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滨：百年税务简史

lameihua

　　川普减税之后，拜登上来就准备加税，市场有轻微的触动，数字货币则因被列入资产利得税和富人重税的传闻大跌。

　　耶伦虽然不是美联储主席了，但她在财长的位置上也铁了心要捍卫美元，税收这算是一个重击，因为你不会因为持有美元并在换汇过程中被征税，当然这实际上有人提出过，叫做托宾税，是自70年代布林顿体系解体后这位老兄提出的，无人理睬，后来又分别在90年代和21世纪提出，有少数国家实行了，无一例外打击金融市场，其中瑞典实行后一半证券交易转移到英国去了。欧盟在讨论实施，外汇交易除了在短暂的投机攻击时被一些国家实行，以遏制高频交易和短期炒作，并未广泛推出。

　　当然如果耶伦的主张真的实现，在加密数字货币上出现利得重税，那么会减少炒作，说不定会让比特币成为稳定的交易介质，但由于交易厚度减少，炒家就可能离场了，这个市场未免就变得呆滞。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税收这个武器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

　　税收会导致王朝更迭，正如中国古代史如宋明等王朝，士大夫垄断土地商贸，并控制权力，以拒绝纳税后，皇权就变得羸弱，维持朝廷运转的财政收入就只能日益加到普罗大众身上，当百姓不堪负重，卖身为奴，土地兼并，实际上王朝的国家机器就变得羸弱，在北方蛮族的入侵下不堪一击了。

　　当然豪族躲过王朝更迭灾难性冲击后，又可以传承下去，只要蛮族学会了儒家治国那一套，就可以依赖知识储备和人才出仕，继续维护家族，树大根深。

　　像清朝雍正那样铁血征税，把江南豪门整的叫苦连天，江南儒生愤怒之下，笔杆子一开，雍正就成了残暴君王，而因为老爹给自己打下的富裕财政，稳定长期执政的乾隆却名声显赫，道理就在这里了。

　　战争往往让此类王朝暴露脆弱之处，因而当我们看到欧洲在近一百年的税负变化，重税起源于战争，一战、二战让欧洲诸强开启了加税之路，像英国对贵族的征收所得税，在1894年开始从一个微小的8%起步，到一战、二战一路加码，到了80%，加上延迟罚款8%，为88%。另有传说是还有收入税15%，加83%的所得税，为98%。我没有旁证，就不作为主要数字。前面的税务也足以说明重税的程度了。

　　只能说英国的贵族阶层未能像宋明的豪族一样保住自己的财富，大宪章之后，王族、贵族、商人、知识分子等已经开启了权力制衡之路，贵族已经无法通过控制两院维持一己之私。

　　但是战后的欧洲大陆与英国普遍征收重税，却和20世纪初左翼运动的崛起相关。

　　二战是一战的延续，学界常把这两场战争视作一场战争。这两次大战的开启，是在一个近代史上的全球化背景下，通讯、汽车、电力、航运、飞机等高科技纷纷诞生，金融资产一再上扬，贫富差距扩大，劳工阶层面对长达百年的糟糕生活状态，在左翼哲学思想崛起的欧洲，愤怒积聚，上层建筑不稳，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促使矛盾转移为国家之间战争一触即发。

　　而为了维持战争，征税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二战之后，社会主义思潮占据欧洲主流，劳工政党在英国和欧洲各国成为执政党，国有化、高税收、高福利成为当时的主要潮流。

　　这个过程中，有一股清流，就是联邦德国，也就是战败国在重起崛起时，却稍微在税收上减轻了，这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较而言，尤其是与英法相比。

　　不过在美国的马歇计划支持下，重建欧洲的过程中，英法德意等都恢复迅速，经济增长猛烈，法国在比例上要低于德意。意大利的增长，有坊间传言是因为意大利左翼政党与苏联眉来眼去，给了意大利大量订单。

　　欧洲建立重税、高福利的过程持续了三十年，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在内的主要西方国家都在实行，美国虽然没有实现高福利，但劳工收入也在猛增，所谓蓝领即中产阶级的时代，就是指这段美好时光。

　　但国有化比重大、税负高昂、工会不断罢工的英国很快撑不住了。

　　之后法国也开始停滞。

　　其他的欧洲国家中只有德国仍在增长。

　　整个七十年代的欧美都陷入了经济停滞，实际上欧洲在马歇尔计划的战后重建，以及美国实行的美元金本位制度，也帮助了欧洲经济增长。70年代的布林顿森林解体和中东石油危机同时打击了欧美经济。

　　所以从80年代开始，美欧都开始减税，一路减到21世纪。

　　在欧美实行重税的过程中，产业不断转移，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就在这数十年里崛起。日本的税负并不低，但是由于人口红利和制度红利存在了几十年，就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机电、汽车业的转移。这里的转移并不是美欧的资本转移，而是经济结构变化。

　　重税、高福利和工会不断罢工摧毁了英美的汽车业，所以英美走向金融帝国，服务业容纳更多的就业。

　　八十年代，美国作了努力，通过广场协议的经济战争行为，遏制德日的发展势头，以恢复美国经济。同时内部减税，贬值美元，刺激美国经济增长。苏东集团的垮台、日本的衰退、IT产业的崛起、美元成为真正全球货币的红利持续了三十年年之久。

