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中国工业化的前30年：解决了建国初期的国运危机

lameihua

　　伯陵说：

　　待到山花烂漫时，他们在丛中笑。

　　1

　　新中国的危机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人民被革命热情鼓舞，感觉幸福的日子很快要来。

　　但沉浸在幸福中的人不知道，刚成立的新中国，可能面临一场席卷全国的危机。

　　以农业亩产量为例。

　　战国的粮食平均亩产量是216斤，汉朝是247斤，唐朝推广先进农具和修建水利，亩产增加到334斤，宋朝更进一步达到381斤，明朝时期北方粟麦平均亩产300斤，南方有两季稻，平均亩产能达到557斤。

　　清朝推广了玉米、土豆等作物，平均亩产量比明朝多一些，不过由于技术限制，增加的亩产量非常有限。

　　然而由于清末民国的战争破坏，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全国稻谷平均亩产量只有252斤，小麦86斤，杂粮101斤，全年产粮2263.6亿斤。

　　看起来也能凑合，是吧，那我们再来看人口。

　　学界普遍认为，秦朝的人口高峰是2000万，汉朝是6000万，唐朝安史之乱前人口达到8000万，明朝朱元璋做人口普查，结果是6000万，经过数百年的安定生活，明朝灭亡前夕人口过亿。

　　清朝免除新生人口的人头税，又有土豆、玉米等高产作物，人口大爆发，即便太平天国和西北回乱造成人口减少，到1900年依然恢复到4亿。

　　人口基数大，增长起来也快。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发表讲话说，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站立起来了。

　　不过有些南方省份没有解放，人口普查也不完整，所以学者们推算，1949年人口是5.4亿，并且以每年1300万的速度增加。

　　我们结合农田亩产量和人口规模，就能算出来，1949年的人均粮食分配是419斤。

　　这是绝对平均的粮食分配量，事实上绝对平均是不可能的，人均419斤只是理论数字，大部分人的粮食远比这个数字要低。

　　人口无限增长和粮食产量不足的矛盾，就是新中国的危机，也是中国历代王朝走不出三百年周期律的原因。

　　和历代王朝不同的是，古代王朝立国初期，面临人口减少土地荒芜，有100年的过渡期，然后才会遇到人地矛盾。

　　我们聊了很多古代史，知道人地矛盾基本解决不了，所以古代王朝很快走下坡路，在农民起义的呐喊声中走向灭亡。

　　而新中国在立国初期，便遇到困扰中国数千年的人地矛盾，如果解决不了，那么短短十年后就会出现人口和粮食危机，中国变成一座火山，酝酿下一个乱世。

　　想初步走出历史周期，需要完成工业化。

　　只有用工厂容纳无限增长的人口，用技术提高农田亩产量，用组织和纪律平均分配利益，新中国才能度过危机。

　　可是工业化谈何容易？

　　同样是1949年，农业和手工业人口占90%，工业人口只有10%，就这些少得可怜的工业里，还是以轻纺、食品等消费产业为主，制造和生产工业相当于没有。

　　全国钢产量15.8万吨，煤产量3200万吨，发电量43亿度，铁路通车里程只有1.1万公里……这些惨淡的数据，每项都比美国低几百倍，甚至印度都是中国的3—8倍不等。

　　这样的工业底子，别说走出历史周期律了，新中国能不能活下去都是问题。

　　所以虎踞台湾的蒋介石，根本不相信我党能坐稳江山，时刻想着“反攻大陆”，起义将领傅作义也私藏电台，准备乱世出现搏一把。

　　站在他们的立场来看，暴乱一定会发生。因为他们不相信新中国能完成工业化，解决历代王朝都没有解决的矛盾。

　　百年间多少人杰尝试工业化都失败了，你毛泽东和中共凭什么能做成？

　　但毛泽东说了，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2

　　工业路线的选择

　　工业化不是买机器回来生产就行，如果那么简单的话，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已经成功了，中国也不用受百年屈辱。

　　工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比如工厂需要足够的劳动力，而以农业为主的旧社会，大部分劳动力都被绑架在土地里，一年劳作只为糊口，这样的社会，即便城市办工厂也没有足够的劳动力。

