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索：等高线地图，藏着华夏古文明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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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遗址拆盒上新，再一次引爆了网络，国人惊艳于华夏璀璨厚重的上古文明，而恨国党爆炒起华夏文明西来论，甚至三星堆是外星文明的荒谬论调，一再消解华夏文明的根源。

　　若只把目光局限于三星堆文化一时一地，就很难获得华夏文明的全景与华夏文明支脉的联系与变迁，也就很难穿越历史的重重迷雾，去还原历史与文明的真相。

　　一些人认为历史过于久远，不具备还原历史与文明真相的条件；一些人认为书中记载的上古历史是神话与传说的混合文本，荒诞不经，不足采信；在西方考古理论的长期影响之下，一些考古工作者也自觉不自觉的为文明西源论辩护……所有人都盯着出土的文物各抒己见，证明自己才代表真理。然而，若只盯着几件文物，难免陷入拘于细而不见大，盲人摸象般的碎片式推论，难以还原完整而宏大的原始场景。

　　有没有一种方法与理论可以直观的呈现历史与文明的真相呢？

　　答案藏在中国的等高线地图里。

　　等高线，这里主要说的是海岸线，不同时期的海岸线，呈现着不同时空的文明。

　　需要首先强调的是，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海岸线，去投射远古文明，以今推古，是历史地理学的大忌。

　　这是一张海拨50米的等高线地图，也就是海平面上升50米后的地图。

　　通过这张地图，你会发现，如今的华北平原大半都在海平面之下，今日河北省会石家庄，当初是一片海滩，如今远在内陆的太行山脉东麓，每天都可以欣赏海上日出，两湖地区是烟波浩渺的内海，而如今的山东半岛，也只是水气氤氲的海上仙山。

　　接着你会有一连串惊喜的发现，在这个地图上，辽宁的红山，北京的山顶洞，山西的陶寺，中原的殷墟、二里头，山东的大汶口，四川的三星堆、余杭的良渚、河姆渡……竟然都是位于海边，或是距离大海不再遥远的大型文明遗址。

　　何以如此，仅仅是巧合么？

　　这并非巧合，在华夏民族从采集狩猎向农耕民族转化的过程中，河流入海口附近的冲积平原是最适合发展农业的场所。即便因为自然条件恶劣而造成的减产甚至绝收，聚居在滨海冲积平原上的先民仍能从大海、河流与林地中得到相对丰富的食物收获。

　　6000年前的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位于属于沂蒙山余脉|

　　这样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商朝用贝壳用流通货币，并铸造青铜贝币取代天然贝壳用于流通货币。货币的演变，反映了文明的源头与演变。

　　也许有人要问了，这和三星堆有什么关系？

　　海岸线是地理的等高线，也是人类文明的年轮，因为海洋的边界，就是早期文明的边界，而在耕种与水利技术成熟之前，人类早期文明离不开海洋的滋养。

　　也就是说，回溯久远的历史，同一海拔高度的文明遗址基本属于同一历史周期。

　　山河表里，同一历史周期远古文明的天然交流通道是海岸线与河谷。

　　遍布猛兽与毒虫的原始森林与植被茂盛的莽原，在当时多半是人类活动的禁区。

　　通过河流与海岸线，辽宁、河北、山西、中原、巴蜀、余杭，以及逐渐由岛向陆演变的山东，华夏上古文明构建了一个互相联系、互通有无的文化圈。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三星堆的历史渊源。

　　这一时期的历史是神话、史诗与现实相互交织的历史，也是海陆巨变、沧海桑田的历史。大禹治水，就是这一时期的文化记忆。

　　历史学家从人类疏浚山川的角度纪念这段历史，却忽视了大禹治水的气候环境，以及这种气候环境对山川地理的塑造，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没有证据证明“共工怒触不周山”与公元前780年周原“三川竭、岐山崩”是相互关联的地理事件。传说与史书记载的背后，是一系列的地质灾难，至少从大禹治水的年代开始，华夏文明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气候剧变与随后生存空间的重塑与拓展。

　　丰沛的海洋水汽与东南季风为内陆高原带来丰富的降水，降水形成的地表径流帮助陆地向海洋扩张领地。对于人类而言，移海搬山只是想像中的神迹，在自然界却是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事情。

