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普选民主与世袭皇权本质相同？

大参考

　　当2012年法国选出奥朗德出任总统时，对西方民主颇为心仪的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剑涛先生在公开演讲时忍不住吐嘈：这简直是闹剧，他实在是傻的可爱，在国际舞台上都不会表情。果不其然，奥朗德执政一年，其支持率就创下第五共和----甚至是法国现代史上的最低纪录：只有可怜的15%。

　　奥朗德治国无方，也属于个子不高相貌也平平的中年男子，而且他在选举时曾一再表白自己当时的女友瓦莱丽是“一生挚爱”，更一再声称他不会像前任萨科奇那样，让自己的私人生活“上头条”：“我，共和国总统，会确保在任何时候，我的行为都是模范。”

　　所以当媒体曝光他竟然深夜骑着摩托车与电影明星私会，顿时引爆（法）国内外。当然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解读。英国就认为法国对政治人物太纵容。美国会认为政治人物不分公私，大有中国昔日皇权时代“家事即国事”之意。中国则大概要认为实属道德败坏，而且一个无能且花心的总统更不能令人容忍，更何况他还有政治承诺在先，金口已开，君无戏言嘛。

　　不过看看法国人的反应，就应该明白这样的事实在太正常不过了：一个执政无能的政治人物竟然因此支持率上升，还有高达90%的民众希望小三扶正----确切的说是小四，因为现在的正室也是小三出身，看来大量的贪官向往法兰西也是有原因的。

　　此篇文章当然不是聚集一起花边新闻，而是关注何以西方实行大众普选式民主以来，就难以选出优秀的领导人，而中国则总是英才倍出。

　　公认的原因自然是，全民普选的一个后果就是造成政治人物的平庸化。本来衡量政治人物的主要标准是能力。但在选举制度下，形象、性别、种族、宗教信仰、口才、突发事件、对电视的感觉、甚至非理性感觉都成为非常重要影响选举的因素，候选人的能力反而退居其次。前《文汇报》驻法国记者郑若麟先生曾有过这样的亲身感受：“希拉克天然具有一种亲和力，他朝你伸出手来时，你会感觉到一种发自肺腑的感情扑面而来，似乎与你是多年相识的老朋友一般。而与密特朗握手，则如同与一尊石像握手，冰冷冷不说，而且感到一种遥不可及的距离。然而法国人却一度喜欢密特朗。原因就是密特朗在电视上给人的印象，与希拉克恰恰相反：希拉克本人真诚，电视形象却显得冷漠，远不密特朗来得亲切”。所以，1988年大选，希拉克败于追求连任的密特朗。

　　台湾著名的时政评论家胡忠信在2014年1月17日的政论节目中曾做出如下点评：今天的台湾如同清朝末期。借用林则徐的一句话就是：举国无可用之人，举国无可用之才。可见这种人才产生机制对人才的埋没及戕害。

　　应该说，衡量人才的标准决定着何种人才脱颖而出。以能力为标准，选出的人才必然是能力出众。以演讲、口才、形象等为标准，选出来的人才也自然是以辩才、形象见长。中国这方面也有教训。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到后期之所以丧失活力，就是由于四书五经成了考试的唯一标准。

　　在今天的法国，最受人爱戴、支持率最高的领导人不是伟人戴高乐----二战时他领导自由法国捍卫了法国的尊严，二战后创立了第五共和宪法，把法国从混乱中拯救出来，他还顶住美国的压力退出北约和中国建交，甚至为了法国的利益最终放手阿尔及利亚独立----每一项都是难度极高而又对法国利益影响深远。然而，尽管如此，排名第一的却是一上台就逆时代潮流搞全面国有化、延长带薪休假等举措打击法国的竞争力、情人如云的密特朗：以35%的支持率成为最佳总统，超过戴高乐五个百分点。这样的认知标准自然就可以明白法国会产生什么样的领导人。

　　另一个原因则是西方民主的人才逻辑是先不管能力如何，选上去再检验。不胜任就在下一次选举时进行更替。中国的人才逻辑是只有在一个位置上表现优异或者至少胜任，才能够被选拔到上一个岗位。然后通过一级级的淘汰选拔，最后由八千万党员中最优秀者进入常委。然而，治理国家不仅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命运。从这个角度讲，把整个国家当成试验品的西方人才逻辑显然过于草率和不负责任，而中国则十分的谨慎。

