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炎：明宣宗扫黄为何失败

大参考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扫黄，无疑是明宣宗朱瞻基发起的，时代背景是：太祖曾于金陵广设“大院”（青楼），后称“旧院”，为推而广之，据传太祖还亲自撰写对联以彰其事，曰：“此地有佳山佳水，佳风佳月；更兼有佳人佳事，添千秋佳语。世间多痴男痴女，痴心痴梦；况复多痴情痴意，是几辈痴人。”皇帝劝嫖，倒也新鲜。

　　其后历建文、成祖、仁宗三朝，凡五十余年，世风浮华，积弊多矣，尤以士大夫沉沦为甚，进而严重影响到了吏治----国家政纲松弛，官员日益淫逸，终日纸醉金迷，纵情享乐，无心政务。

　　如侯甸的《西樵野记》云：“国初于京师尝建馆十六楼于聚宝门外，以宿商贾。时虽法度严密，然有官妓，诸司每朝退，相率饮于妓楼，咏歌侑酒，以谋斯须之欢，以朝无禁令故也。厥后漫至淫放，解带盘薄，牙牌累累悬于窗槅，竟日喧呶，政多废弛。于是中丞顾公佐始奏革之。故挟妓宿娼者有律耳。”

　　顾公佐即是宣宗朝名臣。

　　宣宗即位后，为了挽救逐渐衰败的王朝，于公元1429年，采纳了顾公佐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大规模扫黄运动。他下诏查封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许多妓院，废除原有的官妓制度，禁止官员嫖妓宿娼。法令很严厉：“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宿娼者罪亦如之”。

　　这次扫黄虽然起到了一定的震慑效果，比如抓了一批官员，贬了一批官员，遣散（送亲）了数以万计的妓女，官风吏治亦有了明显好转。但遗憾的是，这种良好的势头并未持续多久，第二年，除了多了几条律令之外，其他的一切又外甥打灯笼----照旧了。那么，明宣宗失败在何处？今日有司又该从中吸取哪些教训？

　　明宣宗的失败，不外乎以下几个短板：

　　一，抓了小虾米，放任大鲨鱼。

　　比如诏令发布以后，倒霉的都是一些小京官和地方官。有个新科进士叫陶成，宝应人，因为效法宋代柳永专门为妓女写情诗，被举报而入狱，从而被剥夺了做官的资格。而当时主政的内阁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青楼常客，却稳坐官位，跟没事人似的----对这些高官来说，不能去青楼，那就不去好了，大不了多纳几个妾，钱花在谁身上不是花？

　　不能一碗水端平，上头保护伞还在，下面就会有人托门子找靠山，扫黄反而成了部分官员受贿敛财的新渠道，吏治又何能清明？

　　二，扫黄不深入，死角到处有。

　　比如诏令取缔官妓（营妓）制度，但教坊司仍在，各郡县乐户仍在，民间暗娼（俗谓之私窼子）仍在。官员是不敢明目张胆的狎妓嫖娼了，可他们并非无处可去，只要做好保密工作，多派几个把风的即可。而那些被遣散的官妓，大多因此也转入了地下，她们不乏相好的，换个地方照样做生意。

　　这方面的史料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大家可以搜来参阅。

　　这种偷偷摸摸的状态，反而迎合了官员与妓女的某种“贱”态心理：“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

　　三，安置不到位，教育未跟上。

　　说实在的，在那个时候谈妓女的安置，简直是个笑话了。我所说的安置，其实是指“送亲”的到位，既然是遣散，那就应该将妓女送到亲人的手上或家中，同时实施一些相应的政策，譬如鼓励妓女嫁人、教育家人负起监护责任等等，从源头上杜绝妓女再重操旧业。

　　但查阅史料发现，这一切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事儿，明宣宗也没有在诏令中做出具体的要求，以至于下面在执行过程中各行其是，粗暴执法，导致大批妓女流落街头，以乞讨苟延生计。为了生存，她们除了继续卖，还有他途吗？

　　据统计，1429年到1430年间，各地乐户猛增，暗娼从业者亦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城乡。

　　现如今全国各地也在扫黄打非，该从中汲取哪些教训呢？

　　李大钊先生在1919年《每周评论》上发表《废娼问题》一文，列举废娼的五大理由，其中第一条理由便是娼妓是对“人道的背反”，当时即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撰文批驳之。咱们后来人就不参与这种讨论了，既然现行法律不认可公娼和私妓的存在，那就支持政府扫之灭之吧。

　　但问题是，扫黄打非年年进行，为何妓女问题一直未曾得以根绝，其中有无重蹈明宣宗的“覆辙”呢？

　　愚以为，有司如果下决心彻底禁止娼妓的存在，就该在政策、法令、德育及综合治理上体系化、持久化，不能一阵风，不能“徒为胥吏生财”，不能用有色眼镜看待妓女，要妥善安置那些真正的“饥寒怨旷之民”，要重视和倡导对妓女的人道保护和教育，尊重她们的人格，保护她们的合法权益。这不是对娼妓的纵容，反而是消灭娼妓现象所必须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