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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伯陵:这才是毛泽东最厉害的一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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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29 20:32: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伯陵说:

  人类的进步,

  离不开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能够改正错误永不再犯的人,

  便有了“不贰过”的能力。

  1

  人做成一件事容易,做成十件事就很难,要想一辈子不失败,每一件事都能成功,最难。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国家兴盛十年时间容易,持续兴盛数代百年很难,但也不是没有可能。要想长盛不衰,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自从有人类以来,极少有长盛不衰的国家。

  所以个人也好,国家也罢,偶尔的胜利不值得炫耀,能“从胜利走向胜利”才是最牛逼的。如果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人们愿意称之为神。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保证个人能做成每件事、国家能长盛不衰呢?

  其实也有,这个方法便是“不贰过。”

  所谓“不贰过”,不是说天神下凡从来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以后,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后再也不犯同样的错误。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只要知错能改,尽可能避开成功路上的绊脚石,经过多次尝试,一件事总有做成的时候,如此循环往复,便能增加“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概率。

  而且犯的错误越多,规避的雷区也越多,慢慢的就明白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等到阅历丰富的时候,便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那么个人一辈子不失败、国家长盛不衰,就是可以完成的目标。

  但是“不贰过”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极难。

  有的人制定了年度计划,雄心勃勃的想大干一场,结果一年到头,年度计划几乎没有完成几项,年终修修改改,第二年再用一次。

  这样一年一年又一年,一辈子很快就荒废了。

  有的人年轻时抽烟酗酒熬夜,养了一身臭毛病。随着年纪渐增,身体出了各种问题,医生告诫要改正错误的生活习惯。

  然而他照样糟蹋身体,终于住进了ICU。

  有的人借钱创业,被割韭菜之后负债累累。下一次发现所谓的好项目,依然按耐不住内心的冲动,没有调查分析研究便重出江湖,结果还是亏到吐血。

  如此林林总总,都是做不到“不贰过”的结果。

  可见“不贰过”不是简单的方法论,更是反人性的考验。

  但世事就是如此,只有逆转人性中的惰性和惯性,才能及时止损,同时吸取经验教训,开始下一次的尝试,直到形成正循环,从胜利走向胜利。

  而毛泽东就是深谙“不贰过”的猛人。

  陈毅曾经说过,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贰过。

  毛泽东知错能改的事情太多了,足够写几本厚书,我挑选一段“秋收起义”到“朱毛会师”的故事,从细微处着手,拆解一下毛泽东是如何不贰过的。

  希望能对大家有用。

  2

  1927年9月,毛泽东奉命领导秋收起义。

  他把卢德铭的警卫团、安源工人武装、浏阳农民自卫军组织起来,编成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的三个团,做为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

  毛泽东则是前敌委员会书记,统一指挥秋收起义。

  起义部队共4000余人,最终目的是夺取长沙,进而以大城市为中心,发起四面开花的军事暴动,彻底解放中南半壁江山。

  各部队的具体任务么,便是第1团自修水出发,先打平江,再攻长沙。第2团自萍乡出发打浏阳,然后向长沙运动。第3团从铜鼓出发,和2团一起攻浏阳,然后合兵攻长沙。

  起义前夕,毛泽东亲自到第3团驻地,请全团排级以上干部聚餐,和大家一起吃了黄牛肉,并且做了战前动员。

  第二天黎明,毛泽东命令部队出发,随后便击溃敌军连队,攻占白沙镇,准备稍微休整之后,继续向浏阳进军。

  出师大捷,起义官兵都很高兴。

  但敌军很快反应过来,派出重兵包围第3团。

  毛泽东和起义官兵都是初出茅庐的新手,基本没经过军事训练,自然扛不住敌军的重兵围剿,只能向浏阳县上坪撤退。

  而第1团出现叛徒反水,在腹背受敌之下损失惨重,甚至连团长都失踪了,余部决定撤到浏阳。第2团也出师不利,向浏阳方向撤退。

  于是,三路起义军残部都集中到浏阳。

  原本计划攻取省会长沙,现在连几座县城都攻不下来,如果你是起义部队的领导,会怎么办?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军令不能违抗。哪怕部队拼光了,事后也可以说,我们尽力了,起义失败是高层部署的问题,和我们没有关系。

  总而言之,别想让我背锅。

  很多公司和机关部门的基层领导,遇到问题都有类似的想法,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功劳是大家的,错误也应该是大家的。

  随大流呗。

  这也是余洒度等人的想法,即便经历惨重的失败,起义部队减员严重,还是坚持攻取长沙。

  党史书上评价他们是能力不行,错误判断形势。可余洒度也算经过战阵的军人,数千没有训练的起义部队,到底能不能攻下省会长沙,心里没有数嘛?

