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炎：岳飞的超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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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的超我意识

文/赵炎

　　导语：岳飞的廉洁，实是有意识的自我超越，是理性的追求完美，虽不能见容于当时，却必能惠及后人。

　　宋仁宗时狄青功高，但仍遭贬黜，他问宰相文彦博外放原因，文答：“无他，朝廷疑尔。”（《野老记闻》）吊诡的是，七八十年后，南宋有两个人曾对岳飞说过几乎相同的话。

　　公元1137年春，岳飞因高宗皇帝没有兑现“拨刘光世军与飞”的承诺，负气辞官，在庐山称病三个月，不肯复职。李若虚苦劝六日，言辞颇为尖锐：“是欲反耶？……若坚执不从，朝廷岂不疑宣抚？”

　　公元1141年冬，岳飞在狱，大理寺有个狱子对他说：“君臣不可疑，疑则为乱。故君疑臣则诛，臣疑君则反。”

　　为何连一个狱子都明白的道理，而狄青、岳飞等人反而貌似不懂？狄青备受猜忌，郁郁而终；岳飞更惨，竟被赐死。一个“疑”字的背后，其实是不同意识形式的较量，是不同逻辑方式的碰撞，厘清了这些，也就理解了岳飞。

　　岳飞有句名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岳飞首先是个官员，这句话体现出某些超我意识。

　　什么叫超我意识？超我意识是建立在本我、自我等意识形式之上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官本位”就是本我与自我的综合体。人生于世，未必都有当官的本能，但环境决定了人的意识，当人们意识到当官具有种种好处的时候，于是，做官就成了某些人的本我觉醒与自我追求。在此基础上，有些人原地踏步做了庸官贪官腐官，有些人有意识地追求完美做了廉吏，后者的这种追求过程，就叫超我意识。

　　圣人曾说，君子爱财，取之以道。是以“道”来规范人的本能欲念和自我要求。延伸到官场，这个“道”也只是一个自律的底线而已——该拿的拿，不该拿的别拿，尚达不到超我。

　　有宋一代诸帝鼓励官员放纵本我，宥于自我，对那些具有超我意识的官员却百般加以防范，实在是个历史的遗憾。以宋高宗为例，他常常故意纵容诸将贪财，谁求田问舍，他就喜欢谁重用谁。

　　他的爱将张俊，拥有的田产每年可收租米六十万斛，家藏的银子多不胜数，为了防盗，张俊曾将每千两银子铸成一毬，号称“没奈何”。所以军中都戏称“张太尉铁脸”，意谓他无廉耻，脸皮好像铁打的一样。一代名将韩世忠曾议买新淦官田，宋高宗闻之大喜，特赐御札，把这田赐给他。

　　唯独岳飞不贪财，他的廉洁，从被抄家时的财产清单上可见一斑：现金仅有一百余贯，其他布帛粟麦等项，合计不过值九百余贯。加在一起，大约相当于张俊的一毬“没奈何”。这对于一个正二品的武官来说，简直难以想象。

　　要知道，宋代武官的薪酬比同级别的文官高出许多。譬如正一品宰相料钱每月300贯，从二品节度使却有400贯；节度使的公用钱更惊人，每月3000贯至1万贯。岳飞建节两镇，月入不会少于万贯。自高宗南渡，财政拮据，官员的俸禄只支1/3—2/3，“唯统兵官依旧全支”。

　　也就是说，岳飞太廉洁了，他的这种超我意识所折射出的志向，是宋高宗不乐见也是不能理解的。宋高宗的逻辑方式大概局限于一种古代许多帝王皆有的家天下的自我意识——天下是我的，你岳飞操什么心？你不爱钱，莫非是爱我的江山？这种自我意识在今天其实也并不罕见。正是因为他缺乏超我意识，注定不能去尝试换位思考，按自己的逻辑去判断岳飞的廉洁与宏大志向，出现误判而错杀也就是必然的了。

　　岳飞的悲剧，是两种意识形式碰撞的结果，或谓文化属性，跟政治智慧、人情练达无关，非人力可以调和。如果岳飞去学张俊的贪、韩世忠的退，或者早早地与秦桧交好，那就不是超我，而是明哲保身、趋炎附势的自我意识了。当他临刑前大书“天日昭昭”四字时，已然告诉了我们一切。

　　1142年1月27日，历史在这一日定格，宋高宗下令：“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一代廉吏岳飞死于他的超我意识，亦为后世为官者留下了“超越自我”的宝贵教材。

　　可以肯定的是，岳飞并不是不如一个狱子有见识，他亦曾饱读诗书，焉不知秦代王翦乎？王翦伐楚，出兵前多次向秦始皇要求赏赐大批良田美宅。有人不齿，王翦却说：秦王惯常猜疑，如今将秦国所有大军交给了我，我不这样做，难道让秦王对我起疑吗？退一步说，就算他不知王翦，莫非连刘备种菜韬晦的故事也不知？所以，岳飞的廉洁，实是有意识的自我超越，是理性的追求完美，虽不能见容于当时，却必能惠及后人。

　　“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重温岳飞的超我意识，为官者首先要洞悉为政之本，树立为民服务的意识，不必害怕所谓的“见疑”和猜忌；其次要真正拿出“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来。学习岳飞的超我意识，不爱钱，不惜命，廉洁勤政，必能做一个顺乎民心民意的好官。（赵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