圳的“体制内”也是很强大的。

　　“体制内”很强、“占比”又不太高的城市，才更有竞争力和发展后劲。

　　下图是中国50个经济总量比较大的城市，体制强度排行榜。上海的指标也非常健康；北京虽然体制强度略偏高，但整体上也在合理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