　　幸运的是，以大禹为代表的华夏民族见证了气候与地理巨变，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这种沧海桑田般的海陆变迁，为华夏民族拓展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很多人认为大洪水是海平面上升的结果，实则不然，它恰恰是剧烈的大气环流放大了地表径流的影响，进而造成了削山填海的结果。尽管较短周期内造成了位于低海拔地区的良渚与河姆渡被陆地填海所抬升的海水淹没，但在更长的历史周期内，包括良渚在内，陆地一直在向海洋扩张着领地。

　　再回到三星堆的话题。从古蜀“蚕从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以及嫘祖生于蜀地，三星堆出土的丝绸制品，都说明了四川是华夏蚕桑文明的重要源头。三星堆遗址是一段古蜀文明的终点，不代表古蜀文明的发展过程，更不是起点。

　　我们可以因此推论，早在大禹治水之前，古蜀文明就通过河谷与海岸线，把蚕桑技术传播到当时主要的华夏文明圈。

　　远古华夏文明的传播与交流，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三星堆的玉石、青铜器与造像艺术，以及这些文物背后的天文历法、礼法制度，都呈现出华夏文明的鲜明特点，当是华夏诸多子文化系统相互交流融合的结果。

　　三星堆文化有别于中原文明的个性体现在黄金面具与金杖，这也是很多典宗悖祖者把三星堆附会为西方文明甚至是外星文明的依据。

　　三星堆并不是古蜀文明的孤例，在它附近就有一个金沙遗址，金沙遗址同样出土了黄金面具和黄金制品，想必古蜀国两个文明遗址有自己的黄金产地。感谢务实的华夏先祖，我们今天可以很方便地从附近河流的命名中找到答案 。

　　使用黄金不是西方的专利，在华夏文明中，黄金同样表达权威，商鞅徙木立信，立信的不是木，而是贵金属。“贵难得之货” 是世俗社会的本能追求。后来中原贵族发展出了美仑美奂的错金银技艺，把华贵与艺术完美的融为一体。而在黄金产地，在没发展出更为精细的技艺之前，他们用规模彰显气象。

　　青铜立人、神树与金杖的共同特点是修长，或者说是高。华夏文明源于天文，对于天文观测而言，工具越高意味着越精确的测量结果。蚕桑技术是早期最为重要的农业技术，同样需要对节气进行准确测定，以指导蚕桑生产。

　　后人因为不懂天文而把天文历法制订过程神秘化，往往把古人的农桑祭祀、天文观测仪式附会成巫术与宗教。青铜立人、神树与金杖，应该是古蜀人天文测量的仪器、尺矩与礼器。

　　至于三星堆青铜头像“纵目、高鼻、阔耳”，不过是古人洞悉天地自然变化之机愿望的直观体现，检览星辰，谛听鸣蛰，嗅气辩候。反映了古人认知天地自然时望闻问切式的系统思维，也是艺术表现的平衡。

　　比较同属周文明体系的战国七雄在始皇帝一统天下之前，数百年间在货币与文字系统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与中原相距更远，时间跨度更大的三星堆文物表现出来的独特个性也就容易理解了。

　　《左传》记载了楚王熊绎开国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难，在更早的历史中，经历了大禹时代的“陆海巨变”之后，新生的陆地与沼泽并不是天然的坦途，反而成为丛林与莽原，成为文明的阻隔。而下一次通路建设与新的文明对流高峰，则是后面的春秋战国与一统神州的秦帝国。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在天地面前，人类不过是自然的蝼蚁。

　　而一代代蝼蚁借助天地之力，用自己的双手与智慧开启并哺育了伟大的华夏文明。

　　弹指一挥间，沧海桑田。

　　这种跨越时空，饱含诗意的浪漫语句，只能产生于从远古一路走来，燧火构木、演卦稼穑、桑蚕绩布、整饬山川，圣贤辈出的伟大民族，只能产生于结绳画石，秩序星空，骨金竹楮数千年间积淀的伟大文明。

　　以撒谎、欺骗、盗窃为荣耀，以非洲猩猩为祖先的人形丑类，其藉以奴役全球的现代文明若非源于华夏，就只能源于光*与虚空。

　　注：光，“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