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索：文明色彩与历史真相——朱明篇

lameihua

　　历史的画卷从来都不会只呈现一种色彩。

　　正如屈指可数的基础色彩的组合变化可以呈现纷繁复杂的世间万象，波澜壮阔的人类历史也是由几种基础色彩演绎而成。

　　王道秩序、资本秩序与强盗秩序，是人类历史的三原色。

　　以华夏文明家国天下为代表的王道秩序，以兼并财富土地为目的的资本秩序，以抢掠殖民为代表的强盗秩序，三种秩序的消长变化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全部。

　　大明王朝的历史，典型地演绎了这三种秩序的消长变化，读懂了明代的历史，也就读懂了人类历史，读懂了我们所处的时代，人类的未来。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为明代未能在全球范围内开疆拓土视为莫大的遗憾，甚至有不少人穿越历史回到明朝，试图建立起一个大明版的日不落帝国，以此来平衡历史的遗憾。

　　在这些穿越作品中，作者的家国之心，报国之志溢于言表。遗憾的是，这些人并没有真正读懂明朝，也没有真正理解华夏文明。

　　基于华夏文明近现代的惨痛历史与挽狂澜于既倒的热切愿望，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视角与理念出了问题，他们不是从华夏文明王道秩序的逻辑，而是从资本秩序与殖民秩序的视角去审视历史，在这种逻辑下所发生的改写历史的行为，是存在问题的。

　　王道秩序讲的是责任与担当，而无论是资本秩序还是强盗秩序，讲的都是剥夺与占有，以人为本，把人当人，这是文明与非文明的本质区别。

　　朝代是对历史的横切，会形成一个统一定性的时空，往往会掩盖与忽略主导秩序与彼此实力的消长变化 。

　　大明王朝，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均质社会，它是以皇权为代表的王道秩序，以江南资本集团、晋商集团为代表的资本秩序，以蒙古、女真、葡西荷英等为代表的强盗蛮夷秩序之间的消长变化，这种变化构成了明代政策与文明版图变化的深层逻辑。

　　不少学者批评明太祖朱元璋“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并言之凿凿地把此视为明朝保守落后的证据。真相如何呢？

　　分析一个时代，一定要从当时的环境，当时的行为逻辑出发，才能得出相对客观的结果。

　　北宋灭亡后，传统的丝绸之路落于蒙元之手，南宋大力发展海路贸易，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南宋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而与海上丝绸之路一同兴盛的，是海上走私贸易。“南海一号”就是海上走私的典型历史文物。

　　蒙元消灭南宋之后，由于其粗放的管理方式与低下的工商业管理水平，整个江南地区实际只有形式上的政府，而无深入的管理能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南宋后期原本猖獗的走私贸易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明初，蒙元时代的走私海商，难以一时肃清的张士诚、陈有谅残部吸纳了诸多海盗水匪，把大明海疆搅动的并不平静。

　　明初的海禁政策，一方面是打击走私贸易，一方面是防范海盗对沿海边民的袭扰，其目的是要恢复国家主导的经济与贸易。明初海禁政策实质上是皇权主导的王道秩序与割据政权与走私海商主导的资本秩序的博弈，在明帝国的力量还未向海洋扩张的时期，王道秩序是处于守势的。

　　从朱元璋打击走私，限制商人权利，防范官僚腐化堕落，实行“养济院”（收留城市中的寡孤孤独的福利院）、“漏泽园”（国家公墓，免费埋葬过世死者）、“惠民药局”（国家免费医院，可以免费看病和免费领取药品），甚至在南京试点保障房（用于收容无家可归者）政策来看，他终其一生都在践行历代圣王先贤所推崇的王道秩序。

