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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的贪腐日趋严重，贪官通过不同方式携巨款外逃或海外置业现象也越来越普遍，而且外逃官员正从高官向村官蔓延。近日，广州市正式出台一项出国管理意见，规定村“两委”班子主要成员出国证照实行统一保管，这意味着广州2014名村官也纳入到官员的监管体系。 村官在中国的权力机构中，是唯一实现村民直选的官员，根据法规，村民对村官拥有完全的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令人不解的是，作为一级基层组织的村官，现在也被从上至下的腐败所侵蚀，村官的腐败滥权现象越来越惊人！ 今年8月，广州市纪委定期新闻发布会透露，对广州市冼村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冼章铭等班子有关成员涉嫌严重经济违纪问题开展调查，冼村实业公司班子被“一锅端”。 当时，对于有村民反映冼村前党支部书记卢穗耕深度涉案且出逃国外的传闻，市纪委未予证实。21日是广州市纪委首次证实冼村前党支部书记卢穗耕外逃。 据媒体报道，卢穗耕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上世纪90年代已移民香港，后移民澳大利亚，卢穗耕也入了澳大利亚籍，妻子冼旺兴在香港开有公司。 去年“十一”前后，天河区猎德村“一把手”李方荣请假赴加拿大就医，至今失踪一年多，其间曾从境外寄回诊疗证明并提交辞职申请，一度引起各种猜测。随后，广州市天河区要求，天河区辖内全部村、社主要干部已经被要求上交护照、港澳通行证。此举被外界认为是这次广州市纪委出台监管村官出国(境)《意见》的一个雏形。 今年6月以来，官员离奇失踪的案例越来越多，出逃官员呈现出级别由高向低、部门由热向冷的蔓延。广州市花都区政协主席王雁威自今年6月通过区政协办公室向区委请假治病，至今仍处于失踪状态；湖南省醴陵市王仙镇财政所前所长邓元华也已失踪超50天；湖北省公安县农业局原副局长兼畜牧兽医局原局长蔡道明已失踪2个多月。就连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处处长，也因持假护照出境被抓，才揭开了人民大学招生的腐败黑幕。 最高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年来最高检会同有关部门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6220人，追缴赃款赃物553亿元。这个数字不过只是冰山一角。 官员因经济犯罪外逃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近年来外逃的腐败分子及其转移至境外的资金究竟有多少，至今还没有一组公认的数字。 《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曾援引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贪报告》中的数据报导说，仅1988年至2002年，资金外逃额就达到了1.5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人民银行早在2011年就破例地在官网刊发了题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报告，推测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除了外逃贪官，官场“裸官”现象严重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究竟有多少“裸官”外界也不得而知。不过，有学者提出的一个数字还是让外界感到震惊！最早公开提出中国“裸官”数字的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党校教授林喆。他曾表示，从1995年至2005年，中国共出现了118万“裸官”。 中国社科院在2008年的《法治蓝皮书》中指出，46.7%的公务人员认为他们的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其中县处级别以上的干部超过50%。 近期官员失踪外逃一般不排除以下三种方式——“请假失联”、“闻风而逃”、“突然消失”。 贪官外逃从前几年借出国考察名义滞留不归，到如今借养病、休假等名义私自外逃，一些外逃官员甚至与“裸商”勾结，将大量不法资产通过各种渠道转移出境。 从以往的案例来看，许多官员手上都不止一本护照，有些官员因私护照并未上交，有些官员是用另外的身份证申领护照，比如广东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茂名市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都被查出持有多个身份证和多国护照。还有很多贪官往往听闻调查风声一出，便闻风而逃。 大多数外逃贪官，首先是把配偶、子女和金钱送往国外，然后自己择机潜逃时机。这些官员的钱主要通过现金走私、地下钱庄、项目交易和企业投资等方式转移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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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3 08:49: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