  所以我觉得吧,他们的能力不行是次要原因,坚决执行命令不愿意背锅,才是坚持打长沙的主要原因。

  但是毛泽东说了,起义部队的失败,证明攻取长沙是错误的,我们要改正错误的军事战略。

  9月19日,毛泽东在浏阳县文家市召集前敌委员会开会,苦口婆心的劝说,革命处于低潮期,想以数千人攻取长沙没有把握,放弃吧,我们到农村去。

  如果要背锅的话,那就我来背好了。

  卢德铭等人同意了,部队开始南下,不过到底去哪里,还没定下来。

  10天后,起义部队抵达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想明白了,召集大家开会:

  “国际资本处于战后相对稳定的时期,又和国内的蒋汪勾结,组成反革命联盟,这个时候如果走交通要道,去打城市,那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但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省与省、部队与部队的摩擦极大,两省或两军属于你来我不来,你挨打我不救,会剿也是剿而不会,会而不剿。”

  那么我们便能在两股力量的中间地带,做有主义、有政策、有人马的山大王。

  大家问到哪里?

  毛泽东指着地图说,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

  至此,毛泽东彻底改正了攻取长沙的错误,此后20多年,在革命力量翻转以前,他都没有想过和蒋介石争夺大城市。

  这就是毛泽东的不贰过。

  用他自己的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失败中总结出经验教训。

  3

  改变起义部队的行军路线之后,毛泽东又在部队改正了两个错误问题。

  第一个是内向的部队组织问题。

  旧军队有严重的等级制度,军官每顿饭都要四菜一汤,士兵只能喝稀饭糊口。军官穿着笔挺的军装皮鞋,士兵穿着破衣烂衫冲锋陷阵。

  这种严重的等级制度,需要所谓“正统”的政府、充足的后勤保障,才能勉强维持下去,让士兵们难以生出不满的情绪,更不敢反抗不公的等级制度。

  因为当所有人都生活在等级制度中,他们就会觉得,这是正常的。

  简而言之,等级制度其实是威权制度。

  现在“秋收起义”失败,起义部队的官兵都看不到希望,也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便不可能尊重领导起义的党组织,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也没有绝对的权威来掌控部队。

  那么以前的军队等级制度,对于起义部队来说,就是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决定改正错误。

  9月29日,起义部队残部到了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召开前敌委员会,提出改编部队的计划。

  他把剩余的1000余人,缩编为团级部队,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全团共7个连,并且重新任命了各级干部。

  而在缩编部队的同时,毛泽东认为全团只有一个党支部的话,党的领导力量太弱了,必须把“支部建在连上”,才能真正掌控部队。

  于是新改编的部队里,营团设立党委,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有党小组,各级部队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同级党组织的讨论决定。

  各级党组织的直属领导,便是毛泽东做书记的前敌委员会。

  这样一来,部队的领导模式就成了前敌委员会——营团党委——连队党支部——班排党小组,既保证命令自上而下的贯通,又给各级部队留下民主讨论的空间。

  最重要的是,“三湾改编”后的部队,不再依赖军事主官的个人权威,而是用党组织的制度力量,把部队官兵给凝聚起来。

  从此以后,我军只有叛逃的个人,没有叛逃的部队。因为没有党组织的集体决定,谁都不能给部队下命令。

  除了改编军队的组织结构,毛泽东还在思想精神层面下功夫。

  换句话说,毛泽东打造了“企业文化。”

  这种思想精神层面的改编,就是宣布官兵平等,军官不能随意打骂士兵,更不允许把士兵当成伺候军官的仆人。

  而连队以上部队建立的士兵委员会,可以选举有威信的士兵或者班长做主席,在部队中代表士兵的利益,不仅有权监督军官的行为,还能做党组织的延申触角,代表党组织施行部队的领导权。

  于是,毛泽东用组织和文化,从各个维度团结了部队官兵。从此以后,我军成为拖不垮打不烂的钢铁雄师。

  改编部队的时候,余洒度、苏先骏等军官,不愿意放弃等级制度中的特权,经常散布“革命即将失败”的言论,严重扰乱军心。

  毛泽东便召集全体官兵开会,站在高台上给大家讲话:

