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天昊：共富不仅是道德问题，也是经济问题，三大要略：国家托底，市场推动，社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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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富裕，大同之梦。

　　近日，国家下发通知，宣布要全面推进共同富裕时代。

　　2015年，罗天昊回应香港事件时，亦提出，共富是责任也是出路。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定下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国家强大和人民富裕，分两步走：先实现少部分人富起来，再实现共同富裕。

　　近年来，知识阶层中的部分人蔑视平民大众，污名化“共同富裕”为绝对平均主义，混淆共富与均富，引起了巨大的思想混乱。

　　经济与社会，从来就是连为一体。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未来新三十年重大的战略使命。也是消除中国诸多社会弊病的良药。

　　中国十几亿人的数十年的实践，经验与教训均证明：共同富裕，不仅是德性的要求，更是效率的要求。

　　（1）共富是责任，也是出路

　　贫富分化，触目惊心。

　　2003年至2017年，中国基尼系数为一直在0.46以上，2008年更达到最高的0.491，前年略回落到0.463，贫富分化严重。

　　2021胡润亿万富豪榜显示：全球十亿美金以上的顶级富豪中，全球一百个国家中，共有3228位十亿富翁，其中，中国就占了1058位，位居世界第一。几乎是全球的三分之一。，美国作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十亿富翁为696位，中国几乎是美国的两倍。中国作为穷国，成为产生富人最多的国家，且财富极度集中。

　　十几年来，财富的创造机制，出现了畸形。部分人财富的获取，并非来自劳动与才智，而是来自腐败、垄断和特权，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以权力寻租，用市场套现，是中国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的肇源。

　　先富带动后富没有成为现实。在权力经济色彩浓厚的领域，贪腐官员和财阀势力联手，将巨大的财富席卷国外，留下万民嗷嗷待哺。反过来再嘲笑民众。炫富炫权，耀武扬威。

　　中国财富和阶层分布，属于典型的“金字塔型”。权贵豪门极少数，中产相对少数，平民穷人绝大多数。远未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

　　畸形的产业结构，也导致了贫富不均，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地产金融吸血过于厉害，实体经济收入不足，直接导致了社会收入的分化。

　　此外，中国的区域发展，也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地区贫富悬殊。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在社会领域，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在区域经济战略层面，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然后辐射到中西部。

　　中国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中西部地区的两倍，就省级单位而言，北京人均GDP为16.8万元，甘肃为3.4万元，仅为北京的五分之一，如中西部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能够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则将催生巨大的经济能量。

　　各地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也很更大。2020年，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2232元，而同期甘肃为20335元，

　　从全球发展历史来看，大国的强盛，莫不伴随全国的均衡崛起。美国也是在“西进运动”后，才跃升为全球第一大国。

　　回望大陆和香港，种种社会问题，均可从过度贫富悬殊中找到影子。

　　阶层分裂，是国家走向动荡的重要原因。未来中国需要弥补阶层裂痕，使改革的成果，能够为各个阶层共享。

　　2015年，罗天昊回应香港事件时，亦提出，共富是责任也是出路。

　　逻辑在哪里？

　　改革早期，社会各个阶层均得利，豪族得利最多，中产和知识精英次之，底层也获利。但是，到了改革后期，豪族利益日益膨胀，中产精英作为附庸也获利，但是底层利益受损。

　　穷人已经无可失去，既得利益阶层率先让步，整个社会才可以解套。这是基于现实的最佳策略选择，而非民粹。

　　这种阶层整合模式，罗天昊早在2014年就已预测到。

　　概言之，通过强力反腐，抑制垄断，调节法律政策等，抑制第一阶层。

　　中产小资和知识精英为代表的第二阶层，保持平稳或者小幅进步。

　　底层穷人，则实现大的跃升。

　　罗天昊认概括为：抑豪族，平中产，托底层。

　　为什么现在富人和中产阶层有人不愿意实现共富？

　　很简单，节奏变了。

　　近十几年，第一和第二阶层实现了联合，豪门与中产精英媾和，获得了改革的巨大红利，此十几年一直快跑甚至飞跃，现在小步走，甚至保持平稳，当然对“黄金时代”怀念，对当下有所怀疑与顾忌。

　　但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应该是在保证多数人福祉的同时，尽量兼顾绝对少数和相对少数。

　　链接：2014年罗天昊国情预测：

　　看穿两会报告，预测中国大势

　　（2）

　　经济学常识：贫富悬殊导致总消费不足——

　　共同富裕既是道德要求，更是经济的要求

　　先富带动后富，是国家的承诺，亦是改革的既定目标。

　　邓生前自评一生得失，四六开足矣，邓的“四分不足”在哪里？其最大的未竞事业，就在于实现建立在社会公平上的共同富裕。

　　贫富悬殊不仅造成社会动荡，从经济发展上讲，也将造成低效，尤其是，贫富分化将导致总消费萎缩。

　　富人阶层的消费支出，占其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消费欲望也降低。若一国贫富分化太大，财富过于集中富豪阶层，将导致两头空的危险局面。富人的日常消费边际递减，奢侈品消费主要在国外；平民财富不足，无力消费，最终国家整体消费萎缩，消费率降低。

