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校长：抗战胜利后，日军留下的汉奸走狗都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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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15日，日本电台播出了裕仁天皇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在这场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当中，呐喊冲锋的勇士，挺身而出的壮士，慷慨赴死的猛士，视死如归的烈士……他们都是民族的英雄。

　　而历史是辩证的，有英雄，就有懦夫。

　　这些懦夫很多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阴暗的词汇：汉奸。

　　日军投降后，日军少部分作为战犯被审判，大部分被遣返回国。

　　可是，那些留在中国的汉奸们最后都怎么样了？

　　01.

　　其实，早在1937年8月23日（八一三事变10天后），国民政府就公布了《惩治汉奸条例》。

　　但这个条例的象征意义比实际意义更大些，那年月国民政府还在琢磨着和日本人和谈解决问题呢，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把中间人汉奸给惩治掉了呢？

　　所以大小汉奸在东北、在华北、在上海都逍遥自在的很。

　　抗战胜利后，饱受汉奸迫害的中国人民，十分渴望审判和惩治汉奸，全国民众要求严惩汉奸的呼声不断高涨。

　　1945年12月6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惩治汉奸条例》的修订版，其中第二条规定：

　　通谋敌国而有左例行为之一者为汉奸，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犯前项各款之罪、情节轻微者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有了这些法律依据，国民政府开始大批抓捕、审判汉奸，往日仗势为非、不可一世的汉奸们大部分成了瑟缩待罪的囚徒。

　　1946年，对汉奸的审判陆续在各地展开。

　　4月3日，伪新民会副会长缪斌率先受审，8日，被判死刑，5月21日执行，成为第一个受审并伏法的汉奸。

　　接着，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等一一被推上审判台。

　　最大的汉奸汪精卫因为1944年病死，逃过了处罚。但这不算完，蒋介石下令炸毁坐落在南京梅花山顶的汪精卫坟墓，还将其铸成跪像，供万人唾骂。

　　汪精卫病死后，陈公博任伪政府代理主席，成为继承汪精卫的头号汉奸。

　　日本投降前夕，陈公博逃到日本，日本《朝日新闻》发了一则消息，称陈公博已经自杀身亡。但是戴笠很快就查明，陈公博并没有死，于是国民政府向日本交涉。

　　最终，日本将陈公博这些已经用完且没有任何价值的汉奸交了出来。

　　1946年3月18日，江苏高等法院对陈公博提出起诉，经公开审判，判处死刑。

　　陈公博都被判了死刑，那下面的大大小小的汉奸也逃不了，伪立法院长梁鸿志携全家躲到苏州，后被军统发现；1946年4月3日被押解进上海提篮桥监狱，于11月9日被执行枪决。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于1945年10月5日在北平被捕，当年12月25日在北京北城炮局监狱畏罪自杀。

　　其他大汉奸诸如王揖唐、林柏生、梅思平、丁默邨、殷汝耕等，都被执行枪决。

　　当然，这只是对大汉奸的惩处，对于一些在伪政府担任职位的小汉奸，都会判处有期徒刑，让他接受改造。

　　一部分伪军则就地解散，遣散回家，还有一些情节不严重的，判处罚款、拘留改造等刑罚。

　　从1945年11月至1947年10月，各省市法院审判汉奸结案25155件，判处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

　　国民政府轰轰烈烈审判汉奸，可结果是，那么多的汉奸，最后只枪毙了300多人。

　　02.

　　国民党政府审判汉奸不积极，可是借审判汉奸敛财却是一把好手。

　　看过《潜伏》的都知道，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借余则成的手去敲诈大汉奸穆连成，否则就扣上汉奸的帽子。

　　其实，在当时的惩奸工作中，大量出现了利用、包庇汉奸的现象，一些官员收取汉奸贿赂为其开罪或减轻刑罚，如浙江安吉县汉奸张裕祥、梁在祥贿赂官员成功脱罪，还有人借惩办汉奸之机侵占涉案财产，相关事件十分普遍。

　　这些问题从根子上就埋下了。

　　比如国民政府颁布的《处理汉奸案件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

　　“曾为协助抗战工作，或有利于人民之行为，证据确凿者得减轻其刑”。

　　那啥叫“协助抗战工作”？啥叫“有利于人民之行为”？定义非常模糊。

　　按这个标准，在追捕抗日战士时，打偏的子弹，也能说是自己故意向天放枪了？

　　至于谁来证明，那就靠一些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大员”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向沦陷区派出了大量的接收大员，负责接收日军和伪政府的资产，可是很快，这些接收大员们发现了来钱渠道：接收汉奸。

　　你是汉奸？没事，你只需要从我这里买一张委任状，就能证明你是被我派到沦陷区的地下工作者，为日本人服务也就成了工作需要，就能逃脱制裁。

　　而大大小小的汉奸为了逃避惩治，不惜花巨款向“接收大员”贿买倒填时间的委任状，于是一夜之间许多汉奸都变成了“地下工作者”。

　　你不是汉奸？也没事，只要我看上了你的资产，我说你是汉奸就是汉奸，说你的资产是“逆产”就是“逆产”，这样“接收”起来就更简单了。

　　闹到最后，就连沦陷区的一些教授和医院的医生，因为掏不出钱来，也被打成了汉奸。

　　除此之外，国民党政府的审判也趋于宽松，甚至不以罪行定罪，而是以职务来定罪。

　　比如“伪维新政府、伪华北临时政府和汪伪政府最高头目，都判死刑；伪省长以处死刑为原则，伪部长为无期徒刑，伪次长为七至十五年徒刑，伪局长为三至五年徒刑；其他有涉嫌之处而被拘到庭者，原则上一概处以二年半徒刑”。

