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毛泽东是罗荣桓追了一辈子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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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陵说：

　　罗荣桓用一辈子的时间，

　　成为了他想成为的人。

　　1

　　罗荣桓怎么都想不到，自己和毛泽东的革命同志关系，起源于那个火热的夏天。

　　那年，罗荣桓18岁，毛泽东27岁。

　　1919年夏天，出身于湖南衡山县士绅家族的罗荣桓，到长沙协均中学读书。他的年龄偏大，在协均中学鹤立鸡群，但年龄大意味着明事理，顺其自然得到中学创办者的赏识。

　　协均中学的创办者，名叫柳直荀。

　　柳直荀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和毛泽东、何叔衡的关系非常好，而且柳直荀的父亲柳午亭和杨昌济是同学，于是柳直荀和杨开慧属于两家世交。

　　多年后，柳直荀和李淑一结婚，便是毛泽东和杨开慧撮合的。

　　毛泽东在《蝶恋花·答李淑一里》写道：“我失骄杨君失柳”，这里面的“柳”，就是柳直荀。

　　18岁的罗荣桓，成为柳直荀极其欣赏的学生，相当于在罗荣恒和毛泽东之间，连起一道微不可见的命运线。

　　等到风云际会的时候，两人终究要走到一起。

　　柳直荀做为革命者，经常给学生推荐革命进步书籍，讲一些革命救国的道理。罗荣桓在课余时间，也接触到进步的革命知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实人”罗荣桓越来越激进，越来越对现实不满意，以至于长沙街头有什么游行活动，总有一个戴眼镜的学生，热血沸腾的喊着口号。

　　1919年冬天，湖南爆发驱逐张敬尧的运动。

　　已经成为热血青年的罗荣桓，自然在声讨张敬尧的队伍里，并且参加了学界的总罢课。而发动总罢课推动“驱张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正是毛泽东。

　　站在台上演讲的毛泽东意气风发，站在台下喊口号的罗荣桓默默无闻。

　　罗荣桓不知道，台上的青年是他要一生追随的领袖。

　　毛泽东也不知道，台下有个小迷弟，将是用一生时间陪他走到最后的人。

　　因为地位悬殊，他们并没有直接交流。

　　下次见面要到8年后了。

　　罗荣桓做为经常游行的“不法学生”，于1923年被驱逐出长沙，被迫到北京和青岛学习多年。这几年时间，罗荣桓见识了世面，也看清楚日本等列强，在中国是何等骄横跋扈。

　　原本想“实业救国”的罗荣桓，最终还是放下初心。

　　罗荣桓甚至有机会不用考试，直接凭一纸介绍信入读黄埔军校，但他从来没有参军的准备，便放弃读黄埔军校的机会，于1927年4月考入武汉中山大学。

　　当时正是举国白色恐怖的时候，蒋介石为了向欧美纳投名状，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而罗荣桓却在这种危急时刻，申请加入共产党。

　　除了信仰坚定，恐怕没其他原因了。

　　大时代扑面而来，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被裹挟着走向未知的前方。

　　入党入学是罗荣桓的多年夙愿，但革命处于最低潮期，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根本容不得罗荣桓静心读书，赶紧参加革命工作吧你。

　　7月份，罗荣便被湖北省委派到通城县，做农民运动的工作。

　　他和通城的革命干部一起，利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基础，成功拉起千余人的农民自卫军，有几百条枪，总指挥是王武扬，参谋长是刘继宋，而罗荣桓出任党代表。

　　部队是拉起来了，然后呢？

　　新成立的自卫军战斗力太差，武器装备也不行，更重要的是，农民自卫军的领导人都是新手，基本不会打仗。

　　这样的部队长期驻扎在通城地区，迟早要被国军剿灭的，想保留革命军队的火种，必须挂靠在党组织的主力部队下面。

　　于是刘继宋说：

　　“我和余洒度是黄埔二期同学，他现在是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长，驻扎在江西修水，离通城不远，我们去投奔余洒度吧。”

