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索：杨柳常青：当代东林的买办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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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民族从来不需要借口。

　　“曲线救国”、“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话说的好听，无非想着把国家民族卖一个好价钱。

　　判断一个组织，一个人是为国为民，还是出卖国家利益，不仅要看它怎么说，更要看它怎么做，它的行为逻辑，其行为产生的后果。

　　我们把一些人，一些组织称作买办，因为它们的一言一行，所做所为完全符合买办的行为逻辑。

　　扼杀民族工业独立自主的创新能力；攫取权力与影响力，垄断市场；为自己与背后的国际资本谋利；双标式的市场策略……

　　今天很多人把社会的发展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联系起来，认为没有四十年来企业家们的拼搏奉献，就没有今天中国的繁荣富强。

　　他们的说法有其道理，海尔、徐工、格力、华为等民族企业与企业家们的努力，确实丰富了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在这一点上，民族工业为国家建设与民族复兴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他们不会提及住房、医疗、教育新三座大山是什么时候死灰复燃的，是谁让人民群众重新背负这些大山的。

　　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否定一个事实。新中国七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创造的。刻意强调企业家贡献与企业家精神，是淡化劳动者的贡献与价值，进而剥夺劳动者的权力与权益。

　　当我们讲四十年成就的时候，不应该回避新三座大山。企业家精神与创新成果也并非是四十年的专属。

　　企业家精神首先是民族精神，家国意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张謇创办民族企业，实业报国；胡雪岩资助左宗棠收复新疆；卢作孚、陈嘉庚毁家纾难，抗日救亡；张小泉、王麻子“良钢精作”，同仁堂“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华夏民族是世界上最具创新精神、最富创新效率的民族，上下五千年，无数次的信息革命、机械革命、交通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制度革命的叠加，开启了人类近现代文明的大门，即便经历了满清三百年的文明黑洞之后，也有冯如、侯德榜、詹天佑、茅以升这样的华夏英才不断涌现。

　　所谓创新，是打破旧观念、旧技术、旧体制的束缚，最大程度的解放生产力。在不同立场、不同价值观念背景下，创新所服务的对象是不同的。

　　在西方世界，科技创新服务于资本秩序，所有的创新都是为了创造更高的利润。而利润的归属，则是占人口极少数的社会精英。

　　在中国则不然，从牛耕、耧车、水车、织机、官道、运河到巡弋全球的巨舰，中央政府一边鼓励民间创新的同时，一边抑制社会资本兼并带来的社会危机，尽可能的保持国家社会的长久繁荣。

　　新中国的建立，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家国同构的价值同步，知识、技术、生产资料、人被整合、组织起来，无数生产队、公社、工厂出现了。在知识、技术与装备的叠加之下，神州大地沉睡的生产力被激活了。六七十年代遍布全国的生产队与社队企业成为新中国工业化最大的市场与工厂，在包干到户之前，很多生产队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生产，大大提高了技术密度与生产效率，解放了劳动力，为乡镇企业的发展积累了人才、技术与资本，最终促成了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兴起。

　　中国的创新之路，不是四十年来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精神所塑造的，而是华夏民族世世代代传承不息的创新基因所决定的。

　　新中国薄弱的工业底子比印度还要差，当时最可珍贵是为数不多的高科技人才，钱三强、钱学森、于敏等人带着一群满怀报国热情的知识青年，十几年时间，从无到有，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潜艇，计算机、光刻机……

　　在新中国经济、科技、教育、人才、工业飞速发展的基础上，才有了中国基建、交通、电力等领域今日的成就，才有振华见证“美国制造”的历史时刻，才有华为一家公司对战一个国家的底气。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如果一家标榜高科技公司的企业，只会造机箱和电源，那它的“科技含量”难免让人存疑。

　　一些人就某企业是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争论不休，有什么好争论的呢？它的行为逻辑一目了然。

　　作为一家高科技企业，最重要的是研发能力，开发新产品的能力。

　　脱胎于中科院系统的企业并不缺少人才、资金与研发能力，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加入，图形微机系统技术的开发成功，为该科技企业奠定了雄厚的技术起点。

　　随后，一场关于“技工贸”与“贸工技”的路线之争，暴露了“创业教父”真正的初心。

　　所谓“技工贸”，是以技术为本，走独立自主的技术研发之路。所谓“贸工技”是以国际贸易为主，泊来主义，洋钉洋油洋布，在中国市场倾销洋货，走买办路线。

　　中科院系统出身的国字头企业，做高科技商品的进口代理商，咋看咋觉得讽刺。

　　既然选择这条路，必然会带来相应的后果。

　　这些恶果当中，被院士举报的侵吞国有资产并不是最严重的，其最大的危害是扼杀了民族工业的科技研发与产业化。任总工程师的院士被解职、他的研究成果与研发方向被冻结。同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纺织业一样，国外的电脑产品被该企业倾销到中国，并长期垄断市场。新中国几十年积累的，并不落后于世界的计算机技术与人才，失去了产业化应用与持续创新的机会。

　　同样的逻辑，在5G标准之争时，它显然不会投票给真正的民族企业。中国的民族企业壮大了，它还怎么做买办生意。

　　买办的“价值”在于国际技术势差，在于权力变现的能力。技术来源国相较于倾销国的技术差距越大，其所能获得的利益空间越大，与权力结合的越紧密，其收获越丰厚。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倾销市场最理想的状态是技术归零，以组装进口散件的形式冠以“国产”名目，再通过政府采购渠道销售，可以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借助“并购”国际企业的概念创新，化身国际企业，该企业实现了与“国际标准”接轨。怎么接轨的呢，国际团队与天价年薪。中科院出来的企业，一大堆美国高管，董事长，前董事长，个个都是过亿的年薪，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企业么？这个以“创业教父”闻名于世的买办，以身作则，告诉那些唯利是图的企业家，怎样做买办生意，怎样才能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所谓教父，是一个买办，培养一群买办，妄图把中国变成一个对内横征暴敛，对外奴颜媚骨的买办社会。

　　在买办资本家眼中，所谓国家民族，不过是资本的韭菜田。所以其孽生的企业在华尔街上市提供技术数据时毫无压力，唯恐没有机会为宿主尽孝，什么国家安全，什么企业责任，没有的事。

　　在上述种种行径之下，侵吞国有资产，不同市场的价格双标，简直不值一提。

　　新中国七十年，无数革命先烈，无数共和国的建设者、守护者、劳动者所建立的伟大国家，所取得的劳动成果，其中很大一部分已被这些买办与利益集团所窃取，成为亿万国人身上背负的新大山。

　　科技、人才永远是最具价值的生产力，如果这些不掌握在国家与劳动人民手中，而被买办集团窃取或打压，明末神州沉沦的历史将再一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