　　经历了洪武时代强力的国家治理与休养生息，到了明成祖朱棣的时代，大明帝国完成了华丽的蜕变。

　　她结束了蒙元以来针对主体民族的种族压迫政策，华夏民族清洗了自靖康以来的耻辱，恢复了华夏衣冠，再一次引领科技、文化、生活方式的潮流。

　　经历了两代人的励精图治，大明王朝在成祖时代展现出其最辉煌的风采。

　　郑和率宝船舰队七下西洋、《坤舆万国全图》测绘全球、编纂《永乐大典》。

　　人们只知道朱棣的煌煌武功，却鲜有人知道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阅读朱棣亲自为《永乐大典》撰写的序言，有助于了解这位千古帝王，也有助于理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明。

　　“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尽开物成务之道，极裁成辅相之宜，修礼乐而明教化，阐至理而宣人文。粤自伏羲氏始画八卦，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易结绳之治。神农氏为耒耜之利，以教天下。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孔子生周之末，有其德而无其位，承乎数圣人之后而制作已备，乃赞《易》、序《书》、修《春秋》。……迄秦，有燔禁之祸而斯道中绝。汉兴，六艺之教渐传，而典籍之存可考。繇汉而唐，繇唐而宋，其制作沿袭，盖有足征。……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受天命混一舆图，以神圣之资，广述作之奥，兴造礼乐，制度文为，博大悠远，同乎圣帝明王之道。朕嗣承鸿基，勔思缵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世远祀绵，简编繁伙，恒慨其难一。……譬之淘金于沙，探珠于海，戞戞乎其不可易得也。乃命文学之臣，纂集四库之书，及购募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分，著为典奥。……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巨细粲然明备；其余杂家之言，亦皆得以附见。盖网罗无遗，以存考索，使观者因韵以求字，因字以考事，自源徂流，如射中鹄，开卷而无所隐。……未有圣人，道在天地，未有六经，道在圣人；六经作，圣人之道著。所谓道者，弥纶乎天地，贯通乎古今。统之则为一理，散之则为万事，支流蔓衍，其绪纷纭。不以统之，则无以一之。聚其散而兼总其条贯，于以见斯道之大而无物不赅也。朕深潜圣道，志在斯文。盖尝讨论其旨矣，然万机浩繁，实资观览，姑述其概，以冠诸篇，将以垂示无穷，庶几或有裨于万一云。”

　　到了朱棣这里，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明明有条件成为殖民全球的日不落帝国而没有这么做的原因。

　　移民美澳，殖民全球。

　　由于近代的失败，西方理念的强势灌输，就产生了效仿列强侵略全球，为华夏民族拓展生存空间的想法。这种想法不是基于华夏文明的王道秩序，而是基于蛮夷文明的殖民秩序。产生这种想法，只是对华夏民族近现代历史的惨痛教训的反击，这种回击无意间认可并接受了蛮夷扩张的成功经验，因为没有机会真正实践，没有机会验证这经验是否适合华夏文明，就一厢情愿的把列强的殖民经验当成可以复制的道路。

　　很抱歉，接下来，我要打破这种空想了。

　　郑和远航非洲，带回来一头长颈鹿和一个肯尼亚女孩。

　　从美洲、澳洲能带回什么呢？

　　袋鼠，羊驼，印地安少女？然后呢？

　　在新的市场没有形成之前，宋明的海外贸易已经达到其所能扩张的极限。海外市场需要一定的社会文明基础，而此时的非洲内陆、澳洲、美洲并不具备与大明帝国开展贸易的基础与条件。

　　再说殖民，在一个超级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生活的人，谁愿意去毒虫遍地、瘴疬易起的蛮荒之地开枝散叶呢？澳洲最开始也只是英国流放犯人的化外之地。

　　拔剑四顾心茫然。

　　文明的孤独，孤独的文明。

　　此时的大明西南，正在进行改土归流。

　　什么是改土归流呢？纳入属地，开府设衙，启蒙教化，成为大明的子民。

　　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教条，也是文明社会的行为规范。

　　“普天之下，皆为王土，率土之滨，皆为王臣。”何谓王土，何谓王臣？要对这国土负责，要对这里的国人负责，要把他们当人看。

　　占人家园，贩人为奴。华夏文明培养出来的士人与百姓干不出这种畜生不如的事情，中央之国的国民也没有殖民的传统。

　　西南的改土归流，安南，旧港宣慰司，云南承宣布政使司……都要进行基础建设，都要纳入王道教化，都是天量的投入，王道秩序，不是蛮夷殖民秩序的一杀了之，不是把人当成牲口对待。