　　但是中国这个14亿人口的制造业大国崛起，绝对是给了美欧制造业致命一击，产业资本真正的大规模转移到中国。重税、高福利、工会势力强大的美欧社会，在主要经济体的工业增长曲线上，可以看到出了德国维持增长，就只有中国一根抛物线向上了。

　　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人口红利和制度红利弥补了中国实际上也是重税国家的缺陷。

　　在这几年减税之前，中国的综合税负高达67%，远超过欧洲国家。实际上，全球综合税负平均为40%，西北欧国家都在50%上下。但是这里面要区分个人税负和公司税负，比如加拿大和瑞典是出名的高税负国家，但其实瑞典和加拿大的公司税负并不高。其中加拿大的公司税负仅高于以低税出名的新加坡。

　　中国的制造业中，外贸制造业之所以维持强势增长，还因为出口退税和汇率稳定。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汇率优势也在消失，我一再提及的制度优势指的是基建投资、招商引资优惠税负、无美欧式工会。但是产业链齐备和升级换代的自动化仍维持出口制造业的竞争性。

　　而在最近的几年中，中国大规模的调降增值税等，对经济帮助非常大。

　　美国的企业除了制造业产业资本的转移，还有五百强企业在美国海内外的避税架构，帮助了美国整体经济维持竞争力。

　　但是在全球化隐约结束的现在，全球产业链重组是一种趋势。对于美欧日来说，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印度和东南亚诸国，对他们的就业并无帮助，只是牺牲了采购链条的稳定，在动荡中重组。

　　因此从美国的动作来看，就是在税务结构上重组，包括对中国的关税，也包括了对越南和泰国的关税壁垒，同时耶伦也想要管理全球税收，迫使低税国不能再为美国资本制造税务洼地。

　　拜登的加税也是同样的想法。

　　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全球性，债务的扩张也是全球性的，美国资产的财政失衡与美国想要实行高福利去安抚塌陷的底层，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驱动力，要在各方面加税。

　　欧洲在加税和减税间进退维谷，法国实际上更应该减税，因为法国的经济增长乏力，社会问题越来越多。但是法国执政党不管谁上台，都面临加税就得罪资本，豪富跑了几千个人；减税减福利，劳工就上香榭丽大道打砸抢烧的局面。

　　英国这些年的税负在降。德国和瑞典等实际上维持了企业税负不高，正如日本和加拿大的企业税负在发达国家中也不高的局面。

　　加拿大实际上政府收入7-8成依赖个人税，其消费税也颇高，类似美国的华盛顿州等，我称之为穷人税。因为普罗大众的人头税高，同时购物消费这件事上，富人与穷人的总金额差距并不大到哪里。由于疫情导致各国财政失衡，加拿大迫切需要新人头，在疯狂放开移民资格。

　　重税和高福利放在一起这件事，就是很多人直接放弃工作去吃福利，另一部分白领发现自己和蓝领到手收入和福利差不多，也就没有什么上进心了。

　　但是货币泛滥会打击这些人，因为有资产和无资产的贫富差距或急剧放大。

　　就连从不鼓励炒房子的德国和瑞典，房价也涨的底层愤怒无比。更不要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把中国人买家恨得要死。

　　也就是说在高福利制度下，教育医疗失业金都没问题，高房价却搞得人们生活困顿，好街区和坏街区在欧美社会意味着糟糕的社区环境，治安混乱，人身安全受损，因而哪怕是教育医疗免费，一群坏孩子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坏环境里的疾病吸毒更广泛，医疗也就没什么香了。

　　美国这些年为了追杀自己的企业和富人，已经迫使全球各避税地公开了税务信息，FATCAT和CRS两个税务信息交换系统，当然也有其他主流国家想要追杀自己富人的欲望在内，合理形成这样的趋势。

　　债务扩大、贫富鸿沟、财政失衡、高福利不能削减、经济增长必须要前行，这几个混杂的要素会让人类政府的行为模型朝着一个方向去走：征收富人税、打击避税的跨国企业巨头、打击避税地和低税国家、打击竞争力强的国家（中国）。

　　一个词：均贫富。

　　争夺人口，实际上是很多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的行为，不过他们面临自己国内民粹主义制造的种族主义，像美国实际上是排外的。拜登对非法移民的赦免政策，原因在与美国需要干脏重贱活的外来贱民，这是美国的底层贱民不肯做的工作。但底层贱民因为已经被煽动了种族仇恨，哪怕自己不肯干，也认为非法移民在抢自己工作。澳大利亚等国街头对亚裔的袭击，整个社会弥漫的华裔仇恨和歧视，也与房地产业、教育产业、旅游业呼吁开放移民的声音混杂在一起。

　　不仅仅是加拿大、芬兰等国大幅度放开移民，英、德、西、葡等等都在放开移民门槛，更不要说那些在卖护照的岛国了。

　　这和税收政策一样，都是在争取税基扩大。

　　这是21世纪的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