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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伟人的长征|张学良杨虎城为什么佩服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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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10 08:47: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突破国军与地方军阀六盘山山脉的阻击防线后,中央红军就正式踏入了陕北地界。

  一般史学界认为红一方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取得长征胜利的标志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师。

  但是从军事角度,北风认为红一方面军完成到达陕北之后的“断尾之战”与“奠基之战”,才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立足陕北的标志。

  壹、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中央红军在“草地分兵”后,已经改组为陕甘支队。突破六盘山,进入陕北的陕甘支队,只剩7000多人。

  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此处以战国名将吴起命名,可见是兵家必争之地。

  到达吴起镇的陕甘支队是毛主席与彭总领导的7000步兵。面对中央红军最终突破几十万国军围剿,成功到达陕北,蒋介石感到巨大的羞辱。

  陕北多山地,因此蒋介石第一时间命令驻扎陕北的骑兵部队,快速追击,要在中央红军立足维稳的情况下,用骑兵对步兵的天然优势,趁中央红军7000步兵立足未稳,将他们击溃。

  蒋介石派出的追剿骑兵部队,也来自旧中国两支“赫赫有名”的军队。

  当时占据西北地盘的是从清朝中后期开始掌握西北实权一百多年的军阀,“马家军”

  当时,马步芳占据青海,马鸿宾,马鸿逵占据宁夏和甘肃,并称“西北三马”。

  马家军的骑兵民风彪悍,机动迅猛,红军历史上的最大伤亡就是马家军带来的。

  另一支围剿的骑兵部队是“立足未稳”的 东北军。

  九一八事变东北被日军占领之后,蒋介石就让张学良将全部东北军都调到西北,与阎锡山,马家军以及冯玉祥留下的西北军残部争地盘。

  几大军阀的地盘还没划分清楚,徐海东,刘志丹的红15军就在陕北扎下根来。

  蒋介石派出的追击军团有东北军骑兵第3师,师长郭希鹏。东北军骑兵第7师,师长白凤翔。以及马家军马鸿宾麾下第35师的马培清骑兵团。

  这其中,东北军的“家底”还是很厚实的,两个骑兵师下辖5个骑兵团,每个骑兵团都配备1个迫击炮连和1个重机枪连。

  会玩象棋的都知道,步兵都是小卒子,东北军的骑兵却不仅仅是棋盘上的“马”,还配了在山地机动能力强的“炮”,可以说是马炮联军。

  面对合计六个骑兵团,高机动重火力的追击,毛主席没有选择第一时间与徐海东的红15军会师,增强力量。

  毛主席下达的指令是:在吴起镇进行“断尾之战”,决不把追击部队,带入陕北根据地。

  领导这场“步兵对骑兵”断尾战的,就是彭总。

  吴起镇周边多山地,西侧能够让骑兵追击的只有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三条山间道路。

  国军的追击联军,马培清骑兵团冲在前面,东北军白凤翔的两个师五个团紧跟其后。

  彭总采取的则是陕甘支队第一第二纵队进行“口袋设伏”,陈赓领导“干部团”冲在前面,诱敌深入。

  马培清团与红军干部团交锋,进入伏击阵地后,以一个团的兵力无法向前突围,只能回撤。

  红军却故意放马培清骑兵团退到山梁之上,修筑简易攻势。

  红军不一鼓作气吃掉马培清骑兵团,是为了诱使后面的东北军五个骑兵团进入主战场。

  10月21日,东北军主力进入伏击圈之后,彭总下令总攻,一纵队主力不到半个小时就击溃马培清骑兵团的简易攻势,将马培清骑兵团击溃逃窜。

  东北军白凤翔骑兵师以为马培清部队顶在前面,没想到马培清骑兵团绕道山梁溃逃了。

  白凤翔的东北军骑兵师遭遇红军主力的迎头痛击,白凤翔险些被俘。

  彭总的步兵伏击骑兵战,居然也打出了更具机动力的迂回穿插,在追击中又击溃了东北军骑兵师的一个团。

  这场吴起镇战役,毛主席与彭总布局两天,最终只用2个小时就将马家军与东北军的联军击溃。

  追击联军六个骑兵团,被红军彻底歼灭东北军一个团,击溃马培清一个团,东北军两个团,俘虏700多人,缴获大量的战马以及冬季战略物资,为红军的骑兵部队扩建打下了基础。

  在中国春秋战国以来的军事历史中,骑兵对步兵一直有压倒性优势。

  正是因为彭总指挥了这场7000疲惫步兵大胜六个骑兵团的大胜仗,毛主席才在战后赋诗一首: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就算在我军将星云集的开国将帅里,被毛主席称为“彭大将军”的,也只有彭总一人。

  彭总也在未来的朝鲜战场上,让全世界见识到“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风采。

  贰、要歼灭战,不要击溃战

  完成了吴起镇的“断尾战”之后,毛主席领导的中央红军(此时称为陕甘支队)终于和徐海东的红15军会师。

  两军会师之后,联军重新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彭总任司令员,毛主席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红一方面军下辖两个军团,其中红1军团就是长征的原中央红军,林总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

  红15军团则是原来的陕北红军,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

  整个一方面军只有15000余人,而会师之后,11月的陕北已经是初冬时节。

  会师后的红一方面军依旧面临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围剿战。

  其中东北军主要是57军,67军,以及杨虎城的38军。红一方面军则被围困在直罗镇一带。

  当时红军内部主要有“游击突围战”与“机动进攻,击溃即走”两种战术。

  毛主席却在直罗镇战役的战前动员会上,坚定地提出“要打歼灭战,不要击溃战”。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作战思想,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及的。

