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大博弈：对当今世界的一种理解

lameihua

　　大博弈的概念

　　前几天，读到老朋友法国赛尔齐·蓬多瓦兹大学张伦教授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大博弈——拜登欧洲行之后的世界》。大博弈这个概念吸引了我。

　　我是一个对新概念很敏感的一个人。因为我们看待和认识一种现象，总是需要一些角度和脉络。而概念就是这种角度和脉络的灵魂。一个好的概念，总会让我们看到一些不用这个概念无法看到的东西。所以，在一边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就一边想，大博弈的概念能不能为我们带来对当今世界一些新的理解。

　　张伦文章中开头就说，这个概念也不是他提出来的。他说，在地缘政治历史上，有过一个著名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提法，乃指19世纪扩张中的俄国与大英帝国围绕欧亚大陆的中亚地区、阿富汗、波斯的控制而展开的争斗。

　　我查了一下资料。大博弈是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政治术语，特指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争夺中亚控制之战略冲突。大博弈一词的提出者，一般认为是亚瑟·康诺利，后因英国小说家鲁迪亚德·吉普林之小说“Kim”而流传开来。当然，这个概念也曾经在学术界受到质疑。

　　张伦教授的文章说，远东地区19世纪到20世纪初发生的种种变故，如果不从“大博弈”这个角度去审视，也是很难得到较好的理解的。后来，承继了英国地位的美国与接续了俄国衣钵的苏联之间的冷战，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是这种“大博弈”的继续。

　　今天的世界在发生什么？

　　但20世纪的大博弈与以往不同的是，其中意识形态的权重越来越大。西方自身对以往各种社会与政治思想的不断检讨、反思，从对奴隶制的批判，到对工业文明发展中非人道做法的批评，再到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谴责，以及非西方世界的抗争，经一战，尤其是二战，让一种民主、人权的文化深入人心，逐渐成为西方社会内部的主流意识，也扩展影响到整个世界。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到国际政治的选择。

　　那么，从大博弈的角度来看，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在张伦教授看来，在进入21世纪后，前一段不受节制的全球化浪潮的负面效果，为作为其反动的反自由化的全球浪潮做了准备。新技术、恐怖主义、文化认同、全球化、移民、人口老化等种种因素正在形成对自由民主政体及文化的强烈冲击，而西方能否承受住这波因等种种挑战而出现的冲击，另外的力量能否占据上风，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个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主题，也是一波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国际较量的关键所在。

　　那么，在这场全球大博弈中，最基本的线索是什么？张伦教授特别强调了“系统性（制度性）竞争对手”的概念。

　　他说，经此次G7 峰会及北约峰会，大博弈的态势已渐成型。一方的主角当然是美国，另一方自然是正在崛起的中国。这是由两个逻辑的叠加所决定的，一是传统的全球事务领导权之争，二是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在经过40多年半是误解、半是投射的理想化想象指导下的中美互动，帷幕终于落下。换言之，到目前为止，双方都已经明确了对方的意图，并且在此情况之下，怀疑、不安、敏感、敌意伴随于其间。可以预期的是，敌意将不可避免地螺旋上升，竞争将会愈加激烈。

　　几点预测

　　在许多社会科学学者中有一种说法，谁如果想名誉扫地，就去做预测。意思是说，做预测是很危险的，往往会被打脸。张伦当然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说，预测未来总是充满风险的，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想做一些设想性的分析。而这些设想性分析，对于我们认识未来世界可能的变化，是有益的。

　　地缘政治。张伦教授强调了如下几点。欧亚大陆包括其心脏地带依旧极具战略重要性，围绕一带一路中“一带”的部分，会有激烈博弈。欧洲内部协调性会增强，美国与欧洲协调封堵中国在欧亚大陆西部滨海区域的扩张与影响的力度会加大，俄国则会起一些掣肘的作用。但新的、最重要的地缘博弈场域，则是从朝鲜半岛的西太平洋北部到印度洋、东亚与东南亚到南亚这片广阔的区域，也是与所谓“一路”高度相关的地区。台湾问题、南海会成为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博弈议题。而且，这两个议题具有引发中美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

　　可能的策略。文章认为，对北京来讲，可以预见的应对之策，大概率是会重新强化与“亚非拉”的关系，争取打破美国的围堵，同时，尽可能在西方阵营内部，在欧洲拉拢各方势力，增加自己的政治与舆论上的奥援。同时，尽可能稳住、强化与俄国的关系，在中东拉住伊朗，来分解美国的压力。而对美国来讲，则会反其道行之，尽可能做到如20年前基辛格所建议的那样，要确保不出现或至少是要弱化一个中、俄、伊朗的反美同盟。拜金会、重启伊朗核问题谈判都是具有这种意涵在内的。而最重要的，是要强化西方阵营的团结、协调行动的能力。

　　美欧之间。文章认为，美欧之间在价值与利益上的共享性远大于分歧，美欧双方在一些战略性的问题上采取合作，协调行动，应该是可以预见的。在欧洲事实上已在作为一个统一体在各种内外政策的协调行动上迈出新步伐下，拜登的美国会在尊重欧洲的利益的基础上，协调采取行动。此次G7 的宣示中，这种态势已基本明朗。张伦教授提醒，中国的专家和官员要认识到，对于欧洲领导人“G7 不是反中的俱乐部”、“不希望新冷战”等说法，要弄清楚多大程度上是外交辞令，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策略选择，究竟意涵是什么。而真正具有盟约性质的安全合作机构是北约，而这次北约将中国直言宣布为“系统性的对手”，已经是再显明不过。

　　冷战还是温战。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曾将冷战称为“和平不可能，战争也难以发生”的状态。文章认为，用“新冷战”来概括当前的状况有些牵强，我们面临的状况很可能是“和平有可能，战争也会发生”的一种“温战”，一种经济、文化、政治、官方与民间的互动依旧保持在一种相对重要的水平上但双方又处于不断的各种直接矛盾、冲突的状态；矛盾冲突激化上升即为热战，隔离脱钩冷却即下降转为冷战。事实上，以往所称的“冷战”也并不是传统军事意义上的“战”，“温战”更会如此，将是一种全方位的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的大博弈。

　　作者特别指出，因历史、文化与地理原因，西方在与苏俄的互动中存在着一些有助于双方相互理解、互动的不言自明的因素，但与中国这样文化与历史迥异的国家、绝然不同的体制打交道，出现误判的可能性、沟通的困难也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