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加盐：每一家企业都绕不过“组织合法性之墙”

lameihua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尽管它们赚钱越来越多，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却因为涉嫌垄断、信息安全、虚假信息等问题而被国家有关部门审查或处罚；而且在舆论环境中，由于996、隐私泄露、大数据杀熟等问题，总体上面临民众越来越多的指责和抵制。原来广受尊敬的企业家，现在一个个被网民骂为黑心资本家。

　　这些问题，其实只有少部分触及到法律，更多的是遇到了人心层面或政治层面的“组织合法性”问题。

　　已故的贝壳网创始人左晖，在生前曾经和李翔有过有过这样的对话：

　　李翔：今年很明显能感觉到，大平台都遇到了很大的“反弹”，无论是来自政府的还是舆论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预料到，或者说会预计你们这个平台可能会遇到类似的反弹，你怎么办？

　　左晖：学界的命题就是组织合法性的问题。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问题跟100年前美国那些大的工业企业的问题实际上是一样的，就跟当年摩根等人出来的时候是一样的。

　　我看过一篇洛克菲勒的回忆录，他当时事业已经做得很大了，他每天有一个习惯——在曼哈顿自己家下面的咖啡馆里喝杯咖啡，后来他在咖啡馆里被人指着鼻子骂，他就很痛苦。这和今天是一样的。

　　最终你会面对一个组织合法性的问题，就是你的组织除了创造GDP、创造就业之外，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价值。这是最终能完成合法性的过程。

　　最终你会面对一个组织合法性的问题，就是你的组织除了创造GDP、创造就业之外，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价值。这是最终能完成合法性的过程。（见《详谈：左晖》，李翔，新星出版社）

　　这个对话，应该很能引起马云、黄峥、程维等很多企业家的共鸣。更不用说再早一点的“5G标准投票事件”中的柳传志，“魏则西事件”中的李彦宏，“捐款门”事件中的王石……

　　这些企业家可能会觉得很冤屈：我就是正常的商业操作或个人表达，也没有违反相关法律，为什么我和我的企业却受到这么多的攻击，遭遇了这么大的损失？

　　这就是因为，每一家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都绕不过“组织合法性之墙”。

　　通常来说，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人们就会对它有社会价值的期待。如果它能够满足这种期待，就获得了组织合法性；如果一直不能满足这种期待，就会逐渐丧失组织合法性。这个合法性不是法律上的合法与不合法，而是在人们心目中，这个企业有没有社会价值，应不应该存在。可以说它是人心层面的合法性。

　　企业在人心层面的合法性主要是来自于它创造的社会价值。如果企业不具备社会价值的话，就会出现几个重大问题：

　　第一，企业内部的人会产生自我价值怀疑，成就感会比较低，团队人心会涣散，尤其是高级人才会不断流失；

　　第二，企业在社会上就没有好的立足基础，消费者会越来越不买账，投资者也会被吓走，业务会不断萎缩；

　　第三，监管部门会限制它的发展，在发生重大舆论事件或者涉及到公众安全的事件时，会大力制裁它。

　　也有一些企业，还可能面临一个反向的问题，就是组织不合法性。这个不合法不是说它在法律上违反了什么规定，而是说它在社会价值层面具有一些无法克服的内生缺点，会导致人们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应该存在的。

　　几乎每个大企业都有自己的原罪。例如某搜索公司的劣质信息，某电商公司的假冒伪劣，某社交公司的抄袭与行业霸权，某短视频公司的用户沉迷和低俗信息等等。

　　哪怕是像华为这样近来广受尊敬的企业，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大家在知乎和百度上一搜就会搜出来很多。

　　有一些企业的组织不合法性，是可以通过某些办法消除或者减少的。例如抖音和快手会有未成年人模式和防沉迷模式，防止一些有害信息毒害未成年人，或者减少用户的过度沉迷；阿里和拼多多也会大力打击假冒伪劣，扶持正品；腾讯则从早年的封闭走向现在的开放，由原来行业内人人害怕的“杀手”变成人人想抱的“大腿”……

　　但也有一些企业的组织不合法性是无法根除的。

　　例如，只要一家搜索企业采用了竞价排名，它就不可能根除劣质信息的问题；只要一家电商企业采用了低价策略，它就不可能根除劣质产品的问题；只要一家短视频企业采用了算法推荐，它就不可能根除用户沉迷和信息茧房的问题……

