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和：2021年人口仅增长48万，低生育到底是不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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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初，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全国人口数据。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我国人口净增长仅48万。在舆论层面上，这个数据又引起了一波关于生育下滑的讨论。但我们观察发现，那种从国家经济、民族未来层面出发的分析和政策建议，已经很难在舆论场中获得认同，反而会让人反感。

　　那么，在当下关于低生育的讨论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我认为是由于理解的缺位。

　　生育，是一种个人选择。生还是不生，什么时候生，是个人自己的事情，不希望被他人指指点点。每个人都会根据自身的境况出发，做出属于自己的生育决策。其他人能不能代替个人做选择？当然不能。当经济学家在说低生育的时候，把低生育当成问题的时候，年轻人，尤其是女性会感觉被冒犯，自己的生育自由被别人指指点点。因此，这个话题让人反感。

　　当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第一个就是需要以尊重个人的生育自由为前提。

　　第二就是，重新考虑低生育到底是不是一个问题？

　　如果低生育是自然发展的结果，是所有人自由选择的结果。那么我们可以说，低生育没有问题。不用总是揪着这个问题不放。人们自由选择，爱生几个生几个，跟别人没有关系，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更何况，现代女性有更多有价值的事情可以去追求。

　　第三，我们重点要关注的是，这个现象的不正常的方面。当下，人们这么关注这个话题，是因为在这个话题上，承载着很多其他的问题。“低生育”就像一个不容易解开的绳结，当下很多社会经济问题，都在这里纠缠成一团。我们重点要关注的是，有哪些不合理的因素，破坏了属于我们个人的生育自由选择权，让我们感到难受、别扭和压抑。

　　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生育、养育的成本在不断地上升。

　　这其中，最重要的成本，可能就是居住成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 4100元，其中人均食品（包括烟酒）支出7178元，占比29.8%；人均居住支出5641元，占比23.4%。居住和食品占据了居民消费支出的大头，超过50%。这还是城乡居民平均之后，农村居民居住成本较低，年平均大概是在三千元左右。城镇居民居住成本是被平均了。

　　生养一个孩子，在最基本的情况下，意味着家庭居住面积需要扩宽。用于居住的支出需要增加。而且在教育资源和住房挂钩的当下，也意味着，家庭哪怕掏空钱包，背上负债也要在城市购买一套房。这也是最大的成本。

　　以房价收入比衡量。国际上一般认为，房价收入比在3-6倍之间，是比较合理的。而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房价收入比排在前五的城市，房价收入比都在30以上，这也意味着，在这些城市，普通家庭要不吃不喝30年以上，才能供得起一套房。

　　而居住成本为何居高不下。无疑和土地资源的集中供应，以及这些年的货币放水有关，这些因素就是对生育的自由选择的一种扭曲。

　　中国人普遍对孩子教育投入很高，这也是一项重要成本。汇丰银行（HSBC）一份2017年的报告显示，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支出，以4 2892美元位居全球第六。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香港，父母平均为孩子教育花费超过13万美元。

　　那么，为什么中国家长要为孩子的教育投入这么多金钱、时间？是否和当下社会阶层相对固化，向上通道缩窄有关？是否和职业道路单一化，众多孩子只能走高考这条独木桥，在学历上向上爬，才能取得成功有关？

　　此外，生、养的机会成本也是不得不考虑的。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高达68%，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约为59%，德国、法国都在50%左右，日本更低，约为48%，印度只有29%。

　　那为什么中国女性就业率这么高？不仅高于许多新兴经济体，也高于不少老牌发达国家？是否因为，当下的环境下，一个家庭光靠男性的收入，很难支撑起家庭开支，所以很多女性在结婚后也需要工作，分担家庭开支？

　　女性劳动参与率高，生育的机会成本就比较高。比如前段时间，部分地方政府出台政策，延长产假。本意可能是为了提振生育意愿，但最终结果可能是，由于需要企业来承担产假延长的成本，女性因此在就业市场上受到歧视。这样，对女性来说，生育可能导致职场机会的损失，有很高的成本。这种政策反而增加了对职业女性的惩罚。

　　前面说的，都是一些不合理因素，对生育的自由选择的扭曲。低生育，真正需要解决的也是这些不合理因素。

　　还有一些导致生育率降低的因素，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过去，生育率较高是因为生产率低下，家庭生育更多人口，意味着更多劳动力。在国家战争，或者邻里冲突时，也意味着更多武力。并且，婴幼儿容易夭折，也要多生来抵消。国家无法提供福利保障，也有养儿防老的需要。

　　如今，这些问题不再需要通过生育来解决。人们对生育的需求自然也就下降了。并且，社会观念在进步，生育甚至婚姻，都不再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人们可能在其他方面追求自我实现和现世幸福。

　　说了这么多，面对当下人口出生率不断下滑的局面。政策制定者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不能光从民族未来、国家经济状况，这些大的层面，思考生育率。要尊重个人在生育上的自由选择。生还是不生，这更多是个人的选择。在出台政策时，不要把家庭、女性架到道德的火焰上烘烤。另一方面，如果生育率下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那也无可厚非。我们要真正解决的是，那些对生育率的不合理的扭曲。如公共资源的不合理分配，教育等公共资源和住房绑在一起，增加家庭的教育成本。再比如，幼托资源的稀缺，导致养育的私人成本过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