　　农民被地主剥削之后，便没有多余的资金消费，结果就是城市生产的工业品没有市场，投资和收益完全不成正比。

　　至于地主，更不愿意进城投资工业，毕竟工厂的收益极不稳定，可能今年发大财，明年就赔本当裤子，哪有兼并土地的收益稳定。

　　所以中国革命的主线是土地革命，任务是铲除地主解放生产力，唯有如此才能改变中国的生产关系，进而发展生产力。

　　这种革命任务的先后关系，可是近代百年的经验教训。

　　除了改变生产关系以外，工业化需要引进技术、积累资金、城市规划、开拓国内外市场、系统的国民教育等等，对于新中国来说，每一项都是地狱模式。

　　不过凡事皆有利弊。

　　中国的工业底子薄弱，让工业化的起步非常艰难，但底子薄弱说明中国工业是一张白纸，没有不可挽回的积弊，正好作最美的图画。

　　1944年，毛泽东和美军观察组的谢伟思说：

　　“未来中国工业化，必须有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的帮助，中国可以给美国提供投资场所，以及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市场，做为补偿，中国向美国提供工业原料和农产品。”

　　也就是说，抗战末期的时候，我党倾向和美国合作。

　　原因主要有两个。

　　其一是相比苏联而言，美国在地缘上控制中国的难度略大，和美国合作，符合“远交近攻”的中国外交传统。

　　其二是我党是社会主义政党，和苏联天然亲近，如果再交好美国，全世界的外交局面和贸易市场就打通了。

　　结果短短2年后，美国经过内部博弈，选择了蒋介石和南京国府，彻底和我党撕破脸。

　　毛泽东等人也会无奈，给美国机会，美国没抓住啊。

　　不是新中国想远离欧美国家，而是欧美国家的阵营不要新中国。于是新中国放弃对美国的幻想，外交政策向苏联一边倒。

　　不过苏联和美国一样，数十年来更倾向蒋介石和国府，对我党的支持力度一向不大。

　　新中国成立初期，其实是游离于世界潮流之外，美苏都不重视的状态。

　　于是毛泽东和同志们决定，趁土地改革即将完成、城市和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的机会，先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工业化。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工业化？

　　简单说就是保留私有经济，让国内的城市和农村经济循环起来，恢复经济积累资金，逐渐完成工业化。

　　其实说白了，这就是延安时期和改革开放的经济模式，不是谁的独创发明，无非是旧瓶装新酒罢了。

　　延安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成功，在毛泽东时代却失效了。

　　因为延安时期没有大规模工业化的需求，改革开放时已经有了工业化的基本盘，这种模式都能盘活经济。

　　建国初期的任务是大规模工业化，但土改后农民有了小块土地，农村便恢复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本不需要购买城市的工业品，那么城市工业品就没有农村市场，不能积累资金扩大生产。

　　所以那几年确实恢复经济了，却连工业化的影子都没摸到，原因就是经济模式和国家任务不匹配。

　　我们现在用上帝视角看历史，知道用新民主主义搞工业化，可以是可以，但需要几百年的时间，而二战后的世界局势，根本不给你太多的时间。

　　中国做为世界有数的大国，一旦错过工业化的窗口期，国运就跌到谷底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世界局势彻底变了。

　　1950年，美国出兵介入朝鲜战争，想趁机占领朝鲜半岛，把中国和苏联堵在鸭绿江。苏联不愿和美国作战，抱着坐山观虎斗的心态观战。

　　毛泽东却力排众议，坚持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才有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经过三次战役，美军被志愿军打回三八线，斯大林都震惊了，万万没想到，土里土气的志愿军竟然能硬刚美军？

　　斯大林深吸一口烟斗：“我做了一个违背自己的决定，我要武装中国。”

　　美国不是扶持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来遏制社会主义阵营么，那苏联也可以扶持中国对抗美国。

　　反正中国是苏联的小老弟，用中国做苏联的战略缓冲区，远比苏联原本的边境线要安全。

　　至于具体的扶持方式，便是156项工程。

　　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除了要到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后续还签订50项重点工程，涉及煤炭、钢铁、电力等工业，这些项目有抗美援朝的催化，于1952年正式确定下来。

　　同年周恩来和陈云率团访苏，又签定91个大型项目，连同之前签定的50个项目，将在1953—1959年陆续开工。

　　预计项目建成后，中国的煤炭、钢铁、石油等重工业，等同于苏联1932年的水平，或者日本1937年的水平。

　　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和中国签定10项文件，包括后续签定的军事工程、造船等项目，前后共计174项工程，经过修改调查，最后确定了154项。