　　在这些企业里，其商业模式本身就决定了合法性和不合法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要完全去除其不合法性，那么它的合法性也一起消失了。

　　那么，这种企业是不是就不应该存在呢？

　　这个问题并不绝对，关键取决于其合法性与不合法性的对比。我们可以定义一个“组织合法性指数”：

　　组织合法性指数=组织合法性/组织不合法性

　　一家公司的合法性因素越多或者越强，不合法性因素越少或者越弱，就代表着该企业的组织合法性指数越高。

　　例如横向比较，华为的组织合法性指数可能相对较高，而某保健品企业的组织合法性指数则相对较低。

　　纵向比较，某互联网巨头刚开始的组织合法指数较低，但是后来由于它对社会创造价值越来越大，而对自身的缺陷也控制得越来越好，那么它的组织合法性指数是由低向高增加了。

　　如果一个企业可以不断提高其组织合法性，那么它就会更容易得到民众和政府的支持，也更容易成长为伟大企业。

　　与此相反，那些无法剔除其不合法性的企业则会经历非常大的舆论上、政策监管上和资本市场上的冲击。它可能短时间内业务发展很好，但很快就会发现社会对它的容纳性极其有限，在一些关键时刻或者重大事件中，它们常常会引起全网的攻击和政府的制裁，如果是上市企业，股价就会大跌。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经济发展阶段，组织合法性构成的内涵也是不同的。同样一件事情，可能在十年、二十年前，是属于组织合法性很强的事情，但是到了现在却不一定。

　　例如，与若干年前相比，海外贸易在组织合法性中的地位降低了，而科技创新的组织合法性则上升了；国际化在组织合法性中的地位降低了，而民族性、爱国因素在组织合法性中的地位则上升了。

　　总体而言，我认为企业的组织合法性主要来源于三个互相影响的因素：社会价值、人心向背、政治敏感性。

　　社会价值好理解，归根到底是企业能否以其产品或服务，提升人们的生理与心理体验，或者能否提高创造这些产品与服务的效率。这是企业存在的意义之根本。

　　人心向背取决于企业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情况。有些企业善于把自己好的一面向外展示，有些企业善于让大家不要注意或不要在意其不好的一面，也有些企业这两方面都擅长，它们的组织合法性指数就会相对更高。而做不到这样的企业会常常处于舆论的风暴之中和政府的压制之下。

　　有很多企业家是喜欢“闷声发大财”的，为什么呢？因为与民众的沟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沟通不好反而会起反效果。很多时候企业的组织合法性与不合法性往往相辅相成，例如要为民众创造更好的价值，可能就需要员工更多地奉献，但后者换个说法也可以表述为“压榨员工”。

　　尤其是那些本身就没有太多的社会价值可讲的企业，更是讲究“闷声发大财”。如果太高调，就会受到反噬。有可能在一个突发的重大恶性事件冲击下，全网舆情汹汹，政府也趁机开刀，企业就完蛋了。

　　第三个是政治敏感性。在哪一个国家开展业务，就要了解哪一个国家的政治敏感点。如果触及到该国的政治禁忌，企业就很难生存发展。这在哪个国家都一样，只不过是不同国家敏感的地方不同而已。

　　之前共享单车大战中，有一个本来发展得挺好的玩家，由于创始人在业务推广中犯了一个特别幼稚的政治上的错误，导致项目失败，而且本来是很有前途的青年创业者，这下也没有哪个投资人敢再投他了，因为此人政治上如此不成熟，谁知道什么时候他又会踩雷，让投资人血本无归呢？

　　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不谈太多，但是想提醒一下企业家们：企业正常盈利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影响到或可能影响到执政根基，例如伤害到或可能伤害到国家核心利益、民族尊严、基层民众利益等，那很快就会自食其果。这方面很多人都已经尝到过苦果，有一些人还在尝。

　　每个企业都会遇到自己的“组织合法性之墙”，每个企业家也会遇到自己的“组织合法性之困”，这个问题早考虑比晚考虑要好，早解决比晚解决要好。

　　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社会才会以更大的空间容纳企业，企业向上发展的天花板才会不断提高，企业家本人以及员工也才更容易感受到成就感。

　　各位企业家、创业者不妨对照一下自己的企业：我提供了什么社会价值？我给民众以什么印象？我的发展壮大对执政根基是威胁还是维护？

　　只有想明白了这些问题，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切实提升企业的组织合法性，企业才能继续顺利生存、发展和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