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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一,印度一天新增确诊新冠病例15万,我曾在多维专栏与本公众号写了一篇短文,感慨于这一波印度疫情的凶猛,对莫迪政府的大意,以及印度民众因为对宗教执迷而枉顾病毒威胁在恒河边大规模聚集进行了批评。
这是我上周文中展示的印度疫情曲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高度类似长颈龙的形状有多吓人。有朋友上周开玩笑说,在A股市场,这就是典型的妖股,是庄家在洗掉散户后进行暴力拉升准备出货的节奏,我非常同意这个看法。
我本来认为,15万一天已经够吓人了,不可能再高了,再高就说不过去了。想不到才一周时间,这个数字就被翻倍,导致我自去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第一次就相关分析出现失误。
据印度联邦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印度日新增患者从4月10日的每天15万人开始急速上升,19日该国每日新增患者人数达27.5万,到20日,这一人数上升为29.4万。
目前,印度以累计1,532万例确诊、超过18万人死亡的数字排在美国之后,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以每小时增加1万确诊病例、60死亡病例的速度激增。
随着德里、苏拉特、班加罗尔、博帕尔等大城市的医院不堪重负,火葬场已告满员,自2021年4月上旬开始的印度新一轮疫情已进入了最危险的时候。
因为受空前严重的疫情影响,原计划前往印度访问的英国首相约翰逊、日本首相菅义伟等都取消了访问计划。
这种局面和一个月前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当时,印度卫生部长瓦尔丹曾宣布“印度的新冠疫情正处于最终阶段”,印度还计划向世界多国输出疫苗。而今,印度正在大举进口新冠疫苗,并在各疫区派发仿制的瑞德西韦等药品,但这并不能阻碍疫情的迅猛发展。
那么问题也随之而来:印度是如何落到今天这步田地的?盘点下来,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是选举。从3月下旬到4月上旬,印度选举不断,这其中包括西孟加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阿萨姆邦和本地治里等五个地区从3月27日开始,延伸到最迟4月29日的地方选举。
尽管“印度人民党”(BJP)党首,印度内政部长沙阿(Amit Shah)称“大选不是新冠患者激增的理由”,但据印度卫生部数据显示,从4月1日到18日,仅在西孟加拉邦一地,其患者总数就从6,513人增加到49,638人,增长率达662%,其日新增患者数从738人增加到8,419人,增长率达1,040%。
这一速度远高于节日期间的德里及马哈拉施特拉邦,同时处于大选期间的其他地区,其日新增患者增长率也在500%上下。很明显,感染率暴涨和选举期间的人口聚集密不可分。
其次是宗教。从3月下旬开始,印度相继迎来传统宗教节日,除3月28日到29日间举行,有大批青年群众聚集的“洒红节”外,4月12日在恒河沿岸举行的“大壶节”也成了一大诱因。
印度大壶节期间参加祈祷等活动的苦行僧,他们中有许多人在此次新冠风潮中染疫
本次于印度教“圣城”赫尔德瓦尔举行的节日是12年一度的“大礼”,它吸引了北印度约300万至500万人聚集到恒河岸边举行法事。莫迪当局虽要求参与者保持社交距离,但信众对此置若罔闻,当地官员甚至喊出了“圣洁的恒河会冲走新冠病毒”等口号。
后来,随着印度当局在对近24万人的临时检查中发现至少有1,701人感染新冠毒,新德里紧急叫停原计划在4月27日结束的活动,但此时为时已晚,从赫尔德瓦尔辐射印度的感染网络已经形成,印度各地对此也只得疲于奔命。
再次是无能。印度国内对于疫情估计不足,不少官员甚至对医疗物资的调度毫无认识。譬如负责物资调度的印度贸易部长戈亚尔面对印度国内各地医用氧气告急的局面,竟仍能在4月19日接受采访时称“印度各地医院浪费氧气”。
与此同时,印度当局对于防疫物资的紧迫性也毫无概念。印度联邦卫生部曾在2020年10月计划利用莫迪的“PM-Care”基金,为印度各地150多座大型医院建立162座配套的医用制氧厂,可到2021年4月,印度全境只有11家配套制氧厂动工兴建。
最后是对变种病毒的无知,印度有限的疫苗接种量难以应对复杂的变异病毒。到4月19日,印度国内完成接种的人口只有1,648万,接种一剂疫苗的人口刚刚超过1亿。相比之下,到2021年2月,印度已发现240种变异新冠病毒。
到3月24日,印度又发现了一种同时带有E484Q和L452R两种突变的新冠病毒,它可能导致传染性的增强,一些突变还会降低中和反应,或会影响疫苗等防疫应对措施。
印度专家指出其中部分毒株更具传染性,更危险,甚至具有“免疫逃避机制”,可以让一些已经具备抗体或已接种疫苗的人再次感染。
而今,印度的疫情爆发可能就间接证明了这一突变病毒的危险,这似乎也正如莫迪在2月时的讲话那样,“印度对抗新冠疫情的进程正在给全世界以启发”,两个月后印度正以自己的方式向世界来证明新冠疫情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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