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子牙：对比欧美疫情救助，中国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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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席卷全球的疫情，中西方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中国是通过体制动员能力严防死守，有力控制了疫情的蔓延与传播，成为全球防疫的模范，相比之下，欧美迄今仍深陷疫情泥潭，整个社会经济与民众都付出了昂贵的成本。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发现，在受疫情严重影响的欧美等国经济冲击大而失业率未明显上升，而中国已经济复苏，但失业仍普遍存在，这又是为什么什么呢？

　　针对这一问题，北大国发院通过研究发现，这是因为中国和欧美的不同应对方式所致。在欧美国家，普遍采取了“轻防控”而“重社会救助”的策略，中国则恰恰相反，更注重“疫情防控”，通过“严防严控”保经济和民生。

　　具体来说，欧洲和美国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社会救助。比如英国的“新冠长假计划（CoronaVirus Job Retention Scheme）”，就是通过政府买单给工人放带薪长假，减少工作时间，但是不减员，保障就业。根据“英国家户追踪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4月英国有19.2%的从业者被该政策覆盖。此外，英国还扩大了失业保障的申请范围，2020年有逾2百万人因此获益。

　　美国效仿了欧洲做法，执行了类似的劳动保护政策。在疫情暴发早期，美国为小微企业提供3500亿美元复苏支持，鼓励其尽量保留员工而非解雇；数以万计的雇员被放无薪长假，并保留医保，同时允许其向政府申请失业补助，并临时性增加2万亿美金的失业保障基金支持。

　　近期，美国政府又出台了“美国拯救计划法案（The American Rescue Plan Act）”，该法案具体包括以下举措：

　　（1）将联邦最低工资增加为每小时15美金；

　　（2）对7.5万美元年收入以下的美国家庭直接转移支付；

　　（3）将针对小微企业的联邦失业保障增加到400美金以上；

　　（4）将针对失业者的“疫情失业辅助计划（Pandemic Unemployment Assistance program）扩展到支持自雇经营者和灵活就业者。

　　相比中国，失业者的社会救助情况又如何呢？“从业人员追踪调查”数据显示，失业者中有13%在失业期间得到了单位的工资补贴，其余的87%则为“裸失业”。

　　在失业期间，失业者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家人（47.5%）和储蓄（38.1%），仅有7.6%靠社保；从社会救助情况来看，88.2%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失业保险仅覆盖了7.7%，只有1.4%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救助，1.2%申请到了小额贷款，0.2%接受了职业培训。可见，疫情期间中国缺乏针对个体的普惠性社会救助措施。

　　疫情期间，中国的专项救助政策更多地关注“供给侧”，针对受疫情冲击的企业“减税降费”，减轻了企业的成本，弱化其倒闭和亏损的风险。这些政策也会传导到就业层面，但是相比直接的针对个体的“需求侧”社会救助，似乎后者抑制失业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

　　另外，从从业者的心态来看，近期英国的一个研究分析了“带薪长假”政策对从业者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存在政府提供的收入补贴，“减少工作时间”和“放长假”并不会损害从业者的心理健康，并使其心理健康与“全职者”无差异。

　　这一研究似乎引向了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危机期间政府采取放长假制度而非遵循市场规律大规模减员可以提升社会福利水平。

　　利用中国从业人员样本，我们进行的对比分析也发现，就业不足导致了中国从业者心理健康水平的明显下降，来自单位的工资补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不工作带来的焦虑，但是无法抵补不工作对其心理的负向影响。

　　基于中国和英国的数据得到的不同的结论，不仅说明，中国劳动力的就业意愿更为强烈，另一方面，也可能说明，针对个人的社会救助能使得个体获得更多的满足感，并提升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

　　当然，对于针对个体的失业救助也存在诸多的批评，如减少了市场对企业的优胜劣汰作用，缺乏对个体自谋出路的激励等。欧美的“花钱买就业”和中国的“花钱买健康”，都从不同角度维持了社会、经济的有效运转。

　　不同的政策策略难有优劣之分，“是疏还是堵”需要符合其国情。而在疫情传播危机的背景下，我们建议对长期失业者或者陷入贫困的家户进行直接救助，提升个体和家户的获得感和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