　　在西南、东南未能完全纳入王道秩序的情况下，为什么要不远万里，跑去美洲、澳洲杀人夺土呢？而且明初由于战乱、收复失地、西南、东南开疆拓土的情况之下，土地充足，土地兼并与人口增长压力并未形成。尽管最先发现了新大陆，到达美洲澳洲，绘制了全球舆图，具备大规模移民的技术与条件，但澳洲与美洲始终难以成为当时的现实选项。

　　在王道秩序成为文明主导秩序的时候，无论是唐代杨良瑶的远航非洲，还是大明帝国的全球测绘，在东亚与南亚的有限扩张。都证明了华夏文明从来都不是固步自封的文明，而是把足迹踏遍整个地球的开放的文明，给全人类带来文化与技术，开启人类现代社会的文明。

　　所有的历史都是现行秩序的注解。

　　为什么满清与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要抹去华夏文明在明代创造的一切辉煌，是因为他们要让华夏民族永世沉沦，成为它们主导的黑暗时代永远的奴隶。它们要盗用华夏民族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它们的统治塑造合法的基础。

　　在新的秩序之下，被涂抹篡改的，不仅仅是华夏文明的地理边界，还有技术边界，以及被技术重新塑造的霸权边界。

　　明朝为什么会衰落呢？

　　根本原因是秩序的失衡造成的。

　　前面我们说过，明初的海禁政策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走私贸易的。

　　唐宋以来，南方工商业资本集团依靠海上丝绸之路获利颇丰，到了明代，随着欧洲的发展，海外市场不断扩大，江浙一带甚至出现了“改稻为桑”，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危害国计民生的社会现象。

　　地方私人主导的工商业集团与“郑和下西洋”国家主导的国有工商业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利益竞争关系，在国家力量足够强大的情况下，王道秩序能够顺利推行，但地方主导的工商业集团无时无刻不在侵蚀与消解国家力量。

　　成化间，有中贵迎合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入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

　　官僚腐化是资本侵蚀之下，王道秩序的不治之症。

　　借助科举，学社，结党等“阳谋”，明代资本集团完成了与官僚的合体，官僚集团成为资本秩序对抗王道秩序的主体，因“郑和宝船”等国有船队事实上是官僚资本谋利最大的障碍，于是刘大夏之流的官僚就成为“国企无益论”的杰出代表。

　　只发展官办的国企，地方与私人主导的官僚资本还怎么赚钱呢？

　　所以，国企要下岗，不但要发展民间资本，还要引进合作的外企。

　　历史已经证明，宋元发达的走私贸易是最赚钱的商业模式。

　　明代官僚资本集团没有理由不学习借鉴前朝的成功经验。

　　以南澳一号为例，广东最大的走私海商集团头目李旦把商品运到吕宋岛，交给西班牙的马尼拉大帆船，欧洲的海上马车夫通过“欧洲——非洲——美洲——大明——欧洲”的四角贸易从从大明运走丝绸、茶叶与瓷器，从美洲运来了以千万吨计的白银与黄金。还有比这更好的商业模式么？

　　欧洲人的航海技术哪里来的？

　　先进的航海技术意味着更高的盈利效率，在“技术官僚—资本集团—走私海商—欧洲海商“这样一个商业生态链中，为了不造成技术瓶颈引起的利益歉收，最好的方式就是对资本集团扶植的私企与外企进行技术输出，以实现收益的最大化。