　　有趣的是，基尼系数与消费能力有内在逻辑关系。中国基尼系数最高的时期，消费占GDP的比重也萎缩和徘徊，随着国家整肃贪腐势力，打击红顶商人，基尼系数下降，消费能力也上升。

　　在城市之间，基尼系数大的地方，消费能力也受到制约，特别是北京上海，贫富分化严重，北京虽然富人人数全国第一，但是基尼系数大，平民阶层消费能力，比起长三角和珠三角，差了不止一个档次。富人的消费，主要集中在奢侈品消费和服务消费方面，对零售帮助不大，而且很多富人去国外消费，财富并没有留在北京本土。

　　共同富裕，不仅是道义要求与国家使命，也是国家经济强盛的理性选择。

　　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重低于全球水平。消费对经济贡献率严重低于发达国家。

　　很多人都说，中国缺少伟大的企业家，没有充足的本土消费能力，企业如何能够成长为参天大树？

　　强大的大众消费能力，庞大的大众消费阶层，双剑合一，才能造就强盛的实体经济。

　　考验国家消费能力，看底层的穷人，而不是看顶层的富人。

　　有德性的经济，才是最高效的经济。

　　普遍富裕的市场，才有最有消费能力的市场。

　　利与义，其实是统一的，只是很多短视的人，看不到德性背后的收益。

　　（3）共富三大战略：——

　　国家托底，市场催化，社会参与

　　国家托底：尽早建成民享的人间之国

　　民有民享，全民所望。

　　改革开放凡四十年，中国GDP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为百年来最高点，且有望十年之后成为全球第一；202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已达世界中等水平，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点。宽口径收入超过20万亿，银行资产超过200万亿，国家大势初定，财力逐步雄厚，该到反哺国民的时代了。

　　国家初步富强，享有国家发展成果，已成民心所向。

　　国家要进步，家庭要发达，个人要发展。三位一体。

　　民有民享，关键不在少数，而在多数。先富带动后富，是国家的承诺，不可食言。

　　中国人均收入居全球下游，仍是发展中国家。所谓“发展中国家”，其实是“穷人的国家”的优雅别称。在中国，权贵和大资本极端少数，是豪门；中产是相对少数，是精英阶层；底层是大多数，是平民阶层。约占总人口的80%，底层才是决定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战略基础。

　　就战略路径而言，先扶助底层，保底之后再扩大中产阶层，最后造就橄榄型社会，是最明智的选择。

　　部分人担忧中国陷入希腊式希腊“高福利国家陷阱”，是非常愚蠢的。中国需要从负福利时代，走向适度正福利时代，国家托底，将全民的注意力，从谋生的苦路中解脱出来，释放全民创造力。

　　国家托底，关键是基本社会福利。

　　早前，罗天昊提议，中国应该给民众吃两颗定心丸：免费医疗，全民保险。

　　链接：（2019年）

　　全民焦虑：国人需要吃两颗定心丸

　　当下，体制内各级公务员有公费医疗，但是庞大的体制外人员，无法实现100%的医保。在药费高企的情况下，哪怕10%无法报销的费用，也是巨大负担。送佛送到西，国家可下定决心，实现全民医保。

　　新冠疫情初期，治疗费用自理，造成许多人放弃治疗，人间悲剧，后来建设方舱医院，并且国家公费治疗新冠，疫情得到控制，这是一个巨大其实，也应该是一个开始。

　　全面社保问题，最关键就是失业金和退休金。

　　现代退休金是三轨，公务员、企业人员，老农民。

　　一国国民，未来应全体国民同一基数。

　　将中国建成全球最大的民有民享的人间之国。山巅之国。

　　市场催化

　　如何共富是对中国的巨大挑战。但共富并非“均富”，在新的时代，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方式实现。比如改革不合理的分配机制，财富产生机制，稍减资本暴利，稍加劳动所得，让财富惠及更多的人。同时，减少政府所拥有的财富，更多藏富于民。

　　国家打击垄断，治理炒房，也是一种市场调节。

　　抑制依靠垄断致富的行为，鼓励阳光经济，鼓励依靠市场竞争，依靠技术与管理获得财富。

　　同时，完善公司法，合理规划企业内部的薪酬体系，也是很必要。

　　社会参与

　　除非国家托底之外，企业为主体提供基本致富路径之外，社会参与也很重要。

　　在社会参与力量中，有一个零和整的问题。

　　零就是社会闲散力量，整就是企业或者富人的捐赠。

　　2015年，罗天昊在谈论香港首富事件的时候，也提出了企业家应该经营社会事业，当时超前六年，理解的人不多，随着时势发展，越来愈多的企业家，认识到罗天昊的建议的深远用心。

　　当下，腾讯宣布启动500亿共同富裕专项资金。

　　预计众多企业将跟进。

　　此前，京东的刘强东，也已经在北京广建员工宿舍，在房价高企的城市，足见诚意。

　　更为引人关注的是，陈东升为武汉大学捐款10亿。

　　作为共和国第一代领袖的外甥女婿，陈东升此举引起各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