　　由于156项工程的名称已经公布，就通称为“156项工程”，总价值约40亿美元。

　　这些项目是中国“一五计划”的核心，到50年代后期已经建成航空、航天、电子、兵器、船舶、冶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石油、煤炭等完整的重工业体系，直接让中国工业和世界的差距缩短50年。

　　至此，中国才暂时走出建国时期的危机，可以谋划更远大的未来。

　　还是那句说了无数次的话，这一切都是志愿军在朝鲜换来的。

　　3

　　改造中国

　　中国为了承接苏联的工业技术转移，同时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造。

　　首当其冲的是扫盲运动。

　　工业化需要有知识的劳动力，如果人民都是大字不识一斗的文盲，即便人口再多，也不是工业化需要的劳动力，而是国家的累赘。

　　（印度：正是在下）

　　于是中国在恢复经济和建设项目的时候，用20年时间，先后进行4次大规模扫盲运动，让1亿多不认识1500字的文盲，变成能读书报的工业劳动力。

　　扫盲运动很有意思，简单说一下。

　　1950年，全国各地办起扫盲班，可需要扫盲的都是成年人，不可能全日制学习，所以城市单位办的是扫盲夜校，农村则在冬季办扫盲班，称之为“冬学。”

　　每年冬天，农村都有人背着书包上学，书包里是统一印刷的冬学课本，互相打招呼都问，你今天学了几个字？

　　那幅画面，你想象一下？

　　军队扫盲更绝。战士们的床头要贴生字、背包后面要贴生字、吃饭前要背生字，总之就是学不会生字，什么都不用做了。

　　甚至在全军运动会赛跑前，运动员能不能起跑，不是听发令枪，而是谁先写完规定的汉字，谁就能先起跑。

　　明明是比体力的运动会，办成比文化的运动会，要是平时不努力的话，哪怕跑的再快也是最后一名。

　　九三荣军农场，则是在马车上挂小黑板，把前一天学过的生字写在上面，劳动的时候复习背诵，收工前组长检查是否完成，晚上回去再学习新字。

　　就用这些“不正规”的土法子，扫盲到1964年，中国人口的文盲率从80%降到52%。

　　这些脱盲人口，就是中国的工业人口红利。

　　其次是高校院系调整。

　　前些年很多人说，民国出大师，然后来讽刺当代没有大师。

　　事实上民国高校培养的大师都是文科大师，谈古论今天下第一，写字骂人无人能敌，然而这些大师连螺丝钉都造不出来，对急需工业化的中国，又有什么用呢？

　　中国高速工业化的“一五”期间，工业技术人员的缺口达到30万，各类高校预计只能输送4万人，远远达不到要求。

　　这就是清末民国重文轻理的后果，新中国必须给前两个政权擦屁股，把高校的理工科重新搭建起来。

　　于是在1952年，教育部草拟了全国高等院校调整计划，涉及高校总数的75%，调整后全国共有高校201所，平均每校700人增加到1172人。

　　以前那些巨无霸高校被拆分出来，师资力量分配到新高校里。

　　比如非常牛逼的南京大学，基本给肢解了：

　　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南京大学。农学院改成现在的南京农业大学，教育学院改成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林学系改成南京林业大学，水利系改成河海大学，政法系并入华东政法……

　　这次高校院系调整，其实就是中国理工科高校的扩招计划。

　　而在高校院系调整的同时，中国高校全面苏联化，有600多名苏联专家带着苏联教材，直接在中国讲课，并且翻译了1400种教科书。

　　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工业化铺路啊。

　　不管现在对院系调整骂的多厉害，都不能否认，经过院系调整的高校，基本满足了高端工业人才的需求。

　　最重要的改造是农村的人民公社。

　　现在说起人民公社，普遍要附带大锅饭、养懒人之类的标签，给人感觉人民公社是十足的败笔。

　　可问题是，如果人民公社真的是败笔，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同志，为什么要推行人民公社呢？

　　他们在战争年代那么英明，为什么到了和平建设年代，连这些问题都想不明白？

　　既然人民公社做为大政策推行出来，并且坚持了数十年，必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要不然很多事情就解释不清楚。