　　从本质上看，西方选举模式产生人才的体制和中国过去世袭的皇权体制类似：如果运气好，碰上一个英明的领导人，就能带领国家进步。如果运气差，则国势力立衰。克林顿八年和小布什八年就是最明显的写照。当然民主之所以优于皇权时代，是因为可以在一定期限内进行更换，但和今天中国的“改革后体制”相比，则要逊色的多：中国不仅发挥了过去体制选拔人才的优势，还借鉴了西方定期更替的优点。政治体制不同的逻辑自然导致不同的表现，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深陷危机而中国“改革后体制”一枝独秀。

　　第三自然是西方由于政党对决，人才被分割成几个部分，胜选的政党才有机会执政，败选的政党再有优秀人才也只能闲置。也就是说它可以在全国选择人才，但却不能在全国使用人才。这就是西方体制下的人才浪费现象。

　　最后，除了大众选举造成的政治人物平庸化之外，资本对政治人物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小觑。

　　最近台湾爆发的E-TAG风暴就是一例。E-TAG是高速公路电子自动收费系统，结果在使用后频频出现严重问题：超距离扣款（比如只是从台北去台中却被扣成从台北到台南）、重复扣款、在高速公路附近经过也会扣款、账户经常自动归零（幽灵扣款）诸如此类，引发民众强烈不满。明明是程序设计有问题，但令人震惊的是，承办企业远通电收竟然声称是因为在三个小时内遇到黑客82亿次攻击！如此荒诞的谎言竟然得到官方认可（“行政院长”江宜桦指示说：“请负责侦办的单位全力侦破攻击来源，并请交通部加强这套电子系统的安全防护”），还被台湾最懂资讯的专家、“政务委员”张善政定性为三级资安事件，属非常严重级别。而主管交通的部门更是对远通电收不发一语重话，到现在也没有任何处罚措施。随着事件的热烧，民众才发现诸多秘密：五家公司竞标，条件最差的远通电收竟然中标、系统投入使用前的所谓验收，竟然是仅用十辆车依次通过就得出100%合格率的结论。而新加坡车辆总数共有70万辆（台湾是7百万辆），耗时20年架构ERP系统，在上路前还设置12个门架、安排250台车，在3个月内每天8小时里，测试超过480万次，直到准确率高达99％，才实际上路。

　　大家都知道，前几天仅仅由于国父纪念馆的小便器发生故障半年未修理，“行政院长”江宜桦就震怒（称无法接受，要求严惩）。可是这一次发生这么大的民生事件，江宜桦却消声。台湾政治人物之所以面对此次危机如此应对失策，无能之极，背后的政经关系才是根本。一是现在交通部门的负责人多为前“行政院长”刘兆玄推荐。刘兆玄的弟弟则持是远通电收的第二大股东。二是交通部门多位负责人或者曾任职于远通电收所属集团，或者退休后再被远通电收所属集团重新雇佣。

　　比较奇妙的是，当民进党在“立法院”提出重新检测这一系统时，竟然被国民党利用投票优势将之否决。

　　显然既是有能力之人出位，也由于财团的控制而无法做为。美国类似的就是前几年倒闭的全美第十七大公司安然。它是布什总统最大的金主之一，71%的参议员、众议员能源委员会的23名委员中的19人接受过安然的资金。就是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的主席也是在安然公司总裁的推荐下才获得这个职位的。这样的公司谁还能管的了？再有能力的政治人物也只能在它面前失去能力。

　　反观中国，今天的制度模式之所以可以选拔优秀的人才，主要是建立在以能力为基础之上的全国性选拔、长期培养和历练。今天的中共，全体党员都要根据以下三个标准进行年度考评：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质、工作成绩、群众满意度。组织部门也引入了问卷调查和民意调查等现代形式。所有的干部每五年至少进行三个月的培训。目前中共8000多万党，拥有2700多所学校，课程以“三个基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和“五个当代：当代世界经济、科技、法律、军事和思潮”为主，省级党校则为地方干部提供社会管理具体实践技能的培训。除此之外还有三个分别建立于井冈山、延安和上海的重要干部学院。

　　这也是中国“为政之道，惟在得人”、“尚贤”传统的延续和继承（当代的说法是：当正确的方针政策制订之后，干部是关键）。其公开的规则包括：政绩、学历、基层工作经验、年龄以及公推公选、竞争上岗、任命前的公示制度、任期制度、差额选举制度。以新一届领导人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例，他们均经历过长达二十年左右的基层任职考验，并在五年前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国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所以可以立即针对性地施政。