　　大家商量之后觉得，余洒度是共产党员，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是党的部队，挂靠在那里挺靠谱。

　　1927年8月底，农民自卫军开赴江西修水，被改编为师部特务连，罗荣桓继续出任党代表。

　　分配武器的时候，给了他一把……大刀。

　　余洒度的部队，来源于卢德铭的第二方面军指挥部警卫团。聪明的你肯定想到了，这支部队就是秋收起义的主力。

　　所以在几天后，扛着一把大刀的党代表罗荣桓，便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小迷弟终于站在偶像的麾下，从此不离不弃，再也没有分开过。

　　《建军大业》剧照 · 罗荣桓

　　2

　　有些影视作品喜欢以结果倒推起点，感觉罗荣桓是新中国的元帅，就以为罗荣桓和毛泽东的关系，从秋收起义时就特别亲密。

　　这是不对的。

　　罗荣桓在“三湾改编”之后，继续出任连队党代表。虽然成为秋收起义的元老，但毛泽东刚认识罗荣桓，关系不可能太近。

　　再加上红军创建初期，急需能指挥打仗的军事干部，所以即便毛泽东特别重视政治工作，但在干部识别提拔方面，更偏向于军事干部。

　　比如林彪是黄埔四期生，正规军校毕业，上井冈山后经过无数次实战锻炼，进步非常快，便迅速得到毛泽东的赏识。

　　相比林彪的快速升迁，罗荣桓的进步可谓缓慢。1929年3月林彪都做到第一纵队司令了，罗荣桓才升为第三纵队麾下的支队党代表。

　　一个师长级，一个正团级，俩人的差距略大。

　　我们现在看来，不到两年时间从连级升为团级，罗荣桓的速度很快了，还要怎么样啊。

　　可不要忘了，那是红军猛烈发展的时期，部队数量翻十倍，连级升为团级，属于正常水平，只要没有叛变留下来的干部，基本都升级了，完全体现不出赏识罗荣桓的意思。

　　那罗荣桓的转折点在哪里呢？

　　红四军的七大。

　　1929年6月的红四军七大，我们说过很多次了，讨论主题包括前委和军委的领导问题、军队的民主问题等等。

　　毛泽东反对极端民主化，要求建立根据地，而且军队必须听党的命令。

　　结果毛泽东是绝对的少数派，几乎没什么人支持他，大家把毛泽东喷了一顿，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回忆过，离开红四军的时候，颇有些丧家之犬的意思。

　　但有两个人因为支持毛泽东，得到他的终生信任。

　　其中一个是林彪。

　　他在会后给毛泽东写信，鼓励他站出来，和军队的不良风气作斗争。毛泽东激动的一晚上没睡，给林彪回了一封八千字的长信。

　　另一个就是罗荣桓。

　　他没有在事后写信，而是在会议上直接站起来，说出自己的观点，举手支持毛泽东。

　　毛泽东看到闷葫芦似的罗荣桓，居然在“举世皆敌”的环境下，旗帜鲜明的支持自己，特别感慨：

　　“这是个好同志啊。”

　　不过毛泽东没有给罗荣桓写长信，毕竟是秋收起义出来的，支持自己是分内之事，另外在红军的初创时期，党代表在军队的影响力有限，罗荣桓的分量……不如林彪。

　　但罗荣桓的勇气和支持，也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10月的时候，陈毅去了一趟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事。周恩来听完陈毅的汇报，明确要求，毛泽东应该做红四军的前委书记。

　　11月23日，陈毅把中央指示带回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决定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工作。3天后，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决定整训部队，并且召开红四军的九大。

　　要开大会，就得准备材料。

　　于是毛泽东调了几个党代表，用半个多月的时间，一起走访地方和部队，进行相关问题的调查研究。

　　而罗荣桓便是陪同毛泽东的党代表之一，向毛泽东提了一系列问题，参加了毛泽东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又参与起草了3万字的决议草案。