  我军合计只有15000人左右,张学良东北军与杨虎城38军周边合围总兵力超过4万人。

  其中最内层包围圈,东北军直接作战的五个师,就将近3万人,是我军总兵力的两倍。

  面对强敌,在直罗镇战役开始之前,毛主席多次电告一线指挥的彭总:“要歼灭战,不要击溃战”。

  毛主席坚决要求“歼灭战”,一方面是因为11月已经进入西北的冬季,这是1935年的最后一次“大型反围剿”,需要用歼灭战来扩大战略空间。

  另一方面,这是毛主席的中央红军,在陕北会师后,与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的第一战。

  这场战役的敌军规模比不上长征前期的几场大型围剿战,可是这对我党我军的“陕北立足”具有重要意义。

  毛主席部署我军以师为单位歼灭东北军,从而为红军在陕北打下“奠基之战”。

  直罗镇位于葫芦河以北,杨虎城的38军封锁葫芦河以内的广阔空间。东北军57军的4个师,沿着葫芦河至西向东直扑直罗镇。

  东北军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把红一方面军封锁在葫芦河以北,在没有空间,没有战略物资的背景下过冬。

  毛主席布局的战术是“攻势防御,诱敌深入,打歼灭战”。

  东北军四个师里面,109师是开路先锋,师长牛云峰是张学良的嫡系爱将,在东北军内部以勇猛著称。

  109师打头阵,106师,111师在57军军长董英斌率领下紧随其后。108师驻守太白镇。

  牛云峰的109师将近5000人,先一步到达葫芦河的直罗镇地带,同时命令两个团分别驻守直罗镇沿河两侧的南北高地。

  此时我军的诱敌深入已经实现,林总率领红1军团从葫芦河以北进攻,徐海东率领红15军团从葫芦河以南进攻。

  很快,我军两个军团就歼灭了牛云峰两边高地的两个团,居高临下的对109师进行歼灭战。

  可是最终,牛云峰在部队被打到不足1000人的之后,在直罗镇南部山地上,发现了一个土寨。

  牛云峰让残部修筑了土寨的攻势,山地易守难攻,我军如果强攻歼灭战,将付出巨大的伤亡。

  这时候,我军发现土寨没有水源,正好适合将牛云峰109师围困,对东北军增援部队进行围点打援。

  因此我军部署红15军团少量兵力围困牛云峰,红1军团从北,红15军团从南对东北军106师和111师进行伏击歼灭战。

  我军从毛主席的谋划到彭总的临阵指挥,都是高瞻远瞩的,可是实际战况却没办法实现“进一步歼灭战”。

  因为106师,111师遭遇我军阻击之后,没有继续救援牛元峰的109师,而是快速回逃。

  106师与111师逃回太白镇的速度,居然超过了我军两个军团的迂回追击速度。可即便如此,我军依旧实现了在追击中,歼灭东北军106师一个团。

  被围困的牛云峰,没有等来增援,只能率领残兵突围,被我军彻底围歼,师长牛云峰自尽。

  直罗镇战役,虽然整体规模不大,可是让张学良和杨虎城认识到,三倍于红军的兵力围困,两倍于红军兵力的直接参战,最终却是一个师加一个团被歼灭,第一勇将自尽的结局。

  整场直罗镇战役,我军伤亡600余人,歼灭敌军一千余人,俘虏5300余人,缴获各类枪支4000余支,迫击炮8门,子弹22万发。

  为中央红军会师后的第一个冬天,储存了大量战备物资。这一战,让张学良和杨虎城认识到了红军战斗力,扩大了红军在陕北的战略空间。

  因此,直罗镇战役,被主席称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奠基礼”。

  叁、斗争胜利,才会迎来“团结曙光”

  因为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中的特殊贡献,因此我国一直对杨虎城和张学良的“宣传形象”比较正面。

  我国军史党史也很少宣扬陕北红军与东北军以及杨虎城军队作战的情况。

  甚至“直罗镇战役”就是很好的例子,部分军事史料,提及东北军109师师长牛元峰是被徐海东部下追击时击毙的。

  而官方史料,则宣布牛元峰是在突围兵败后自尽的。不同史料,对东北军将领的“不同塑造”,也能看出我们对东北军的“团结与维护”。

  1936年西安事变的爆发背景,是东北军思念故土,主张抗日,同时张学良与杨虎城也认识到“红军越围剿,战力越强”,“越围剿,兵员越多”。

  在蒋介石亲自到西安督战,要求剿灭红军的背景下,张学良和杨虎城选择“兵谏”,一方面是抗战心切,但同时也尊重红军对手,不愿意与红军作战,扩大伤亡。

  张学良与杨虎城,从1935年积极剿共,到1936年联共抗日,这一转变过程,就是毛主席“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成”的伟大实践。

  在直罗镇战役后,我军与东北军以及杨虎城军队,至少进行了一年的战斗,截止1936年10月,我军取得了六场大捷。

  毛主席的“团结策略”是,战场上狠狠地打歼灭战,打痛敌人。在战后,我军则通过对几万东北军俘虏进行宣讲教育。

  通过释放俘虏,缓和与东北军,杨虎城部队的尖锐矛盾,同时将我军“抗日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军民抗日”,“打回东北老家”的观念带回东北军中。

  有了一年战场上的巨大震撼,配合怀柔的战俘政策,张学良和杨虎城才愿意谋划几个月的“惊天一变”!

  是毛主席“以斗争求团结”的思想为基础,歼灭战配合战俘政策,最终才促成了中国国运的“惊天一变”,迎来“全国抗日统一战线”!

  毛主席的斗争思想,红军长征收官战与陕北奠基战的斗争智慧,对今天的大国博弈,依旧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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