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汉城：今天，我给南宁市委书记打了个电话！太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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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我亳（bó）州市委书记杜延安打了一个电话。

　　接我电话的不是话务员，也不是秘书，而是杜书记本人。

　　虽然对话只有短短几分钟，但杜延安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语气非常谦和，像邻家大叔一样亲切。

　　其实，我根本不认识杜书记。打电话过去，只是想看看他公布的手机号码是否真实有效。

　　2月8日，亳州召开全市 “三严三实”“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作风建设专项行动推进会议，向社会公开了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共81位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涉及到各个“条块系统”。

　　此前一天，《南宁日报》公开刊登了市委书记、市长、各县区一二把手等46位党政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

　　实际上，“官员自爆号码”并不是新鲜事儿。

　　从2007年开始，眉州、承德、长沙、益阳等地都干过类似的事情。

　　不过，多数案例一定程度上都存在局限性，有不少是局限在县区一级，或者是在抗震救灾、疫情防控、高考应急等特定任务之下。

　　像亳州和南宁这样走“全市域公开、多方位事项、长时段运行”路线的，并不多见。

　　同等量级的，似乎只有十年前的长沙。

　　为什么今年会有如此密集的城市公开干部号码？

　　这背后隐藏了哪些重要的信号？

　　虎年开工第一天（2月7日），广西首府南宁市就发出一声响亮的“礼炮”，一下子公布了46位党政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

　　本人亲测有效。

　　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

　　为何向来比较低调的南宁，具有如此大的魄力？

　　《南宁日报》是这样解释的：“为及时解决企业发展、项目落地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建立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直通车’，全市企业可随时拨打电话反映营商环境存在的问题，各级领导同志将竭尽全力为企业排忧解难。”

　　言下之意，就是要给企业家们当好“店小二”。

　　而此时加大马力优化营商环境，或许是为了更好的招商引资，吸引企业落户，壮大实体经济，从而带动地方发展。

　　在这方面，南宁确实是比较急的。

　　根据戴德梁行的统计，2020年南宁甲级写字楼的存量有218万平方米，这一数据高于武汉、南京、青岛、宁波等万亿俱乐部成员，是大连、济南等两倍以上。其空置率高达48.9%，在统计的近二十个重点城市当中排名第一。

　　与此同时，南宁多个工业园区也出现了闲置的现象。

　　南宁下边有一个县叫做横县（现在撤县设市了）。据当地工信部门的统计，截至2019年7月其标准厂房闲置率达到58.41%，排名全市倒数第二。

　　而作为南宁三大国家级开发区之一的广西—东盟经开区，同期的标准厂房空置面积共483740平方米，空置率达60.91%。

　　南宁之所以面临着空置率的压力，跟它的地理区位等先天条件有很大的关联性。

　　首先，南宁位于西南边陲，交通位置并不算好。

　　虽然南宁到北部湾的直线距离只有100多公里，跟广州到南海的长度差不多。

　　但由于南宁并没有直达北部湾的天然河流，南宁实际上距离出海口至少在六七百公里以上。这种偏远程度，已经相当于江西省九江市到长江出海口了，是一个内陆中的内陆城市，

　　因此，广西乃至云贵川的大宗商品货物，多是经贵港（桂平）和梧州，再到广州出海，不需要经过南宁，缺乏水运上的交通枢纽地位。

　　这个地理条件上的天然短板，影响了南宁对于中低端产业的招商引资。

　　像之前珠三角的陶瓷产业在梯度转移过程中，就更宁愿落户梧州，而不是南宁。

　　其次，南宁的历史积淀较为薄弱，做省会的时间还不如桂林长。

　　定为广西首府时，南宁市区面积只有5平方公里左右，人口不足10万，说是南宁村都不夸张。

　　加上当年特殊的历史阶段，南宁长期处于边防前沿阵地，难以获得国家重大投资。1992年，南宁才获批进一步对外开放，实行实行沿海开放城市政策，大开发时间比较晚。

　　直至今日，省会南宁的工业实力居然不如其他兄弟城市。

　　2020年，柳州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501亿元，南宁为1084亿元。广西最有名的三大工业品牌（柳钢、五菱、玉柴），都不在南宁。

