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天昊：瑞丽三大困局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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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城浪子，愁满天涯。

　　近日，云南瑞丽因为疫情，民生遭遇重大挑战，前瑞丽副市长戴荣里，为此撰文《瑞丽需要祖国的关爱》，引发广泛关注。

　　一枝一叶总关情。

　　作为曾任瑞丽的前副市长，戴荣里的文章，既客观披露了瑞丽的现状，也呼吁国家“救救这个英雄的城市”，对瑞丽进行帮助。充满了情感色彩。

　　瑞丽现任市长回应称，瑞丽暂不需要外界援助。也将瑞丽再次推向风口浪尖。

　　他也有自己的担忧：

　　2020年，同样是疫情期，瑞丽经济却猛增，为什么？今年又是否也能最终扛住？

　　瑞丽是德宏最富的市，如果连瑞丽都无法自保，整个云南的信心又在哪里？

　　瑞丽是云南的移民之城，巨大的人口流入地，假如不留人，是否未来一溃千里？

　　双方隔空对话，暗藏瑞丽更多机密。

　　除去双方的情绪，深入研究，瑞丽面临三大战略性困局，远超戴荣里所描绘。

　　中国城市的产业之困：城市地位与责任冲突之困，城市发展潜力之困。

　　三大困局，激流汇聚，滔天巨浪。

　　（1）产业之困——同在疫情期，瑞丽去年经济猛增，今年猛跌，密码在哪？

　　同样是疫情，瑞丽去年经济猛增。

　　2020年，瑞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7.02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8.1%。这样的成绩，在全国因为疫情而整体低迷的大环境下，显得格外亮眼。

　　其中，瑞丽的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26.17亿元，增长10.3%，拉动生产总值增长7.7个百分点。三次产业结构为8.9:15.6:75.5。

　　作为后发地区，瑞丽的三产占比竟然达到75.5%。这是一种“被动三产”

　　沿海发达城市，普遍三产占比也比较高，比如上海和深圳、广州等城市，三产比也在70%左右。北京超过80%以上，但是，这些地方，是先完成了工业化，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甚至作为首都的北京，都一度有首钢，燕山石化等重工业。

　　但是，瑞丽的三产，是因为工业的萎缩，不可不依靠旅游等产业，是一种“被动三产化”。

　　瑞丽从未完成过充分的工业化过程。

　　没有工业化的支撑，瑞丽的三产也是脆弱的。

　　2020年，中国的疫情，主要是在交通和商业重镇发生，第一波武汉，第二波北京等城市，一直到年底成都、北京等，受影响的主要是以高铁、飞机为辐射区的中心城市。

　　但是，2020年之后，随着印度、东南亚等地衍变为疫情中心，中国的南方陆地边境受到巨大影响。瑞丽因为是边境陆地城市，今年遭受了五六波疫情冲击，损失巨大。

　　首当其冲的是旅游行业。

　　在2020年瑞丽海外游客已经下降61.7%的情况下，今年防控加重，国内游客也腰斩。

　　珠宝贸易也受到巨大冲击。

　　戴荣里说，“疫情，无情地劫掠着这个城市，一遍又一遍，榨干了城市的最后一丝生机，吞噬着无数人刚刚燃起的希望。让很多人在希望中等待，又在等待中感受着无尽的折磨和煎熬”，所言非虚。

　　据凤凰新闻的调研，瑞丽很多艰难的打工人，已经陷入生活困顿中。因为疫情业务停摆，以及多次的核算检测，隔离的伙食费，快递员刘利民将在瑞丽赚得几万元的花光，还倒贴了1万多。

　　而在瑞丽姐告做电器贸易的何建设，也亲历多次疫情下，商户们逐渐离开的惨剧。因为顾客减少，且出口受阻，很多商户光仓库就要亏本不少，曾经的聚宝盆，变成了吞金兽。很多人进入“吃老本”的状态，靠以前做生意攒下的钱苦苦支撑。

　　2020年，疫情在中心在国内，中心城市首当其冲。

　　2021年，疫情中心在国外，陆地边境的瑞丽多次封城，受到的影响巨大。

　　这是瑞丽经济困局的表象。

　　而缺乏工业化过程，没有坚实的实体经济的支撑，整个经济体系脆弱，则是瑞丽的内在缺憾。

　　内外夹击，瑞丽经济遭遇巨大挑战。

　　（2）国家到底需不需要救瑞丽？——

　　小城大责，中国城市行政体系设置的弊端

　　瑞丽曾是富城。

　　针对戴荣里呼吁“国家救”

　　2019年，瑞丽人均GDP达到79392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更远高于云南人均GDP，瑞丽是德宏州的扛把子。人均GDP最高。