  “大家都是爹生娘养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怕什么呢?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止有两把菜刀,还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

  站在台下听讲的谭政,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在短时间内,在一个和他毫无社会关系的部队中,建立了自己的信仰。

  军队领导人在部队建立起信仰,部队便有了灵魂。改编前部队那种散乱崩溃的错误,也就被毛泽东改正了。

  正是毛泽东吸取教训改正错误,才有了起义部队的新生。

  第二个是外向的部队纳新问题。

  在三湾村的时候,毛泽东就知道王佐和袁文才,和同志们说:

  “我们要和地方部队结合起来,一来可以请地方部队照顾伤病员,二来可以发枪给地方部队,他们壮大起来,等同于我们壮大起来。”

  毕竟大家都是一家的嘛。

  我们现在说起来,这都是正常的,但在那个年代却是稀罕事。

  以民国军阀部队的尿性,遇到比自己弱小的部队,杀掉军头兼并士兵才是常态,能高抬贵手就是祖坟冒青烟了,还想要枪?做梦去吧。

  事实上,起义部队的同志们也是这个意思,反正王佐和袁文才的部队不强,直接攻进去兼并就行,干嘛花心思搞团结,这不吃饱撑的么。

  毛泽东大怒,把提这种意见的人批评一顿,表示不能用大鱼吃小鱼的兼并政策,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动武,争取改造王佐和袁文才的部队,让他们成为和我们一样的革命武装。

  因为兼并弱小部队是军阀的错误政策,如果遇到一支部队就想兼并,全中国的部队那么多,你得兼并到什么时候?

  更何况,当一支部队有了兼并的惯性以后,各级军政干部便要出现拥兵自重的军阀思想,想让他们无条件的支援友军,就会特别困难。而且全国的其他部队,也会对我军产生不信任感。

  这样做的结果有两个:

  军队分裂,终有一日变成派系林立的翻版国军。

  军队到处树敌,再也不可能和其他军队合作,反而会因为其他部队的仇视,被全国军阀联合起来围殴致死。

  大家肯定想到了,这不就是蒋介石的结局么?

  国军军官的权力地位来自部队,于是就有了“友军遇难不动如山”的传统,解放战争时期经常被我军围点打援。蒋介石想兼并张学良的东北军,结果张学良发狠,在西安活捉蒋介石。

  如果领导人的眼光局限于嫡系部队,他的权力和影响力,也仅限于嫡系部队。

  如果领导人的眼中有星辰大海,那么他的权力和影响力,也会辐射到星辰大海。

  照顾嫡系部队的蒋介石是作茧自缚。

  要求团结友军的毛泽东是藏天下于天下。

  毛泽东团结王佐和袁文才的做法,不仅是改正同志们的错误,也是在改正蒋介石的错误。

  所以在10月6日,毛泽东亲自约见袁文才,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并且送给袁文才100多支枪,让他扩充队伍,以后并肩作战。

  感受到毛泽东的诚意,袁文才也特别够意思,当场赠送500大洋,让毛泽东给部队改善伙食。

  随后通过袁文才的关系,毛泽东见到王佐,经过几次交谈,王佐开始佩服毛泽东,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和他交谈一次胜读十年书。

  就这样,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并且向王佐和袁文才的部队里,派遣大量政治干部,建立起各级党组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王佐和袁文才的封建绿林部队,也被改造成党组织领导的无产阶级部队。

  这个错误问题,毛泽东改正后也没有再犯过,于是才有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军成建制起义,进而在朝鲜战场为国征战。

  很多事情啊,出发点不一样,结局自然不一样。

  4

  接下来说说作战的错误问题。

  1927年11月,毛泽东命令部队下山攻占茶陵,因为脚上有伤行动不便,毛泽东就没有亲自指挥作战。

  部队下山以后很顺利,稍微打了两仗便占领茶陵县城,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民主政府,毛泽东委派谭震林做主席。

  由于是第一次组建政府,所有人都没有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就粗糙的执行毛泽东的命令,打土豪分田地、组织赤卫队等等。