　　郑和之前，欧洲人只能驾着小船沿海岸线短途航行，到了明末，欧洲人的百万吨级的战舰已穿梭于五大洲的海岸线。

　　别说什么国家安全，技术流失，民族利益，资本家的眼中只有金银。

　　同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外贸领域，还有军工。

　　造不如买，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事情。

　　官办的火器制造，不但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出了事情还要掉脑袋。

　　要是能外包出去，那就不一样了。不但出了事故可以推卸责任，还可以中间商赚差价。

　　于是，就出现了精于造炮的红夷人，于是就有了红夷人在濠镜的火炮工场。

　　红夷大炮的技术哪来的，没人说的清楚。

　　1867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从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仰天长叹：“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在坚持王道秩序传统的神州大地，资本集团要想与皇权分廷抗礼，就要附身官僚，完成资本与官僚的合体，然后，买办路线就是最现实的选择。

　　明代的问题，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技术生态的问题，是技术实现方式问题。不是中央集权的问题，而是资本集团权力自由化的问题，资本秩序解构王道秩序的问题。

　　心中有了私欲，就再也看不见国家民族，百姓疾苦。

　　不少现代人一厢情愿的认为，如果明末能大规模的种植玉米、土豆，红薯，明朝就有更大把握度过明末危机，不会亡于建虏之手。

　　之所以认为明朝没能种植玉米，土豆，红薯，是认为这些东西是欧洲人很晚才从美洲传到中国来的。然而，早在明代前期，大明舰队就到达过美洲，绘制了包括美洲在内的全球舆图，并与当地的印地安人进行过深入的交流，你还会认为，明代会缺少引进这些作物的机会么？

　　之所以这些东西在明代没有得到广泛的种植推广，一方面是明代早期和中期，无此必要，华夏本土的作物已能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另一方面，明末的社会危机，不是作物的问题，是宣传、组织、推广的问题，作为悠久的农耕民族，人们更愿意相信良种水肥，更相信代代传承的传统农业技术。

　　1845-1850年间，因土豆减产，爱尔兰爆发粮食危机，人口锐减1/4，大批灾民流向海外，大批爱尔兰少女成了澳洲殖民者的生育工具，而更多的爱尔兰劳工死在美国的矿洞之中。由此可见，以“高产”著称的土豆，在农业灾害面前，仍有产量清零的风险，它并不是拯救明末灾民的真正希望。

　　今天所谓的高产作物，都是不断改良的结果。在十七世纪的大明，玉米红薯是否如今日这般高产，还需要重新解读。

　　真正的农业文明，是包括了应对自然灾害的生存经验，是多种作物混合搭配的种植方式，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从根本上避免爱尔兰土豆灾难式的社会风险。

　　明末农民起义，本质上是王道秩序失效的结果。先秦以来，中原王朝都有国家赈济制度，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是历朝历代都通用的做法。为什么到了明末就失效了呢？

　　文明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表现代表王道秩序的集权政府对整个社会资源的组织、协作与分配。

　　当政府手里即没有钱，也没有粮，社会资源不再掌握在政府手中的时候，整个社会就崩溃了。

　　明朝中后期，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将各种财税并入田亩，按银征收。随着土地兼并日重，地主为少缴纳赋税，少报田亩以及附属于土地之上的佃户，当灾荒降临，地主将灾民驱逐了事，现实社会中活生生的灾民，却不在官府登记的户籍之上。

　　如果政府有钱有粮，有真实的人口数据，多少还可以动用国家力量来解决问题，甚至可以从安南、暹罗稻米产区购粮赈灾。问题是国家没钱没粮，没有真实的人口数据，甚至没有足够多的转圜时间。

　　钱粮去了哪里呢？在官僚资本家手里，在晋商徽商走私海商手里。

　　李自成攻破北京，从各级官员那里敲诈了7000多万两白银。大明不是没有钱，只是这些钱不在国家手里，也不在百姓手里。

　　明朝的灭亡，从来都不是什么天灾，而是切切实实的人祸。

　　缺粮食么？陕西甘肃闹灾荒的时候，建州女真也在为粮食发愁。但在晋商集团的强大运力面前，建虏顺利度过了粮食危机。为什么晋商集团能够顺利通过大明边防，走私出关贩卖朝廷禁止的粮食、铁器甚至军械？因为利益均沾，资本附身的官僚集团也包括九边军镇、甚至军事统帅。如果没有当初李成梁的养寇自重，又哪有后来的建虏势大？

