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乡长：央税与地费

lameihua

　　今天的文字有一定阅读门槛，毕竟纪律使然，小镇不能说的太直接。

　　人聚集变成社会，就有了干与枝的关系。

　　有了国家，就有了中央与地方，这是一个关键关系。

　　古今中外，国家体制以及改革，核心就是央地关系。

　　在古代，信息不通、交通不便，中央对地方控制就弱，所谓皇权不下乡，大体弱干强枝。

　　那个时候中央制约地方主要就靠两个核心：一个是税，另一个是军队，军队对内不好用，只能用税。

　　围绕税就有了很多故事。

　　比如汉代盐铁专营、唐宋两税制、明代一条鞭法等等，核心都是中央要通过税把钱收上来，同时削减各种杂费。地方肯定不同意啊，毕竟钱就是权。

　　税收多少、占多少比例、能不能收上来，跟地方世家豪族强弱密切相关。

　　到了明代中后期，士大夫厉害了，从晋代以后世家豪族达到又一个巅峰。

　　明朝其实相当富裕，偏偏国库没钱，军费都付不起。崇祯苦苦哀求，百官们才勉强捐了20多万两银子，最后李自成打进了北京，夹棍一夹几天就逼出来了7700万两白银，可见不是没钱，而是不愿意给国家花。

　　咱们以前学过一篇古文，叫《五人墓碑记》，塑造了5名明代天启年间的义士。这“义”就体现在代表地方豪族抗拒中央收税。

　　国外也有类似的，比如美国的独立，说到底就是不想给美国的“中央”英国交税，为了不交税，甚至联系母国的敌人法国。

　　不过，中央收不上税，不代表老百姓钱就多了。

　　恰恰相反，历史上，税占比高的时候，老百姓反而生活得不错，比如历朝历代刚开始的时候。

　　税收不上来只是肥了地方豪族，而且这些钱不入国库的帐，收多少、怎么收、花到哪都查不出来。

　　到了现代，中央需要花钱的地方可比古代多多了。科技研发、工业生产、保家卫国、对外援助还有教科文卫养老体系建设等等，可谓捉襟见肘。

　　甚至在九十年代，中央都得由大领导亲自出面，去跟地方求救济。

　　有的地方给面子，拨出三瓜俩枣，有的就总说没钱，反正你也查不到。

　　要知道，干弱枝强一定是会出问题的。

　　更重要的是，枝的强，不代表这是枝真正的实力。

　　譬如广东，若是没有全国人才的涌入，以及各地打工人的托举，何来经济的腾飞？

　　而涌入和托举，也更多是沾了地理优势的光。

　　可有沿海就会有内陆，有高地就会有低地，优势都是靠劣势才衬托起来的。没有劣势，优势就不是优势。

　　吸血了其他地方，却不想着吐出超额的利益扶持人家，这怎么能行？

　　再说了，地方的兴旺，离不开国家的兴旺；国家的兴旺，离不开中央对于国防、教育、科技、基建等一系列重点投入。

　　占中央便宜最多，却不付出同等的代价，这也怎么能行？

　　自私自利是不行的，贪得无厌是不行的。

　　分税制、营改增、国地税合并等等一脉相承，这里面的主线就是让地方的费越来越多的变成国家的税。

　　如今的我们，比起过去的“弱中央强地方”，已经进步很多了。

　　但还不够。因为，有一个超级大钱包还一直给地方留着。

　　大钱包是什么？可以联系一下关于最近讨论的税的解读。

　　这些年，眼看着这钱包背后的弊端越来越大，风险越来越高，它膨胀的代价更是无数国民的过度辛劳。得想办法把这一块也改改。

　　但是这个钱包已在过去几十年涨了几十倍上百倍，动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阻力可不是多分了三五斗米可同日而语。

　　但是，做不做一件事是看需不需要做，可不是看难不难。

　　需要做的事，再难也得做下去，但绝不会是蛮干硬干。

　　毕竟，我们是为了让国家的整体变得更好，而不是让它被一些自私自利的既得利益者搞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