　　南宁，实在太不容易了。

　　事实上，早在2019年12月的南宁市第十期电视问政中，当地就坦承在实施“强首府战略”中，南宁各县区存在一些工作未落实到位情况，主动暴露了工业园空置率，以及营商环境方面的一些不足。

　　从那个时候起，南宁就开始直面问题，盘活工业用地。

　　当然，如果想要更快的解决，或许需要更强的决心。

　　2021年11月，南宁新帅上任。

　　没过两三个月，南宁就显示出了更大的力度，面向全社会公布数十位干部的手机号码，力争交出了一份更为壮丽的“南宁答卷”。

　　尽管挑战不少，但南宁也有自己的机遇和努力。

　　2019年8月，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 。

　　广西自贸区有三大片区，最核心的南宁片区，面积高达46.8平方公里，发展定位是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核心区和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重要节点。

　　新冠疫情爆发以后，许多城市都瘫痪停摆了，但南宁人却更加努力拼搏，取得了一系列好成绩。

　　2021年，南宁市开通了华南地区首条无人驾驶全自动地铁线路，工业投资增长了21.2%，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了24.9%。

　　不久前，南宁开通了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直通车”，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公布了市县开发区主政干部，以及纪委书记（纪检监察组组长）的手机号码。

　　直通车开通后，不少南宁企业对该项创新举措给予称赞。

　　2月9日，南宁有位企业家向媒体表示：“企业在发展中有时需要进行快速决策，‘直通车’可有助于缩短企业诉求的解决时间，这对企业抓住发展机遇非常有利。”

　　除了激活存量，南宁更想开拓增量。

　　南宁强调，未来要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承接更多产业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

　　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后发地区最好的突破方式就是筑巢引凤，千方百计吸引先发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从而实现先富带后富。

　　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八九十年代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腾飞，莫不如此。而现在终于轮到广西南宁了！

　　回到亳州这边。

　　据说亳州市要求所有领导亲自接电话。

　　亳州市委书记更是表态“一定要把群众、企业家当成家里人，他们反映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家事”。

　　不得不说，亳州此举让外界刮目相看。

　　那么，全国有近三百个地级市，为什么偏偏是名不见经传的亳州？

　　我想，这可能跟安徽以及合肥近年来的变化有关。

　　之前我们曾写了一篇深度分析文章（收录在新书《谁是中国城市领跑者》中），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指出合肥的风投模式，引起了全网轰动，时任合肥市委主要领导给我打电话，深夜欢谈此事。

　　之后大量洗稿文出炉，甚至有抄到百万点击率的。由智谷趋势煽起的这一下翅膀，一下子把合肥推向了网红城市。

　　合肥模式简单点来说，就是在全球产业链当中，中国处于第二梯队，发达国家总是把最先进的技术掌控在自己手里，能卖给中国或者跑来投资开厂的，经常是过时的技术或者是落后了一个世代的生产线。而合肥又非沿海发达地区，更是第二梯队中的第二梯队。

　　如果循规蹈矩，被动式的承接，合肥永远都不可能站在全球制造业的前沿。

　　这种天生跛脚的出身，逼得合肥不得不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经常做出“冒险性”的决策：

　　以地方融资平台为桥梁，通过政府出钱主导融资的方式引进行业巨头，再撬动上下游企业落地。

　　即便这个巨头，正陷入困局或者备受争议。只要看准了，就不惜一切代价。

　　这种地方合伙人模式助推合肥迅猛发展。

　　以前合肥总是被嘲笑为“名字最土的省会”，全中国最大的“县城”。

　　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产业，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三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之一，拥有长鑫存储等“国之重器”。

　　21世纪以来，合肥在全国的GDP排名从82名跃升到了第19位。如此大的进步，在全国所有省会和直辖市中，是妥妥的第一。

　　（合肥的米字型高铁枢纽）

　　与此同时，安徽省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大有提升，二十年前是被江浙沪集体斜视的落后省份，二十年后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战略要地。