　　当英宗觉察到边防出了问题，亲率大军去巡视北疆，结果兵败身俘，全军覆没。何以如此？如果不是英宗兵败，不知道有多少边关将领，不知道有多少利益集团要人头落地，大好财路从此断绝。大明官僚资本集团不想失败，那失败的就只能是大明皇帝。至此，行使王道秩序的皇权优势不再，资本秩序与蛮夷秩序开始主导历史的进程。

　　明末缺钱缺少粮，尽管有不少忠臣良将为挽救社稷前赴后继，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资本官僚建构的资本秩序之下，是国家与文明绝望的解体。

　　在美国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戚继光的失败是其落后的战术造成的。作为明代最杰出的军事将领之一，戚继光的失败是黄仁宇所说的那样么？

　　皇帝亲率的20万大军，天底下最犀利的神机营都一败涂地，又何况一位权力有限，资源有限的末世将军。

　　在戚继光的时代，大明王权秩序只剩下一付架子，作为王权秩序的国家军事力量，戚家军所能得到的技术支持与财力支持是有限的，在整个大明官僚集团中，戚家军收获的更多是敌意，在其后期更是如此。

　　一支并非根植于人民的旧式军队，在日薄西山的大明帝国，又怎么会有好的结果呢？它原本是一只近代化的技术合成兵种，它的存在与发展，需要大量的，长期的技术与财富注入。而此时的帝国日薄西山，掌握技术财富的官僚买办资本又怎么可能会投资一支针对自己的国家力量。

　　戚家军的覆灭是必定的结果，资本秩序之下，戚家军失去了资源与技术的获取与转化能力，这是国家力量与国防能力的崩溃。

　　3000戚家军对阵满清铁骑，是戚家军的最后一战，此战之后，世间再无戚家军。不管这一战是不是一场预谋的借刀杀人，但这世上已容不下这支军队。

　　为什么在明代中国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国家呢？

　　这是资本的本性决定的，它们追求的是利益，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责任。

　　如果资本前面有一个政府能起到管理国家的职能，又不影响资本收割利益的时候，这就是资本眼中最理想的政府。

　　有什么事，政府可以拿来背锅，没什么事，政府别影响我赚钱。

　　所以它们喊着，大社会，小政府。他们需要的是可以掌控的，对它们不构成实际威胁的政府，他们需要这样的政府替分们挡枪背锅。

　　所以，明末的政治生态，就是当时的官僚资本最喜闻乐见的。

　　朝堂由它们把控，舆论由它们掌握，走私与征税的钱全落入它们的口袋。在它们眼中，朝廷就是用来替它们背黑锅的。

　　为了消解中央集权，东林党们大力推行自由主义学说，整个国家的士人不再自觉的从属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王道秩序与奉献精神。

　　它们推崇的是“心外无物”、“我心即宇宙”的唯心主义学说，自由主义学说，为解构王道秩序构建理论基础，把王阳明捧为“最后一位圣人”，树立偶像与神像。

　　什么叫“心外无物”、“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归本利益集团所有。怎么说符合我的利益，我就怎么说。

　　到了明末，当一系列社会问题爆发的时候，王道秩序不再是主导秩序，面对社会的全面坍塌，只剩下空架子的朝廷再无回天之力。

　　国防能力也好，社会保障能力也好，都需要资源与财富，而整个社会的资源与财富，都被官僚资本集团兼并了，都成了晋商、徽商、官僚私人库房中的银冬瓜。

　　有人认为，明代科技不发达，是因为明人把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甚至有人把明代科技不发达的原因归罪于明太祖朱元璋。理由是《明史》中的一段纪载：“洪武元年十月甲午，司天监进元主所制水晶宫刻漏，备极机巧，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鉦鼓。太祖览之，谓侍臣曰：“废万机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岂至亡灭！”命左右碎之。“

