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铃：染上了“资本主义病”的中国经济怎么办

lameihua

　　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搞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病”。所谓“资本主义病”，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生结构性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缺陷，是资本主义的基因病。

　　一、“资本主义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因病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导的，资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最根本的特征，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因。

　　不休止地增加利润的手段，无外乎扩大生产规模，通过科技创新和提升管理水平来提高生产效率，创新业态，占领更大的市场，压低成本等等，但所有这些手段都不能满足资本越来越大的利润胃口，于是，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和相对萎缩的民众购买力之间的张力，终于引发了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

　　怎么办呢？当然是去开拓更大的海外市场。海外市场瓜分完了，欧洲殖民帝国因瓜分殖民地、争夺势力范围 （本质上是争夺全球市场） 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后，全球经济虽然有所恢复，并一度呈现“繁荣”，但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内生结构性矛盾，即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和产品供应与民众购买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未解决，加上华尔街过度的金融投机，很快又引爆了大萧条，造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面经济危机，并且由于各种经济、社会、国家间矛盾的全面激化，终于走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并且要与社会主义阵营竞争，战后的欧美实施了很多进步改良措施，而奠定这些改良政策基础的是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经济学。特别是从凯恩斯经济学衍生出来的四部门平衡理论，更是凸显了政府平衡供需矛盾的重要作用。所谓四部门经济是指家庭、企业、政府和国外四个部门。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主张是：当私营企业部门生产供应的产品超过了家庭购买力，就必须通过政府投资来扩大社会总需求，以平衡供需矛盾；如果扩大政府投资还不能平衡供需矛盾，政府就必须帮助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凯恩斯经济学只告诉我们可以通过政府投资来平衡供需矛盾，却没有说如何化解政府投资带来的政府债务，特别是如何化解政府的外债。一句话，凯恩斯也没能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理论上的悖论，因而留下了名句：”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这是对资本主义死循环最生动的注脚。

　　资本主义经济最根本的特征是“周期性”经济危机，危机的根源是无法往复循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民众收入的增速永远跟不上资本扩张的速度，购买力上不来，产品就卖不出去，利润就实现不了。亚当·斯密的理论地基是假设市场自己可以驱动供求平衡，现实中，市场自动供求平衡论被无数次经济危机反复证伪。大前提不存在，市场决定论的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资本的快速积累要依赖金融杠杆，即负债经营，因而造成混业且复杂的金融体系漫长而复杂的债务链。随着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的张力越拉越大，而债务链的稳定要依赖赌徒心态的金融市场，因此，债务链断裂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今天的全球产业链相互嵌套并深度金融化、市场化、货币化，债务链断裂很容易造成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断裂，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系统的安全性已经发出了无数次拷问，2008年的金融风暴还让我们记忆尤新。这就是“资本主义病”的第一特征——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社会主义经济体染上了“资本主义病”，是因为我们的理论认知出了偏差

　　改开以来，主流经济学界认为新中国当年的金融货币政策是不规范的，只是个过渡阶段。今天我们要与国际接轨，所以要全面引入西方的金融货币理论和政策工具。我们复制了越来越多的西方生产方式，特别是在金融货币领域引入了大量的金融产品，包括金融衍生品，而这些金融货币理论和政策工具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上是弊大于利。别的不说，现在的期货市场不仅不能对冲价格波动的风险，反而放大了经营风险，期货市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地道的赌场。股市的赌场特征就更淋漓尽致。再比如，现在的银行信贷体系只认资产负债率和不动产抵押，试想一下，当年新中国如果也采用只看资产负债率和不动产抵押的方式来发放信贷，新中国的工业化如何起步？今天唯资产负债率、唯不动产抵押的信贷模式，金融只能为资本服务，为具有垄断地位的大企业服务，从而不断地拉大贫富差距。这些统统都是“资本主义病”。

　　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金融货币理论出了问题。改开以来，中国主流经济学界不仅批评新中国前30年的伟大实践，极端者甚至全面否定前30年的伟大成就。他们的一个主要说辞是，前30年搞的是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是落后的、失败的，是所谓的“短缺经济”，只有搞市场经济才有前途。市场经济怎么搞呢？当然是复制西方的模式。

　　新中国前30年的工业化之路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经济奇迹！这中间也有失误，但这些失误是操作管理的问题，是技术上的失误，并不是社会主义基本的金融货币理论错了。（霞姐正在写的长文“人民金融”将系统阐述这个问题。）“全盘西化”的主张，实际上是借管理操作上的失误责难社会主义金融货币理论本身，进而否定社会主义金融的根本发展方向。全面引入西方生产方式和金融模式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病”。当我们把资本主义的金融货币模式嫁接到社会主义经济体身上，“资本主义病毒”自然侵入了社会主义经济体。

　　三、根治“资本主义病”的妙药就是老一辈革命家的金融智慧

　　找到了病根，就好对症下药了。“资本主义病”的病根是劳动者购买力不足造成的生产相对过剩。凯恩斯经济学的对策是用政府投资拉动需求，但是凯恩斯没说如何化解政府投资带来的政府债务，特别是如何化解外债。