　　那是什么作用呢？

　　薅农村的羊毛，稳定农村的秩序。

　　世界各国的工业化，都要有原始资本积累，而原始资本积累只有两条路：

　　一是侵略其他国家，以剥削殖民地的方式完成本国的资本积累，英美法日等资本主义国家，走的就是这条路。

　　二是挥刀向内割自己的肉，从本国人民的身上，获取最大剩余价值，完成国家层面的原始资本积累，然后用这些资本来投资工业，苏联就是走这条路。

　　近代中国被欧美列强侵略，原本就是第一条路的受害者，再加上中国是积贫积弱的农业国，也没有侵略其他国家的现实条件。

　　所以侵略其他国家积累原始资本的路线，中国直接pass，那就只能学习苏联，挥刀向内，获取数亿农民的最大剩余价值。

　　执行机构便是人民公社。

　　还记得前文说的吧，建国初期的农村，由于土改催化恢复成小农经济，不愿意购买城市工业品，导致城市工业不能完成原始积累，新民主主义工业化遥遥无期。

　　为了获取农村的最大剩余价值，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决定，趁土改的热情没有散尽，动员农民参加互助组、初级社、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用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的农村机构，把农民组织起来。

　　最终有5.4万个公社、71.8万个生产大队、600.4万个生产队在全国铺开，国家行政力量的触角，延伸到农村的千家万户。

　　既然参加了人民公社，一切经济活动，便要由公社来统一调配，这就消灭了建国初期的农村小农经济。

　　而有这样的组织基础，国家便可以推行统购统销，用剪刀差的方式，薅农村的羊毛。

　　什么是剪刀差？

　　简单说就是，国家最大限度降低农产品收购价格，最大限度提高工业品的销售价格，公社在其中低卖高买，价差便是国家薅到的羊毛，也是中国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

　　据统计，建国前40年，农村给工业化提供了1万亿元的资金，平均每年250亿，每个劳动力提供80元/年。

　　这种获取资金的力度，全世界都绝无仅有。

　　农村除了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还要做国家经济危机的转嫁池。

　　自1955年起，中国开始动员青年“上山下乡”，初衷是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力脑力劳动差别。

　　但在革命理想的背后，却是每次遇到经济危机，城市就业压力增加，国家就动员青年上山下乡，把就业压力转嫁到农村，20年内累计向农村输入4000万知青，极大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

　　这在小农经济时代，简直不可想象。

　　我家的粮食都不够吃，哪有精力养知青啊，再说了，城市来的陌生人凭什么住我家？

　　然而有人民公社和“一大二公”的号召，这些事竟然都做成了，而且没有激起农民大规模的反弹。

　　我们说毛泽东时代改天换地，根本原因就是农村所有制的改变，毛泽东时代的农民生活苦，原因也在这里了。

　　如果中国放弃工业化，不向农村提取资金，也不向农村转嫁就业压力，农民的生活会宽裕很多，但代价就是国运天花板很低，遍及全国的危机很快爆发。

　　如果想走向星辰大海，那么让农民吃三十年的苦，就是必须要走的一段路。

　　这是大仁政和小仁政的区别。

　　毛泽东和同志们选择了大仁政，一代人吃了五代人的苦，做了五代人的事业，换来千秋万代的幸福安康。

　　4

　　六十年代的苦难岁月

　　当然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虽然苏联有理想主义的气质，愿意援助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接受苏联的贷款和工业技术转移，总要以另一种方式补偿苏联。

　　1955年，苏联归还旅顺港，中国摆脱近代苦难岁月的最后一道枷锁，成为真正独立自由的国家。

　　但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苏联是大哥，中国是小老弟，苏联怎么可能放弃控制中国呢？要是不能控制小弟，做大哥的还有什么威信？

　　苏联要控制中国，就需要捏住中国的把柄。一旦中国要反抗苏联，苏联可以随时打中国的七寸。

　　类似于一个家庭里，谁掌握经济大权，谁的家庭地位更高。

　　于是在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中苏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在中国独立主权的边缘疯狂试探。

　　苏联的意思很明白。

　　想继续要贷款和工业技术，那就跪下做听话的小弟，如果不愿意做小弟，我就把你踢出社会主义阵营，收回你的工业化入场券。

　　二选一，中国做题吧。

　　其实抛开国家的立场来说，苏联的做法也正常，大哥控制小弟属于世界通行的常规操作，欧洲国家不都被美国和苏联控制么？

　　问题是，中国的百年追求就是独立自由，苏联想继续控制中国，便是触了中国的逆鳞。

　　苏联的追求和中国的理想相撞，毛泽东怒了：“赫鲁晓夫同志，你给我翻译翻译，什么特么的是联合舰队？”