　　先不说不同场景，不同环境下人的表述各有侧重，不加分析辨别，以此断章取义地认为明太祖是造成后世中国科技落后的元凶，见识实在有限。

　　此处，明太祖反对的是极尽奢靡，玩物丧志。而不是反对枢机精巧，读辰报时之用。相反，明代朱氏子孙之中，无论是发明十二平均律，测水银密度、制订历法的世子朱载堉，还是研究植物，著有《救荒本草》的郡王朱橚，还是在机械领域成就斐然的皇帝朱由校，都能证明朱家子孙的科学素养与对待科技的态度。

　　把一个时代的落后，归咎于一个人，即便是皇帝，他也要有这能力才行。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事情么？

　　把“奇技淫巧“甩锅给明代，甩锅给朱元璋，就能改变满清文明黑洞的形象了么？谁怕汉人掌握先进科技，谁怕主体民族学习文化知识？但凡有点思辨能力的，都能想明白是怎么回事。

　　从明朝到满清，从王道秩序到蛮夷秩序，是文明的降维，也是科技的降维，文明的降维。把格致之学斥为奇技淫巧，从精神独立的人到衣冠尽失的奴才，从全面火器到大刀长矛。实质是人的降维、文化的降维与技术的降维。只有这样，汉人才不会重获技术优势与文化优势，满清的黑暗统治才能长久。

　　把科学技术称之为“奇技淫巧”，买办官僚是为了垄断技术谋取私利，满清政权是为了担心汉人重获技术优势危及其腐朽统治，洋奴是为了鼓吹西方优越论，做西方殖民华夏的代理人，其言其行都服务于各自利益。一些糊涂的读书人，人云亦云的说什么中国科技不发达的原因，是把科技视为“奇技淫巧”，是非不分地传播这种暗含“种族劣根性”式的殖民地话术，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那是真实客观的历史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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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的科技达到了怎样的水平，也许从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一二。

　　2018年10月18日，奥迪英戈尔施塔特孔子学院中德历史研究项目丛书的第一本书籍出版，书名为《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汽车》。

　　孔子学院历史研究员戈尔德？特莱菲尔博士（Dr. Gerd Treffer）研究发现，世界上最早的蒸汽四轮汽车发明于1676-1678年间的中国北京。这一发明比卡尔？弗里德里希？奔驰（Carl Friedrich Benz）和戈特弗里德？ 威尔海姆？ 戴姆勒（Gottfried Wilhelm Daimler） 早了近200年；比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早了近150年。

　　这段叙述透露出丰富的信息。

　　人类历史上第一辆汽车，传教士，十七世纪的北京。

　　尽管康熙努力营造热爱科学的正面人设，但其发起文字狱，把郭守敬发明的天文仪器投入熔炉，把火器专家戴梓发配宁古塔的野蛮行径暴露了其反文明的真实面目，满清自身的蛮夷底色、其对高文明族群的敌视态度，都不具备发展科技的基础、条件与环境。

　　此时出现在北京的汽车，只可能是作为科技间谍的传教士在明朝遗留厚重技术成果的变现。

　　在此之前，出生于1571年的明代科学家，发明家王徵著有《新制奇器图说》一书，书中记载了“天球自旋、地堑自收、日晷自移、月规自转、水轮自吸、水漏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轰、风轮转动、风车行远、云梯直上、云梯斜飞、气足发矢、气足传声、机浅汲深、机小起沈、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活钳擒钟、灵窍生风、沙轮奏乐、通流如海、神威惊敌”等24种发明，这其中提到的“火船自去”、“自行兵车”，极有可能就是蒸汽机原型机的具体应用。

　　可惜的是，在遇到传教士邓玉函之后，王徵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了天主，自己的祖国与同胞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南怀仁蒸汽机的原型机是否来自王徵等明代科学家，我们已无从得知，但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出现于17世纪的中国，却是不争的事实，这足以证明，包括蒸汽机在内的大批现代科技的源头在中国，出现于那个奠定现代社会基石，出现于那个亡于内祸外患的伟大的时代。

