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

lameihua

　　【这几天，精英成为人们热议的一个话题。恰好，在我前几天发表的《断裂社会指的是什么（下）》一文中，重新整理了我十几年前关于”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有关观点。然后，我又找了一篇有关精英研究的背景性文章，供感兴趣的朋友参考。

　　在这当中，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在讨论一些诸如此类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其中可能存在的陷阱，既从否定精英主义走向民粹主义，或者反过来，从否定民粹主义走向精英主义。我赞成秦晖教授的那句话，不要民粹主义，也不要精英主义。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即在我们目前社会中，所谓精英的堕落。这些问题掺杂在一起，就更是复杂。这些问题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但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应当不断提醒自己要谨慎小心】

　　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

　　孙立平

　　在本世纪开头几年，我曾经在几篇文章中讲过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问题，并将之作为断裂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当时讲这个问题，主要是源于对上层与下层之间裂痕与对立的加深。

　　当时的话题是从穷人区和富人区的问题引起的，即在一个贫富分化不断加大的社会中，穷人和富人如何共处，具体说，如何居住？是混在一起，还是各自 分区？其实，这本来是许多国家在实践中都在努力探讨的问题，但在当时，却引起情绪非常激烈的争论。当时，我们也曾提出过一种大混居、小聚居的居住模式，当然现在看起来也还是有点理想化。

　　由这个问题引申开去，我们发现，在这场争论背后的，是一种隐约可见的精英寡头化与下层民粹化的趋势。也就是说，精英或社会中的强势群体有点越来越专横和霸道，越来越有点有恃无恐，越来越有点不在意别人的感受和反应。在一些很容易触动民众情绪的问题上，我就这样讲了，你能怎么着吧。所以我说，这场争论从一个侧面折射着目前我国社会中精英与大众的关系。

　　在《告别２００４》一文中，我曾讲过一种担忧，即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民众对精英越来越反感，而精英本身似乎变得越来越专横和霸道。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车公司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情，与消费者有什么关 系”的时候，当有的知识精英说“普通老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好说明我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的傲慢与冷漠，也能感觉到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裂痕在加深。

　　我当时写道：精英的寡头化，无疑会促成或加剧下层的民粹化。在贫富分化悬殊的背景下，这是很容易的。于是我们看到，在上层越来越专横和霸道的同时，下层对精英也越来越反感、抵触。网上对精英的抨击比比皆是，有时甚至是不分青红皂白。每次精英中的某个人出了丑闻，都会引发一次小小的狂欢。在这种氛围之 下，理性的声音和严肃的讨论，越来越被淹没在情绪之中。在目前有关改革的讨论中，也存在这样的倾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要同时警惕上层寡头化和下层民粹化。

　　什么是精英主义？

　　佚名

　　精英主义是从现实主义出发来理解和阐释政治与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的一种理论。

　　尽管人们可以从柏拉图、马基雅弗利等人的著作中找到精英主义的蛛丝马迹，但是，一般观点认为系统而有影响的精英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其发展的顶峰。

　　早期的精英主义发源于意大利。莫斯卡、帕累托、米歇尔斯、奥尔特加、勒庞等人在批判大众民主的基础上发展了早期的精英主义理论，韦伯、熊彼特等人则从民主政治出发，论证了精英民主的政治合理性。当代的精英主义者，如伯纳姆、米尔斯等人则从经济和制度的角度论证了精英主义。

　　精英主义的兴起反映了西方思想界对大众民主兴起的保守态度，人们试图以精英主义来对抗大众民主的潮流。受到来自多元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的批判和挑战，精英主义在当代日趋衰落。晚近崛起的新精英主义则更多关注利益集团，试图在精英决策、精英统治的合法性等问题上有所突破。