　　每天都有不少地方慕名而来，想要学习复制。

　　合肥从一个边缘型城市，变成了历史舞台的核心角色。

　　这种变化，我相信对于省内其他兄弟城市来说一定有非常大的震撼。

　　原来，小地方真的也能逆天改命，创造奇迹！

　　不久前，亳州党政代表团赴合肥市考察学习。亳州方面指出，近年来合肥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辉煌，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合肥速度”“合肥现象”“合肥震撼”。

　　“合肥是安徽发展的领头羊，是我们对标学习的榜样。”

　　渴望跟合肥一样跨跃式发展，或许正是此次晒手机号码的契机。

　　这不得不令我想起了义乌。

　　义乌的地理区位可以说非常一般，山区，不沿海，又没有大江大河经过，怎么讲都不是很利于商品的流通，更不要说成为世界贸易网络中的超级枢纽。

　　自然的市场规律，老早就给义乌定下了天花板。

　　但是，义乌愣是奇迹般的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被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确定为世界第一大市场，每年都创造出极大的出口额度。

　　那么，义乌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里头，地方政府的服务精神绝对最大的因素之一。

　　早在国家的转型时期，当地就顶住重重压力，在全国率先开放小商品市场；同时，还提出政治上鼓励、资金上照顾、技术上指导、税收上优惠、法律上保护等扶持政策。

　　多年来，义乌在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开创和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

　　比如，率先开展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率先开展水权交易，率先引进民间投资盘活政府无形资源，率先公开选举外商和外地打工人员参政议政，率先进行户籍制度改革……

　　靠着“无为政府”和“有为政府”的结合，义乌打赢了一场落后地区的完美翻身仗。

　　尽管公布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并不是大事，但却从侧面反映了亳州想要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渴望。

　　它象征着当地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决心。

　　亳州方面的原话是这样的：以真抓实干作风办好民生实事，以一流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发展，把能力作风建设成效转化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工作成果，努力推动亳州各项工作在皖北走前列、全省站前排、全国有影响。

　　加油，华佗、曹操的亳州！

　　在南宁和亳州身上，我看到了长沙的影子。

　　2011年12月30日至2012年2月初，长沙通过登报、上网等形式，公开了长沙市、县、乡多位领导干部的联系方式。

　　你知道共同涉及多少人吗？

　　5268名！

　　几乎把整个家底都露出来了。

　　而且还详细到姓名职务、岗位分工、办公地点、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

　　为了工作落实到位，长沙市纪委更是制定了一套管理办法：官员电话长期无人接听或呼叫不通、长时间非本人接听、接听电话敷衍或者态度恶劣遭群众投诉的，市委群工办将予以查处。对群众反映问题不及时处理造成重大影响等恶劣后果的，将被列入行政问责范畴追究当事人责任。

　　其魄力之大，不敢说空前绝后，也是史无前例的。

　　为什么长沙要大范围公布官员手机号？

　　这和一部法规有关。

　　2011年4月，湖南省人民政府第81次常务会议通过了《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这是中国首部把政府服务固定为法律义务的省级政府规章。

　　《规定》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注重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严格市场监管，改善经济调节，全面正确履行职能，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方式，依法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作为省会城市，长沙以前所未有的责任担当，为湖南乃至全国其他城市做出了表率。

　　自此以后，长沙就喊出了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口号，用政府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满意指数，尽力打造24小时“不打烊”数字政府，推动了长沙市各项事业跨越式发展。

　　而十年前公开号码的举动，似乎正是长沙历史进程中的一道分水岭。

　　长沙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迈入了飞速发展的新阶段。

　　过去，长沙市只是内陆地区的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省会，十年后长沙已经成长为GDP过万亿、常住人口过千万的新一线城市。

　　十年前，长沙的营商环境在全国排二十名以外，十年后跃升为全国第九。

　　十年前，长沙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争取到龙头企业落户。如今，世界500企业的数量已经突破至165家。

　　十年前长沙大学生羡慕北上广的光鲜靓丽，十年后北上广的白领被长沙的低房价、高颜值深深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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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七一主题灯光秀（图片来源：@雾非雾）

　　在长沙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公布干部手机号码可以说是一个城市蜕变的前奏。

　　所以，展望未来，南宁和亳州是否会成为下一个“长沙”，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