　　2020年，瑞丽因疫情受到影响，人均GDP仍是德宏最高的。

　　2020年，云南经济增长4.0%，超过全国增速（2.3%），德宏州是云南16个地市州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达到7.9%，而瑞丽增长更是达到8.7%。

　　全球看中国，中国看云南，云南看德宏，德宏看瑞丽。

　　瑞丽确实是一个“值得被所有人看见”的城市。

　　瑞丽有理由骄傲。

　　所以，瑞丽市长尚腊边称：瑞丽暂不需要外界援助。

　　他的逻辑同样很清晰：作为德宏最富的城市，云南增长之星，如果连瑞丽都无法自保，整个云南的信心又在哪里？

　　但是，从城市的行政设置与责权来说，戴荣里呼吁国家救瑞丽，是符合逻辑的。

　　中国的城市，按照行政级别划分为几个等级，直辖市（正省级），副省级（部分强势省会和计划单列市），一般地级市，副地级市（省直管市），县级市和县。

　　见中国城市九大权力等级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半市场经济国家，左右市场，右手权力。市场和权力交替配置资源。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城市的公共资源。

　　处于城市地位高端的城市，如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和计划单列市）拥有中国最强大的公共资源，中国985大学的80%以上，央企总部的90%以上都集中在这十几个城市中。

　　不仅如此，国家的政策和投资倾斜，也多落到这些城市中。北京奥运，中央巨大投资修建公路、花园与楼台会馆，最后都是北京收益，上海世博投入上千亿，天津滨海无数央企投资上万亿，重庆也一度被一次带去数千亿投资。前年军运会，国家对武汉投资也不少。

　　到一般地级市，资源逐步稀释。

　　到了瑞丽这种县级市，财权都难以独立，发展规划权有时候还要受到制约。

　　2020年，瑞丽全市财政总收入146546万元，同比下降20.4%。公共财政预算收入90791万元，同比下降17.1%。但同时，一般公共服务支出97898万元，增长36.3%；随着疫情来临，卫生健康支出39311万元，增长58.5%。

　　瑞丽也没有什么巨型国企，非公经济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7.2%。

　　到2021年，瑞丽不仅经济受到巨大冲击，支出更为庞大。

　　瑞丽处于中国城市权力的末梢。

　　但是，作为中国陆地边境控制疫情的前沿，瑞丽所担负的责任，却远超行政地位。

　　瑞丽市委书记毛晓称，瑞丽将全力以赴解决民生为题。

　　当地已按每人补助1000元标准，为68780名八类困难群体发放救助金6878万元。并且在边境线50米~200米的范围划定了疫情防控缓冲区，将缓冲区内的居民给予每人每月600元的临时安置补助。这笔钱，对于一个普通县级市的瑞丽来说，是一笔巨款。瑞丽倾囊而出，政治站位，多于财力自信。

　　小城瑞丽承担了巨大的国家责任。

　　但是，作为一个权力末梢的城市，瑞丽在体系内又注定无法获得资源垂青。

　　小城大责，权力与责任的错误，引起戴荣里呼吁国家“救救这个英雄城市”。

　　从这角度看，国家救瑞丽非常必要。

　　不仅如此，在疫情过后，中国需要对城市的公共资源分布体系进行大的改革，不应按照行政权力大小排队配置资源，而应按照人口与经济密度，以及承担的责任，配置城市公共资源。

　　（3）强制留人的隐秘心思——

　　人口是瑞丽的财富与希望

　　瑞丽虽小，却是中国的移民大城。

　　七普显示，瑞丽人普26.7638万人，比六普的18.0627万人，多出8.7万，增幅达到48%。广论增幅，足以为中国的前三。

　　不仅如此，在2020年的疫情中，瑞丽的存款总量增长了8.8%，都是人在起作用。

　　巨大的人口增长，是瑞丽崛起的本钱。

　　但是，本次疫情，很多人的信心受到巨大打击。

　　快递员刘利民多次欲离开瑞丽，并宣称“如果能离开瑞丽，应该不会回来了”。电器商何建设也撤离了姐告。

　　目前，瑞丽要求除因公、因病、因学、因丧四种情形外，离瑞人员需先申请自费集中隔离，时间为7-21天不等。隔离后要马上到政务大厅办离瑞证明，并于24小时内持证明离开瑞丽，不然就走不了了。

　　同时，瑞丽有很多中缅通婚家庭，中国青年的外国妻子，也不能轻易离开。

　　本次疫情中，瑞丽扎袋了紧了外地人离开瑞丽的袋子。

　　明里的逻辑，是加强疫情的防调控，确保内地安全。

　　暗藏的心愿，是留下青壮年人口，确保未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