  至于如何守城如何作战,茶陵的同志们基本不懂,结果没过多久,敌军派重兵来攻茶陵,谭震林等人只能放弃县城撤退。

  在部队撤退的时候,团长陈浩、副团长韩昌剑、参谋长徐庶决定叛逃,甚至想用绕道回井冈山的名义,骗部队向敌军的营地行军。

  一旦到了敌军营地,叛徒们就要升官发财,战士们则被解除武装,对于革命队伍来说是极大的损失。

  还是毛泽东连夜下山,追回部队处决叛徒,然后回到宁冈县砻市镇。

  也就是在砻市镇,毛泽东踏踏实实的做了一回教员。

  他召集部队各级干部开会,问他们在茶陵打的怎么样?各级军政干部能说什么,都被人打出茶陵了,当然打的不好喽。

  听到他们承认错误,毛泽东便开始教育他们:

  “旧军队的战术是错误的,我们要改正。其实打仗和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赔本不能干。现在敌强我弱,我们要有新战术。”

  那什么是新战术呢?

  毛泽东说了,以前井冈山有个土匪,官兵围剿几十年都没成功,他的成功经验就一条,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现在我们要学习土匪,不仅要会打圈,也要会打仗。

  所谓打圈,就是运动起来绕圈子。

  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强敌来攻,我们就带着敌人绕圈子,等其弱点暴露出来,便要抓住机会主动出击,将其干净利落的消灭。

  总而言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赔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基本理念,在毛泽东的提炼下形成了,和朱德在云南积累的军事经验不谋而合。

  毛泽东改正部队战术的错误,属于主动出击,改正部队的战略错误,则是用事实来说服教育。

  1928年初,湖南省委出现左倾错误,要求各地部队制造恐怖主义的气氛,并且拟定了口号:杀杀杀,杀净一切土豪劣绅。烧烧烧,烧净一切土豪劣绅的房子。

  毛泽东感觉不对啊,土豪劣绅要有妥当的处理方法,杀人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房子招谁惹谁了,为啥要烧掉,留着住人不香吗?

  于是毛泽东便不同意烧杀,反而拟定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禾草、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借东西要还、打烂东西要赔。

  这是在改正部队的战略错误。

  但是杜修经等人不同意,批评毛泽东非但不执行命令,还敢私自篡改命令,简直太右了。

  毛泽东说,你们不对啊,听我的吧。

  杜修经说,你才不对,赶紧执行命令。

  毛泽东见不能说服杜修经,大怒,便在1928年3月下山接朱德部队的时候,召集全军讲话:

  “我们犯了大错误,没有执行烧杀政策,这次下湘南一定要大烧大杀。”

  明显是在说气话。

  部队下湘南的路上,某些左倾严重人放了几把大火,烧了土豪劣绅的房屋,大火蔓延以至于有些农村都不能住人了。

  毛泽东冷眼旁观,没有阻拦的意思,心想,有你们哭的时候。

  等部队到湘南以后,才知道朱德已经带部队离开了,毛泽东便决定原路返回。

  这个时候,左倾严重的人才发现问题闹大了。

  因为他们在某些地方放火烧房,导致部队回井冈山的路上,晚上找不到房子住,只能在残垣断壁里抱团取暖。

  毛泽东找来放火的人,指着破房子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你们竟然烧房子,简直是些蠢蛋。

  那些人感觉不好意思,赶紧向毛委员道歉,保证下不为例。

  从此以后,六项注意成为井冈山的铁律,不久以后朱德带部队上井冈山,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迅速升温,另外增加两条。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正式出来了。

  5

  晚年毛泽东说过,自己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他的总结经验吃饭,其实就是吸取经验教训,改正个人和国家以前犯过的错误,不断调整前进的方向,形成“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正循环。

  这个过程便是不贰过。

  现在来看,革命年代的成功方法论,在“朱毛会师”以前,毛泽东就在井冈山独自摸索出来了,以后需要做的,无非是兼纳其他人的经验,并且提升为理论。

  毛泽东能成为五千年来第一伟人,肯定有极强的学习进化能力,但学习进化的方法论,也是重要的工具。

  我们做为普通人,没有他的天赋和学习能力,但用“不贰过”的方法论进化一些,还是没问题的。

  毕竟,这也是他想做教员的根本原因。

  很多人喜欢引用黑格尔的一句话:“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

  其实他们未必喜欢黑格尔,只是想用这句名言,给自己的惰性和惯性开脱,让自己在“错误死循环”中聊有慰藉罢了。

  真正能做到“不贰过”的人,从来不会用这句话做挡箭牌。

  因为他们学习进化的方法论,就是从宏大的国家历史中总结教训,从个人的错误经历中总结教训,而这些教训成为他们用之不竭的燃料,驱使他们驶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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