　　两国高层发生激烈的争吵，两国关系也出现不可弥补的裂缝，苏联大怒，1959年单方面撕毁合同，1960年撤走苏联专家。

　　当年斯大林发给中国的工业化入场券，现在被赫鲁晓夫给收回去了。

　　中国追求独立自由，代价非常惨烈。

　　1957年起，河南就出现大面积干旱，粮食严重减产，河南要抗灾，开始减少城乡的粮食供给。

　　第二年，河南、河北、四川、陕西出现不同程度的干旱和洪水，灾情严重，粮食产量继续减少。

　　而在自然灾害严重的年份，中国的内忧外患都来了。

　　外患就是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不仅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和资金，还向中国逼债，想逼迫中国低头服输。

　　据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中国还欠苏联80亿卢布。

　　毛泽东说，我们要勒紧裤腰带，争取5年内还清。中国人不信邪、不怕压、也不怕逼债，就要有这么一个志气。

　　给苏联还债，让遭灾的中国雪上加霜。

　　内患则是朝野被“建设祖国”的激情鼓舞，不惜代价大炼钢铁。

　　据国家统计局长薛暮桥回忆，1958年底全国参加炼钢的劳动力达到9000万人，加上支援炼钢的人，共动用劳动力超过1亿人。

　　原本就遭遇水旱灾害，农田粮食减产，这么多人不抢收粮食，反而跑去炼钢，导致严重减产的粮食，再度减少。

　　可能有人要说了，大炼钢铁不是毛泽东号召的么，这口锅他要背着。

　　其实《毛泽东年谱》记载的很明白，1957年产钢535万吨，同志们汇报第二年的计划，表示要翻一番，实现1070万吨的目标。

　　毛泽东听完汇报，说到底能不能完成，要是不能完成就降低目标。

　　其他人说没问题，能完成。

　　1958年的目标基本完成了，定1959年的计划时，各部门又确定了翻一番的目标，要炼钢2140万吨。

　　毛泽东还是那句话，到底能不能完成，不能完成就降低目标？

　　他们还说没问题，结果就出事了。

　　大炼钢铁的事，毛泽东做为领导人确实有责任，但不能把责任都推到毛泽东的身上。

　　扯远了。

　　总而言之，50年代末期中国要维护独立自由，催化了已经出现的内忧外患，导致1959—1961年粮食减产4036.5万吨，灾区人均粮食减少466斤。

　　这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农村饿死很多人，非常惨烈。

　　此后几年，中苏爆发论战，关系越来越远，以前的苏联老大哥，也成了人见人骂的苏修。苏联闹着要给中国发射核武器，施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而在东部沿海地区，美国继续用岛链封锁中国，同时扶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经常有飞机闯进中国领空搞破坏。

　　中国被美苏两大霸权围堵，国际环境恶劣到极点，根本不能静下心来搞建设，反而为了应对可能爆发的世界大战，动用数不清的人力物力，在西南地区搞了三线建设。

　　目的只有一个，备战备荒为人民。

　　整个60年代，被美苏两大阵营抛弃的中国，成了世界的流浪孤儿。

　　我们都说中国现在的国际环境恶劣，和60年代相比，这才哪到哪啊，小儿科过家家而已。

　　5

　　联美抗苏

　　其实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毛泽东特别希望和欧美国家修复关系，消解苏联的军事经济压力。

　　法国议员代表团访华的时候，毛泽东和他们座谈：

　　“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反对共产主义，但我们还是可以合作。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我想，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

　　包括日本，也在毛泽东的战略构想里面，他明确提出：“可以让日本来中国办工厂，向他们学习技术。”

　　然而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中国想和欧美国家修复关系，美国不同意，其他国家就不敢动，中国的一腔热情只能在内部爆发。

　　但是老话说得好啊，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时间进入1969年，美军开始撤离越南，美国和北越启动停战谈判，越南战争的烈度逐渐降低。

　　于是在二战和朝鲜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刺激消失之后，越南战争对美国经济，也起不到刺激的作用。

　　此外，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红利，已经在美国消耗殆尽，再也没有新的技术发明，给美国带来产业革命，以及新的经济增长点。

　　美国经济陷入“滞涨”危机。

　　同时期的西欧国家也差不多，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典型特征就是资本无处投资，产品无处销售。