　　相对于西方自下而上的选举体系，中国的自上而下的选拔制度自然会令人质疑。即在缺乏一种对下负责的政治责任体制的情况下，如何始终保持高质量的治理？确实在中国的现实社会广泛存在各级官员唯上而忽视甚至损害民众利益的现象。但这并不是中国模式不可解决的问题，只要最高层改变选拔人才的标准，即可迎刃而解。比如改革开放之初的政绩标准是GDP，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当这一标准的负面影响日益显露时，比如环境污染、强征强拆激化矛盾，中央就开始强调绿色GDP。另一个例子就是，当越级信访成为衡量政绩的一个标准之时，就引发了各地截访现象。当中央意识到问题存在废除这项规定之时，这种现象也就自然消失。

　　世人可能还记得2009年重创台湾、近七百人死亡的“八八”水灾。当是莫拉克台风也同样袭击了浙江福建沿海，但大陆成功疏散上百万人，几乎无人伤亡（仅一名儿童死于房屋倒塌）。大陆的官员之所以更负责任，是因为民众安全是重要的考核标准。而在台湾，虽然有法律规定强行疏散，但由于选举临近，官员反而不敢作为，最终酿成惨剧。

　　不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西方当然难以理解何以最高领导人却能够向下负责。中国自秦朝率先成为马克斯.韦伯所定义的现代国家以来（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就逐渐形成了政治上的民本传统。纵观整个中国皇权时代，即使无能、无为的君主也会被历史所否定，至于类似于隋炀帝式的暴君，更是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上。其实就是隋炀帝在面对弑君的兵变者，也承认自己对不起百姓（“我实负百姓；至于尔辈，荣禄兼极，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为首邪？”）。

　　在西方，政治伦理和契约是：我是选民选上来的，因此要为民众负责。但中国的政治传统是，为政者以人为本乃是政治的本义，是天经地义的。套用西方宗教的话语体系就是不证自明的。这就是中国政治传统从精神和价值上确立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的人民优先论和民本论。与“民本”相紧密联系的是则“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的天命观。1949年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提出的“为人民服务”不过是“以人为本”的现代表述而已。

　　西方之所以产生自下而上的民主，恰是因为为政者持有路易十四哪种“我死后，哪管洪水涛天”的理念（他绝不会有隋炀帝“我实负百姓”的觉悟），西方完全从一种极端“绝对专制”走向另一个极端“绝对民制”。而中国因为有民本传统，反而没有产生自下而上民主的历史动力和需要。中国自1840年以来向西方学习，并不是因为专制的苛政而是为了重新复兴。

　　中国的民本思想还可以解释当代一种奇特的政治现象。在儒家文化圈，新加坡有李光耀，韩国有朴正熙、台湾有蒋经国，大陆有邓小平。他们共同特点是具有为政者的使命感、责任感，带领国家（地区）走向富强。他们为政的原动力，则是西方政治理论无法解读的。反观其他文化圈的国家，则鲜有此类政治人物。亚洲的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政治强人马科斯获得权力后，完全是当代路易十四的翻版。

　　应该说，衡量制度优劣的标准虽然可以很多，但是否能够产生优秀的人才是最根本的标准之一。比如中华文明之所以几千年领先世界，就在于上下流动性强、全国选拔人才的科举制。西方则长期都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贵族垄断。当然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先生并不认同，他2013年10月在香港演讲时认为中国的科举制无法产生贵族阶层，也就不能产生制衡皇权的力量，所以中国产生不了民主。只是唐朝时，日本大举向中国学习，并没有引入科举制，日本自己不也是没有产生民主吗？最后还不是在美国的刺刀下才建立的民主制度吗？

　　在全球化时代，经济活动日益复杂，世界已从国家管理开始向全球治理过渡。对人才的要求更高。如果一种制度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则必然被时代所淘汰。这不是预言，而是普遍规律。奥朗德、陈水扁、小布什现象还会一而再的娱乐这个世界，警示这个世界，直到包括自由派在内的群体打破迷思，冲破思想禁锢,重新自我解放。

无相有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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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相有象

民主是自私自利者们自己造的船，最后葬送在大海里的，不定会是谁呢����: iPhone�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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