　　经过近身观察，毛泽东发现罗荣桓的表现非常好，能力也特别强，不禁有些后悔：

　　罗荣桓同志是个人才啊，我们发现的太晚了。

　　随后召开的红四军九大，也就是“古田会议”，毛泽东正式确立了红军的建军原则，新发现的优秀人才罗荣桓，也被选为前委委员，以团党代表进入红四军的领导核心。

　　1930年1月，离“古田会议”结束也就大半个月，罗荣桓被越级提拔为纵队政委，和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合称为大罗、小罗。

　　再过几个月，罗荣桓升为红四军政委，和林彪组成军政领导班子。

　　古田会议后，党代表制改为政委制。

　　那个不受重视的连党代表，就此成为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

　　然而这只是开始，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迫到后方“养病”，其实就是被边缘化了。

　　贺子珍回忆道，当时没人敢同毛泽东说话，没人敢来看毛泽东。

　　毛泽东自己也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既然中央苏区的创始人被边缘化了，那些和他亲近的人，纷纷被调离关键部门。

　　福建省委书记罗明，被扣了“罗明路线”的帽子，江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和古柏，也被批判调动。

　　而红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被调为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

　　说起来都是政治部主任，但远离主力部队的罗荣桓，其实是被贬谪了。

　　谁让你是秋收起义的人马，谁让你们不能和林彭一样领兵打仗，在一边呆着去吧。

　　这种局面下，能保住脑袋就不错了。

　　但就是这样的日子，罗荣桓也没说一句软话，没说一句毛泽东的不是，每天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然后和邻居邓小平绕池塘遛弯散步。

　　对于因自己而起又因自己而落的罗荣桓，闲居的毛泽东深深记在心里。

　　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毛泽东重回领导层，随后便把罗荣桓调回红一军团，做政治部副主任。

　　之所以做副主任，是因为主任有人做了，不能直接换人。

　　到了抗战开始，林彪聂荣臻执掌115师，罗荣桓是政治部主任，排名第四位。

　　但事情变化太快。

　　刚打完平型关战役，聂荣臻便分兵创建五台山根据地，林彪又在1938年3月被阎锡山的哨兵击伤，到底谁来接替115师的军事主官，是个问题。

　　主要人选就两个，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以及旅长陈光。

　　毛泽东收到林彪受伤的消息，当天夜里就致电罗荣桓：“林之职务暂由你兼代。”而同一时期，朱德和彭德怀代表八路军总部发来命令，决定陈光代理师长职务。

　　经过一番交流，还是朱老总的意见占了上风，陈光做了115师的师长，罗荣桓做师政委。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朱总司令，那是真 · 总司令。

　　虽然毛泽东的命令没能奏效，但他偏爱罗荣桓的意思，已经表露无疑。可见从此时起，罗荣桓已经成为他最信任的人。

　　可谓是，君投我以木桃，我报之以琼瑶。

　　平型关大捷

　　3

　　倒不是说罗荣桓用站队的方式，就能跟着毛泽东崛起。毛泽东做为古今中外领袖中的顶流，想得到他的赏识提拔，绝不是站队就能完成的。

　　站队只是加分项，不是唯一选项。

　　事实上，罗荣桓做为唯一的政工元帅，本身就说明了他的最强能力是政工。

　　那政工和政委到底是做什么的？

　　这又是一个必须说清楚的问题，说不清政委做什么，就不知道罗荣桓历害在哪里，甚至会受到《亮剑》的影响，以为“团长管军事、政委管生活。”

　　红军最早的政工文件，是1930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文件里明确规定：

　　为加强无产阶级先锋队在红军中的领导，在红军中设立政治委员。

　　他是代表政权和党的双重意义，执行党的红军政治路线及纪律的完全负责者。

　　政委有监督一切军事行动、军事行政的权力。如果政委和同级军事指挥员发生争执，政委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但必须报告上级机关。