　　需要明确的是，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从来都不是零星的，孤立的，而是系统的，全方位的，同步的。

　　除了可应用于交通领域的蒸汽机之外，在纺织领域、在军工领域、在信息领域、在矿山开采、金属冶炼、设备制造领域呢，除了失而复得的《天工开物》《算学宝鉴》之外，还有多少不为我们所知的历史信息，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把明代历史中的科技部分，称之为最大的“历史盗洞”。作为一个诚实的盗贼，蓬佩奥将其祖先的斑斑劣迹称之为荣耀。而西方五百年的暴发史，却是人类文明的血泪史，再先进的技术包装也掩盖不了其骨子里的黑暗、蒙昧与残暴。

　　明代的历史有太多值得回味的东西。

　　自五胡乱华以来，明太祖，明成祖是华夏民族诸君王中“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最彻底，最成功，最优秀的代表。

　　大明结束了蒙元民族压迫政策，结束了中原三百年、江南近百年的异族统治，恢复了主体民族的社会地位。

　　大明对中原杂胡的改造，从内部消除了影响国家发展，影响民族团结的不稳定因素。

　　大明恢复了华夏衣冠，神州重现盛世风采。

　　表现在明初推行的古文运动，编纂《永乐大典》，接续了华夏文明的正统。

　　表现在开疆拓土方面，大明在海陆两方面都实现了自汉唐以来勒石燕然的赫赫武功。

　　大明扬帆四海，检揽全球，第一次实现了全球航行与全球测绘。

　　大明在技术的发展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成就，基于数千年积累的技术的体系化、理论化，出现了《永乐大典》、《坤舆万国全图》、《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十二平均率”这些服务于现实生活的，体现“大一统”文明秩序的，开启人类文明新时代的作品。

　　技术革命在中国，并不是像欧洲那样轰轰烈烈，在广土巨族的超大规模文明与经济体系这里，一直以一种自然生长的方式发生发展着。

　　欧洲式的工业革命，实际上是功能性的，极化的孤注一掷。若非如此，其单薄的人口、资源、市场都无法构建一个可以开启内循环自我发展的文明。它只能用这种方式，利出一孔，开拓殖民地，倾销商品。这是它的体量与结构决定的，也是它的文明底色决定的（这部分内容在“欧洲篇”有详细的解读，此处不再展开）。

　　对于今天的华夏民族而言，现代化实质上是周秦汉唐宋明，文明秩序与王道秩序的回归。

　　全球重建秩序的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需要抛弃殖民秩序与资本秩序，真正把人当作人，真正从文化历史与制度的层面来，从更高的视角，更丰富的维度来发展人类的文明与未来。

　　国之大事，惟祀与戎。

　　军事长城、文化长城与血统长城，始终是王道秩序稳固的基石。

　　资本掌控的媒体与政权，是抢夺公器，消解王道秩序的工具。

　　士农工商，大明的繁盛成于抑商，却毁于资本集团的反扑与蛀蚀。

　　人民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作为通利万物的商贾，并不是不可替代的存在。

　　在新的技术与新的平台面前，财富的流通与分配，可以更加公开、公正、公平。

　　我们能相信的，只有人民自己的政党，与作为劳动者的人民。

　　劳动创造财富，财富属于人民。

　　真正的文明，没有不劳而获者发展的空间。多一个豪强，就有一群人衣食无依。朱门酒肉，对应的是道有饥馑。所有的福报与996，都是奴役与剥削，是资本宗教与宗教所塑造的黑暗宿命。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权力属于人民，权力产生于人民，滴水归于大海，文明才会永不干涸。

　　华夏文明的复兴，任重而道远。

　　有志于恢复华夏的明代君臣没有走完的路，新中国的革命者与建设者没有走完的路，今天，我们接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