　　今天的中国经济也面对民众购买力不足造成的产能相对过剩，解决问题，需要政府创造需求、创造就业。说到这，让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老一辈革命家的金融智慧。

　　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工业化，只能集中所有的经济资源来搞工业化，要保证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统购统销等手段是保障民生、稳定物价的权宜之计，不能一提计划经济，就批评统购统销，说这是“短缺经济”。当时，如果发展工业的投资流到民生消费领域，一定会引发通胀，基本生活品物价不能稳定，工业化就是一句梦话。

　　确保了资金闭环运行，随着工业化规模的不断扩大，工业建设需要的资金自然配套增长，这等于是政府的投资“创造了”工业化所需的资金，也可以说是政府的投资拉动了工业化的需求。在生活资料供应严重不足的状态下，不断扩大的工业化资金必须在工业领域里闭环运行，才能保证民生消费领域不通胀。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有强有力的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大一统的金融货币体系，以及一整套详尽具体的经济建设规划和配套的财政拨款和银行信贷计划。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调拨资金，才能确保在不通胀的前提下集中资金发展工业。新中国底子那么薄，又没有依赖外资，能够完成工业化，靠的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卓越的金融货币政策。老一辈革命家对现代金融货币的本质有极其通透的认识，他们伟大的的金融货币实践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之源。

　　当年的难题是生活资料供应不足，而今天是产能过剩、供过于求；当年是计划经济，今天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不管经济现实怎么演变，现代主权货币是政府预付信用的本质没有变。现代主权货币是政府的“印钞权”，但政府必须善用这个“印钞权”，决不可造成通胀。今天用政府投资创造需求，还要借鉴老一辈革命家的金融智慧，做好精准的产业分类，管控资金流向，确保在不通胀的前提下，创造有效的货币供应，补充社会有效需求，支持就业，扶持年轻人创业的中国梦。

　　做好这一切，并且实现了在岸离岸货币体系的隔离运行，政府的债务问题才有风险释放出口。今天，我们被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困扰，地方靠卖地维持财政运营，把幼教、养老等产业逼向市场化，而这些问题甚至已经演变成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最大障碍。如果我们从老一辈革命家的金融实践中去寻找智慧，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根本不是个事儿。

　　在供过于求的今天，中国经济要走出内卷的困局，就要有效地化解社会主义经济体身上的“资本主义病”。要走好社会主义的路，经济治理、金融治理的关键是做好产业分类，实现货币的精准投放。我们必须摒弃西方经济学简单粗暴的“市场决定论”。有的产业需要市场引领，有的需要政府主导。事实上，整个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从来不存在什么“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市场规模大了，如果政府不来主导，就一定被资本垄断，而资本垄断的市场一定会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贫富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是不可持续的。这也是几百年来资本主义世界反复上演的金融经济危机的根源。

　　结语：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是合乎“道”的经济学

　　老子说：“故天之道，损有余而益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孰能有余而有以取奉于天者？唯有道者乎”。“取奉于天”即“取法于天”，在老子看来，有余且能像天那样“损有余而益不足”的人，才是有道之人。

　　套用在今天，政府用强有力的手段遏制市场恶性竞争所造成的贫富悬殊，才合乎“天之道”。合乎“天道”的经济才能健康永续地发展。追求相对公平、供求平衡的经济学，才是可大可久的合乎天道的经济学。

　　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大概有两大支柱理由。一是说市场会自动达到供求平衡，因为经过所有自私自利的个体充分博弈的市场会产生最能体现经济效率的价格，因此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取得最大的经济成果。这种基于价格崇拜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已经被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实践所证伪。

　　鼓吹市场决定论的另一个主要理由是说，自由竞争的市场能够充分激发人的贪欲，进而激活人的创造力，促进经济增长。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没有计划管理的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其实是资本垄断的市场，一定会造成失序的恶性竞争，带来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经济一定会造成社会动荡，乃至引发战争与革命。

　　资本主义经济学也有强调缩小贫富差距和综合平衡的，比如凯恩斯经济学和罗斯福新政。但是因为不可能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性缺陷，这些相对进步的经济理论还是无法消解资本主义的内生结构性矛盾。而且在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全面反扑下，凯恩斯经济学在西方已经被边缘化了，罗斯福新政也基本废除了。凯恩斯说：“长远看，我们都会死去”。这大概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学跳不出死循环的一种无奈的哀鸣吧！

　　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是合乎“天道”的经济学。我们应该认真学习我党的金融史，从老一辈革命家那里汲取伟大的金融智慧，重塑社会主义金融货币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是合乎“道”的康庄大道。

　　今天，借助区块链等数字化手段，中国完全有条件发展有计划、有管理、综合考量、全面平衡又活力十足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一大批像“阿牛”这样的年轻UP主，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是死循环，社会主义经济才有光明的未来。

　　大变局在呼唤回应新时代经济逻辑的新的社会主义金融货币理论。这样的理论正在孕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