　　政委在政治方面可单独发布命令，必须在委任、作战命令上副署签字。

　　我们总结一下就知道，政委有两项最重要的工作：

　　确保军队能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包括打土豪分田地和群众路线等等，人民的党能打造一支人民的军队，政委绝对是中流砥柱的作用。

　　监督军事主官执行党的一切命令。不论命令的对错，政委都有义务让军队严格执行，否则就不是党指挥枪。

　　对于这两项工作，罗荣桓都做的很完美。

　　我们先来说第一项工作。

　　在秋收起义的时候，罗荣桓是党代表。因为参军不久，他不懂政治工作要做什么，便去请教连长。

　　但连长也不知道如何解释，就给罗荣桓说了一些卢德铭的带兵经验，比如卢德铭不带警卫员、和战士吃一样的伙食、战则冲锋退则殿后等等。

　　罗荣桓听明白了，党代表必须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自己先做到艰苦朴素，才能要求战士们做到。

　　这一关罗荣桓没问题，很快就过了。

　　然后就是以党代表的身份，在部队推行党的路线政策。这种事需要长时间的工作，并且总结经验，才能形成一套工作方法。

　　经过红四军的各种岗位锻炼，罗荣桓和同志们，总结出政治工作的七步曲：

　　分谷物给贫雇农发动群众。

　　组织宣传演讲给群众讲道理。

　　建立工会和农会组织群众。

　　组织赤卫队武装群众。

　　建立党组织领导群众。

　　开办培训班训练群众。

　　分配土地给群众建立争权。

　　这七步曲走完，基本就完成红军时代的政治工作了，而这套政治工作流程，又让红军越打越多，逐渐发展壮大。

　　所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里说，哪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个连就比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

　　而罗荣桓实践—总结—执行，就是那个较好的党代表。

　　除此之外，宣传也是政工的一部分。

　　1932年4月，红一军团攻克福建漳州。在进城以前，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召集各级政工干部开会，命令他们约束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政策，打出红军“正义之师”的旗号。

　　而且罗荣桓召集宣传人员，印刷了很多宣传红军的材料，以及日本占领东北以后，中央的抗日宣言。

　　软硬两手抓，红军的名气便出来了，很快传播到福州、上海、广州和港澳。这些发达地区的人们才知道，哦，原来红军和蒋介石不一样。

　　关于政治工作，罗荣桓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

　　“政治指导员，绝不能成为事务主义者，更不能代替行政工作，而是在政治工作中加强军事行政，要在耐心和不断的教育中，逐渐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要用老师教学生，长兄教幼弟的办法来教育战士。”

　　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为什么是人民军队，为什么和国民党军队不一样？

　　不就是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本政策，并且用主义改造战士，让每个战士成为有信仰的革命军人嘛。

　　以上这些成绩绝不是打仗就能完成的，而是给力的政工人员，才能做成的大事业。

　　你说政工重不重要，罗荣桓厉不厉害。

　　然后再来说第二项工作。

　　辽沈战役的时候，毛泽东命令东野攻克锦州，把国军封锁在东北歼灭，完成“关门打狗”的战略构想，要不然的话，东北和华北的国军一旦汇合，各地解放军的压力就大了。

　　但是林彪觉得锦州太难打，准备集中兵力打长春，好不容易被毛泽东和东北局常委劝住，才调部队去打锦州。

　　可事到临头，部队都到位了，林彪又动摇了，给军委发电报要回师打长春。

　　参谋长刘亚楼找到罗荣桓，说了林彪的打算，罗荣桓怒了：

　　“军委的命令都到了，你却不执行，发哪门子邪？”

　　林彪有自己的顾虑：“关内傅作义部增兵葫芦岛，原本准备了一桌子菜，来了两桌客人，这饭怎么吃？”

　　但罗荣桓不松口：“多加几双筷子就行了。再说了，打锦州是中央军委、毛主席已经批准的，我们的决心不能动摇。”

　　林彪：“我是建议军委，锦州能迅速攻下还是打锦州，否则就打长春。”

　　罗荣桓：“给军委的电报说打长春有利，打锦州困难，倾向性很明显。我看军委是不会同意的。”

