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为什么《断裂》之后那本书叫《失衡》

lameihua

　　在断裂三部曲中，第一本的题目是《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第二本的题目则是《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

　　《失衡》延伸的是《断裂》逻辑。而核心的问题则是权利，或者说，造成断裂的原因是权利的失衡。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我写道：事实上，恰恰是“社会权利的失衡”构成了“社会断裂”的基本机制或基础。关键的问题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在社会权利上的高度失衡。以人们普遍关心的贫富差别为例，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种种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而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能力上的失衡又是他们之间社会权利失衡的结果。

　　如果是这样看问题，就可以将我们的思考引向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方向：即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利益均衡的机制。当时，很多人在讨论好的市场经济的问题。但我们要意识到，市场经济决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制度。从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国家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需要种种政治社会的制度安排来和它配套，这些配套制度安排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利益均衡的问题。而且坦率地说，即使是有了这些安排和机制，穷人也变不成富人，弱势群体也变不成强势群体，但起码可以使利益格局不至于过分失衡。而在这个问题背后的，就是权利的均衡问题。

　　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总是建立在各个群体和阶层权利大体均衡的基础上。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通过社会权利关系的调整，来不断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过程。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方社会也出现过严重的贫富分化。但在后来的发展中，特别是在20世纪下半期，社会公平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这种改善与两个因素是密切相关的。一是全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二是在持续不断的工人运动中，逐步形成了雇主和劳工之间的权利均衡，并最终形成了雇主组织、劳工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合作主义制度框架。在最近的几十年中，西方社会中罢工之类的工人运动已经越来越少，原因之一就是这套权利均衡机制在起作用。

　　如果我们承认社会断裂是权利不均衡的结果，那走出断裂社会的道路也就比较明确了。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当务之急是走出权利事实上高度不均衡的状态，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来确保社会权利的大体均衡。而要做到这一点，在正式制度的层面上，则是从权利的低水平均衡而走向高水平均衡。

　　而我们当时面对的实际情况是：非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不均衡与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低水平均衡并存的。所谓权利的低水平均衡，在现实的层面上表现为，对社会各个群体--包括穷人和富人—的权利保护均处于一种很低的水平上，并由此形成了一种低水平的权利均衡。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非正式的层面上，不同群体的社会权利远不是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而是处于一种事实上的不均衡状态。因为不同群体的结构位置、社会影响力以及所拥有的机会结构是不同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形成的就是在正式制度层面上的权利高水平均衡。

　　在我们的社会中，一直有两种呼声。一种是呼吁保护富人的财产和权利，另一种则认为，真正需要保护的是弱势群体的财产和权利。其实，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财产和权利都应当得到制度化的有效保障。这样才能实现权利的高水平均衡，从而建立一个既有利于发展，又有利于公平的社会。在这种权利的高水平均衡中，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无论是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无论是企业主还是劳工，其正当的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非法的利益侵犯都应当受到制止。而权利的保护特别体现在对其合法地表达和争取自己利益的权利的保护上，尤其是表现在对其为争取自己合法利益而施加压力权利的保护上。

　　这至少意味着这样几点：第一，承认社会利益高度分化以及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现实，承认不同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就不同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以及为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压力的方式做出制度性安排。第二，在几个最主要的社会利益主体间建立沟通和协商的渠道，特别是在劳方和资方之间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谈判机制。第三，明确国家或政府在利益均衡机制中的恰当角色，即国家充当规则的制定者和冲突的裁决者的角色。第四，形成制度化解决社会利益冲突的机制。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中两个主题之间的张力不断凸现出来，这两个主题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社会体制与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准则。此一期间的许多社会事件，都往往与这种张力有着或明或暗的关系。围绕着这样的一种张力，社会群体结构产生了深深的裂痕，知识界形成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尖锐对立，政府宏观政策进退失据。在此种情形之下，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来穿透那一系列的对立两极。

　　这本书要提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