　　人们而常常使用“权力精英”、“社会精英”、“寡头”、“统治阶级”等概念来称呼精英。帕雷托在区分“精英统治”和“民众”两个概念的基础上从“高度”和“素质”两个方面来定义精英；韦伯、熊彼特等人倾向于将精英视为民主政治的获胜者；拉斯维尔则试图以“高度”的概念作为定量地分析精英的标准。但时至今日，即使是精英主义者内部，精英的含义亦并不一致。

　　早期的精英主义有一种贵族倾向，把身份、地位、财产作为衡量精英的标准。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精英主义逐渐接受并融合了民主的某些要素，发展成为精英民主。精英主义民主否认古典民主理论中“人民主权”、“公意”、“共同福利”等价值取向，更倾向于将民主视为一种方法或是一种程序，对民主采取工具主义的态度。这种程序民主的概念直接影响到达尔、亨廷顿等人的民主理论。

　　精英主义关注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特性。早期的精英主义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社会理论，它把社会中的人分为精英与大众两种类型，并提供了“精英—大众”的两分法。

　　以大众主义者的角度而言，常认为精英主义者是蔑视大众的。甚至认为精英主义是一种蔑视、嘲笑，甚至是仇视普通大众，认为大众是一个无知、盲动而又自命不凡的群体的主张，而认为“奴隶”、“野蛮人”、“乌合之众”、“群畜” 等名词是精英主义下的产物（这很可能是一种对精英主义的误会与偏见）。

　　事实上，理想的精英主义其实具有一种高道德的自持，关于知识的追求更是无止境的。真、善、美的全面成长应当是身为精英的使命。然而，精英主义却常成为既得利益者作为剥削、奴役中、下层阶级的借口，以致使精英主义这个观念后来却成为 “剥削者”、“敌视大众者”的代名词，但这样的认知都是具有阶级偏见的。

　　以人类历史而言，高度文明（civilization）通常为上层精英所开启。因为上层精英通常不需担忧生存问题，而有余力去发展文化活动以致于高度的文化活动----文明。但这样的成果当然是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合作的结果。若无大众阶层提供生产服务，精英阶层如何能有余力发展文明。由此可知，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的存在，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上都是不可缺少的。但这样的明确二分法却是无谓的。毕竟，一个人是否为精英（或大众阶层），这种界定并没有明确的指标，因为真理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既为无止境，就没有绝对的精英。

　　但大众阶层却是可以明确界定的。若一个人没有“永恒性的体认（灵性、良知的体认）”、没有“成长的自觉”、不知行合一的去求知、求真，那这样的人就很有可能成为“无知者”。然而，缺乏上述体认的人在人类历史中却占多数（相对于精英、知识份子而言）。是以，这多数人就可称为“大众”。大众（mass）一词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被强调，这个字被强调是由于相对于资产阶级（常是一群“非” 追求真、善、美，而为追求利益的少数垄断资源的人）的多数人的自觉。他们自觉与“主流文化”（他们认为这是以精英阶层的意志所建构的）、“剥削者”、“有钱人”不同，而提出的一种自我文化的强调。

　　在政治理论上，精英主义反对大众民主，主张精英治国。精英主义者几乎普遍对民主政治抱有悲观主义情绪。在他们眼里，民主制是骗人的把戏，根本不会成功。由于刻意去迎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民主政治常常发展成为所谓的“暴民政治”，只有政治精英才是民主政治的堡垒，佑护民主免于暴民政治。

　　在政治认知上，精英主义贬低理性的作用，推崇政治现实主义。精英主义综合了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是数学、经济的方法，主张理论研究的中立、客观。他们常常以科学主义自居，主张从现实出发来理解政治社会的结构与发展，对二战后兴起的政治科学有着重要影响。

　　精英主义的兴起从另一个角度暴露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某些缺陷，精英主义倾向于将民主视为程序的作法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民主与自由主义的结合，为当代西方宪政民主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中，精英主义理论的影响已经超出其理论本身，在政治科学领域里有着重要地位。然而，精英主义蔑视普通大众，反对民主，宣扬个人主义的英雄史观，其理论上的缺陷亦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