　　发现没有，林彪不想打锦州是考虑军事问题，罗荣桓催林彪打锦州，考虑的是执行军委命令的问题。

　　他们的顾虑都对，无非是各司其职而已。

　　最后毛泽东发电报，把林彪痛骂一顿，林彪才下定决心打锦州，完成“辽沈战役”的胜利。

　　正因为政委罗荣桓坚决执行军委命令，一直劝林彪打锦州，毛泽东才有了那句：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保证军队听党的指挥，不折不扣的执行党的命令，才是合格的政委。

　　从这个角度理解毛泽东的诗，就能明白诗里的意思。

　　林彪、罗荣桓

　　4

　　最后说说毛泽东和罗荣桓的关系吧。

　　罗荣桓对毛泽东的感情，可以用一个字说清楚——忠。忠诚到不离不弃，忠诚的顶礼膜拜。

　　1937年刚到延安的时候，罗荣桓是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刚到任就组织各单位学习毛泽东的两篇报告：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1938年9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报告，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观点，并且不允许打硬碰硬的消耗战，强调游击战争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参加会议的罗荣桓，马上在小组会上用115师的战绩举例，来论证游击战争是正确的战略。

　　到了1944年7月，罗荣桓发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表示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做为斗争的武器，把实践这一思想看成是最荣誉的事业。

　　于是罗荣桓成为党内，最早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级领导之一。

　　可能在阴谋论者看来，这些事的目的并不单纯，但我觉得吧，自从青年时代开始，罗荣桓便视毛泽东为老师，把自己当作学生。

　　不论个人感情，或者成功实践经验，罗荣桓都打心底里认为，毛泽东是对的。

　　这是阳谋，不是阴谋。

　　但罗荣桓的忠，不是愚忠，他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59年后林彪出山，开始号召全军学习毛泽东思想，并且总结出所谓的“30字方针”：

　　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而且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对于林彪的说法，罗荣桓就特别生气，如果毛泽东思想是顶峰，那以后就没有发展了嘛，这怎么可能呢？而且怎么带着问题学，夫妻俩吵架还能去毛选里找答案？

　　于是罗荣桓的意见是，不能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而是学习毛泽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

　　随后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的会议上，讲了“一条线五结合”的学习法。

　　一条线，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以党史为线索。

　　五结合是学习毛泽东著作和马恩列斯著作相结合、和党的路线政策相结合、和国际国内斗争形势相结合，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理论教育和政治运动相结合。

　　只有如此，才能学到毛泽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

　　我们现在来看，毛泽东能做成开天辟地的大事业，肯定有迹可循。

　　那么把他的功业放在时代背景里，用理论、政策和战役做工具，分析他的做事方法，然后用他的方法论来分析现在的事，其实是一条真正有用的学习方法。

　　做到这些，他才是我们，我们才是他。

　　罗荣桓的学习法，其实是对的，比林彪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林彪听到罗荣桓的讲话，生气了，和周围的人吐槽：“什么林罗，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

　　但是毛泽东曾给罗荣桓写信：

　　“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

　　信里的措辞和叮嘱，根本不像么得感情的革命同志，反倒和心心相惜的朋友一样。

　　他偏向谁，认可谁，不用多说了吧。

　　5

　　1963年12月，罗荣桓去世。毛泽东听到消息几天没睡好，想来想去，提笔写下一首吊唁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鶠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新中国的元帅里，能让毛泽东说出“国有疑难可问谁”的话，可谓绝无仅有，本身就代表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信任。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毛泽东和人说过，罗荣桓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能和我共事一辈子的人，只有罗荣桓，还有邓小平。

　　看看这些评价，你可能产生错觉，这不只是评价罗荣桓，也可以用来说毛泽东。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毛泽东把罗荣桓当成军队里的另一个自己。

　　他们都是一样的人。

　　而那个到长沙求学的衡山少年，用一辈子的时间接近偶像，最终成为了他最想成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