　　而此时的中国，已经熬过美苏围堵的艰难岁月，如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在东亚强势崛起。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70年，东方红卫星发射成功。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这些艰难岁月的辉煌成就，在欧美国家看来，哦，以后的世界大事，不能没有中国参与，而且中国是一个大市场，咱们可以合作啊。

　　于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派基辛格秘密访华，羞答答的传递信号：“要不……咱们谈谈？”

　　毛泽东非常大气，谈就谈。1972年2月，尼克松正式访华，随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中美关系走向正常。

　　“40年代就想和美国合作，结果你们不愿意。现在怎么样，还不是得到我的碗里来？哼。”

　　国家关系恢复正常，那就可以开门做生意了，美苏围堵中国的艰难岁月，也就基本结束了。

　　这就是国运吧。

　　中国和苏联合作的时候，引进的156项工程以重工业为主，夯实了中国的工业基础，后遗症就是轻工业不足，严重影响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

　　以穿衣为例。

　　那时中国的纺织工业原材料是棉花，但中国的棉花年产量只有4000万担，除去军需和农民自用以外，能用来纺织的只有3100万担。

　　原材料的不足，极大限制了中国人民的穿衣需求。

　　而同时期的中国石油年产量，已经突破1000万吨，完全可以用石油提炼化学纤维，满足中国人民的穿衣需求。

　　但是没有技术和设备，怎么办？

　　所以中国和欧美国家合作以后，急需引进一整套轻工业体系。

　　1973年3月，国家计委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圈阅同意，并且写下批示：

　　“由于我国对外关系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我们要积极利用这一大好时机，拟在今后三到五年内，集中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和单机设备，要像第一个五年计划抓156项工程一样，扎扎实实把建设任务抓紧抓好，尽早投产见效。”

　　因为准备投资43亿美元，引进欧美国家的轻工业体系，这次引进便称之为“四三方案。”

　　“四三方案”共有26个项目，包括四川维尼纶厂等化纤基地、3套石化设备、13套化肥项目、3个大型电站项目、2套钢铁项目、1套烷基苯项目。最大的投资国是日本，其次是美国、德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

　　这些项目从1972年开始兴建，最迟在1983年建成投产，不仅改变了“轻重不均”的产业结构，还满足了民生方面的需求。

　　80年代的粮食亩产量逐年增加，农民年年喜迎大丰收，根本原因是化肥项目建成，改变了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路径。

　　而且80年代市面上有很多“的确良”布料，人们可以不穿粗布灰蓝的衣服，原因在于四大化纤基地建成投产。

　　如果没有毛泽东“联美抗苏”，没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签署的“四三方案”，80年代的中国，怎么可能发生质的变化？

　　分田到户不是致富捷径，工业体系才是。

　　至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运危机，被三十年的工业进程彻底消灭，并且给后人打下坚实的工业基础。

　　只是“四三方案”落成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故去，如果要给他们那代人做一个评论，我想应该是四个字：

　　再造山河。

　　6

　　这篇文章把中国前三十年的工业进程，简单聊了一遍，同时讲清楚了国内外的局势变化，以及路线政策的转变逻辑。

　　大家看到这里就明白，前三十年的坎坷磨难，自有其根源。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也自有其逻辑。

　　前三十年有很多被人攻击的黑点，如大饥荒、农民生活穷困、运动毁了一代知青、大锅饭养懒人等等。

　　这些事，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不否认。

　　我想说的是，这些经常被人攻击的“黑点”，其实是中国从零开始工业化的代价。

　　之所以出现这些代价，是因为中国要抓住二战后的窗口期，快速完成工业化改变国运，被逼无奈出台的路线政策造成的。

　　同样是大仁政和小仁政的二选一问题，对于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根本没有选择。

　　只能不顾一切的向前走。

　　前三十年受过苦难的人，可以在经济上补偿，可以在精神上缅怀，但不能因为那些受过苦难的人，就否定整个时代的奋斗，更不能因此否定毛泽东。

　　他们和时代是联系在一起的。

　　否定任何人，都是对中国前三十年努力奋斗的否定，而正是前三十年的埋头苦干，才有了现在的岁月静好。

　　其实以他们那代人的觉悟，否定或者肯定，已经不重要了。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懂的自然懂，不懂得也不需要懂。

　　孔夫子曾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显然对后人的评价有些在意，毛泽东却在苏联撕毁合同时，在广州填下那首《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