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炎：基层楷模宗汝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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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楷模宗汝霖

文/赵炎

　　宋代抗金名将宗泽并未做过镇江“市长”，也不是镇江人，只在镇江做过“编管”囚犯，却长眠于镇江京岘山北麓。

　　宗泽，字汝霖，婺州义乌人，宋哲宗元祐六年同进士及第，时年31岁，从1091年步入仕途，一直干到1115年，24年悠忽过去，他的晋升空间基本被堵死，已经55岁了，居然还只是县令。

　　宗汝霖在基层24年，历任馆陶县尉、龙游、胶水、赵城、掖县等县知县，其楷模事迹，可用柳宗元那句“廉洁自持，忠信是仗，苟有获戾，神其可罔”的誓言来概括。翻译成白话就是：我以廉洁来要求自己，以忠信来为人处世。如果我有什么罪孽和过错，神可以降罪于我。

　　1093年，宗汝霖任职馆陶县尉，当时的县令不在岗，由他暂摄县事。上任不到一个月，他就把该县历年诉讼积案全部审理完毕，显示了过人的政务才干。1095年，吕惠卿派他去巡视河道修建工程。此时，他的长子刚刚去世，但他强忍悲痛，接到命令立即动身；时值冬天，他看到许多民工不胜其苦，遂上书建议推迟工期，待明年春天暖时再动工，并表示届时“当身任其责”，朝廷同意。次年春，“河成，所活甚众”。

　　他在衢州龙游令任内曾大力办学，建庠序，设师儒，讲论经术，以开民智。对此，《宋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当地“风俗一变，自此擢科者相继（也就是很多人先后走上科举之路）”。有这样的政绩，该升官吧？不行，朝廷还是不让升，仅把他调任晋州赵城令，从东南到西北，这不是折腾人吗？但宗汝霖没有丝毫的抱怨，反而一到任即开始调查研究，勘察地形，做出该县应该升格为军（宋代行政区划，军，等同于州府）的结论，但是朝廷不认可，他遗憾地说：“承平时固无虑，它日有警，当知吾言矣。”

　　随后，又把他调任知莱州掖县，“所至称治”，政绩卓著。虽然朝廷不升他的官，但他却赢得了各地百姓对他的信赖和爱戴。

　　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宗泽终于升任登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倒不是朝廷开明了，而是抗金的需要，登州是开封的北方前沿，没有干练的官员不行。

　　1119年，60岁的宗汝霖乞请告老还乡，后被诬蔑视道教，发配镇江“编管”。宣和四年（1122），徽宗举行祭祀大典，实行大赦，宗泽才重获自由。靖康元年（1126）初，在御史大夫陈过庭的推荐下，朝廷召宗泽进京，出任台谏，从此步入高官行列，以名将闻名天下，两年后病逝。

　　如果说前期他的勤政爱民，我们还可以理解为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有着一股子热情的话，那么，他其后面对20余年升迁的屡屡受挫，仍能坚持谦恭为民、恪守廉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那支撑他的，恐怕就只能是一种精神境界了，我把这称之为“忠信”。

　　“忠信”，是古代士大夫的基本品德，如忠于君王、忠于社稷、做官做人讲诚信，等等，与之对应的就是“背叛”和“失信”。也就是说，在这种品德约束下，不管朝廷如何对不起士大夫，士大夫却不能对不起朝廷。过去有些所谓的“智者”常常指责这种“忠信”为“愚忠”，其实大缪也。

　　官员有升迁的期望，实属正常心理。宗汝霖也是想升迁干事业的，否则就不会在60岁时因灰心而主动要求退休了。但是，如果官员若感觉到自己没有了晋升的希望，就非得选择破罐子破摔混日子，那就有违“忠信”了。虽然谁也不想当“天花板官员”，可你毕竟还端着政府的饭碗，享受着政府的薪酬，占着茅坑不拉屎，对得起每月所拿的工资不？

　　至此，宗汝霖的基层楷模作用也就凸显了——忠于职守，不是愚忠，而是起码的官德操守。他有一句话可谓言简意赅，太原失守后，许多本该前往西北赴任的官员都打起退堂鼓，他却说：“食禄而避难，不可也。”这是对“忠信”的质朴解释。

　　在许多基层干部中，流行着“30当官、40靠边、50闲差”的说法。看似是年龄界限造成的，其实是对失去晋升机会的自嘲和隐忧，亦不乏晋升攀比心理的体现，其负面效应就在于容易形成投机取巧的官场浮躁风气，升则图短、平、快，不升则地位感、成就感、职业自豪感尽失，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对整个干部队伍的建设非常不利。

　　学习宗汝霖的基层精神，要做到心正，心正则行正，心里时刻想着民众的利益，不计较官位高低、权力大小、待遇厚薄，那么施政行为上才能真正做到为民服务，“为民之役”，此谓“忠”也；学习宗汝霖的基层精神，要敢于响亮地喊出“向我看齐，对我监督”，这不仅是人格要求，更是一种道德责任——你接了任命状，宣过誓，当然要践诺，此谓“信”也。（赵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