　　按这个标准，伪政权并没有那么多够得上判死刑的汉奸。

　　那些数量有限的伪官员处理都这么难，至于上百万的伪军，就更加难以处理了。更何况，蒋介石还准备用这些人打内战呢！

　　因为抗战胜利来得有些突然，国民党军还在大后方，准备不足，为了“摘桃子”、打内战，蒋介石不仅命令伪军“维持治安”，以阻挠八路军和新四军受降，而且广开收编门路。

　　于是，大量伪军摇身一变成了国军“先遣军”，更有不少作恶多端的汉奸被委任为“先遣军司令”。部分伪军甚至嚣张地向我军挑衅：“我们是国军的先遣军，不怕你们！”

　　内战开始后，蒋介石连日军将领都能请回来打解放军，就更不可能处理伪军汉奸了。比如很多果粉的偶像张灵甫的74师，在1945年8月抗战结束后，汪精卫的警卫1师和警卫旅被编入74军51师（后来的整74师51旅），警卫2师被编入74军57师（后来的整74师57旅）。

　　也就是说，在孟良崮被歼的整74师里，有2个师又1个旅的前伪军。

　　看来，国民党舍不得惩治的汉奸，最终还要共产党来惩治。

　　03.

　　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对汉奸是绝不容情的。

　　早在1939年，陕甘宁边区就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条例规定了18种犯汉奸罪的行为：

　　1.企图颠覆国民政府所属各级政府，阴谋建立傀儡政府；

　　2.破坏人民抗日运动或抗战动员；

　　3.进行各种侦探间谍及一切秘密特务工作；

　　4.组织及领导土匪进行扰乱活动；

　　5.施放信号，为敌人显示轰炸或射击目标；

　　6.组织领导军队叛变或逃跑；

　　7.宣传煽惑人民，组织领导叛乱；

　　8.谋害党政军及人民团体的领袖或其负责人；

　　9.诱逼人民群众以供敌人使用，侮辱凌虐或毒害人民生命；

　　10.拖枪逃跑哗变投降敌人；

　　11.藏匿贩运及买卖军火，意图叛乱；

　　12.以粮食、军器资送敌人；

　　13.破坏交通，妨碍交通运输；

　　14.破坏货币，扰乱金融财政；

　　15.捏造或散布谣言；

　　16.乘机纵火抢劫；

　　17.以文字、图画、书报宣传，或以宗教迷信破坏抗战；

　　18.有意放纵汉奸分子逃跑，或诬陷别人为汉奸。

　　从条款来看，《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比国民党的《惩治汉奸条例》要详细和具体的多，也给抗日敌后根据地的锄奸运动提供了指导依据。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锄奸运动和正面战场不同，因为根据地和日伪势力犬牙交错，很多汉奸都是本乡本土人，他们铁了心地跟我抗日军民作对，告密、带路、引鬼子扫荡。

　　为了向侵略者主子表忠心，他们比侵略者更残忍，杀害抗日军民比鬼子更为积极，即使是匆忙撤离的时候，也要补上一刀、放一把火，残害无辜的勾当干起来比鬼子还顺手，这一点让我抗日军民恨得牙根儿都疼！

　　194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作出《关于锄奸工作组织问题的决定》，全面展开锄奸活动。不仅摸清渗透进来的汉奸，还安排敌后武工队“上门除奸”，对于那些有血债的汉奸，一个都不放过，此举极大地震慑了汉奸势力。

　　抗战胜利后，知道靠国民党来惩治汉奸不靠谱，敌后根据地也纷纷开始了惩治汉奸运动，和国民党政府的惩奸活动不同，边区的惩奸活动具有很明显的群众性特征。

　　前面说了，很多汉奸都是本乡本土人，祸害的也都是本乡本土的百姓，当地群众往往恨之入骨，所以边区政府往往是成立由政府、群众团体、县参议会、县警卫团代表共同组织的惩处汉奸委员会，下设法庭，负责审判汉奸。

　　如热河人民特别法庭于1946年7月23日公审伪热河省长孙柏芳、伪民生厅长李葆华、伪警务厅保安科长徐明遮等三大汉奸，当庭判处死刑，押赴昔日敌伪屠杀抗战军民的万人墓前执行枪决。

　　对于一些民愤极大的汉奸，根据地还会顺应民心，将汉奸交给群众处理。

　　比如1946年9月，山西洪（洞）、赵（城）、霍（县）新解放区开展群众诉苦复仇运动，洪洞解放后每日都有成千的人群聚集至法院门口，请求把汉奸交由群众民主清算，民主政府允准他们带回汉奸、特务、伪警备队长孟亲仁、仇金美、张克明等30余人。

　　附近各县民众亦远道赶来，要求把各县份逃匿至洪洞的战犯带回，计有临汾、安泽等县之石逢通、王臣力、李世臣等40余名。

　　这些汉奸罪犯经过公审后，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很多逃过国民党审判的小汉奸，在1951年镇反运动中，也大都被挖了出来，并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04.

　　中华民族最重气节，自古以来即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说。

　　那些横眉怒对外敌，虽粉身碎骨不改丹心的英雄受到人们长久的敬仰；而屈身事仇、卖国求荣的汉奸败类则永远被人民唾弃。

　　日寇侵华期间，投敌的汉奸们虽情况各异，原因有别，有些人早年还有过颇为光荣的革命历史，但是他们昧于民族大义，在关系个人出处的大关节上失脚，结果，“立身一败，万事瓦裂”。

　　而惩治汉奸，本来是国之大事，却被国民党政府变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一帮汉奸摇身一变又成了国府栋梁，也让无数仁人志士寒了心。

　　也许，国民党丢掉江山，在抗战胜利后对大小汉奸网开一面之时，就已经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