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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谷子:刚刚,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两个“决不能”,非常情势非常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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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22 23:20:4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21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公布,即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今年的一号文件围绕两条主线路铺开:

  一条是乡村振兴,这是发展问题,要巩固发展脱贫成果,集中力量给中国经济基本盘补课,系统性部署乡村振兴;

  一条是粮食安全,尤其是种子,这是战略问题,事关国家安全的基础保障,和中国战略的回旋空间。

  高层表示,一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决不能出问题,二是粮食安全决不能出问题。

  在改革开放之后,从1982年-1986年,2004年-2021年,23年的一号文件都是“三农”问题,这使得一号文件早已和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命运划上了等号。

  遥望国外,印度正在上演人类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运动,目前已经持续了200余天,几十万人冲击首都,上亿人罢工。

  远在秘鲁,农民和农业工人从12月开始了大型示威活动,封锁了重要交通干道,并与政府展开谈判,废除并颁布了新的《农业促进法》。

  打开一个国家的国运和未来,要先从激活农村和农民开始。

  中国的农村也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要跨越的鸿沟、追赶的差距、建立的体系都很庞大,其难度可能超过了中国大多数人的想象。

  2020年,中南海好好数了一下卡在中国脖子上的手指,并准备把它们一根一根掰开。第一根或许就是粮食安全。

  01

  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只是新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一号文件中指出,“对摆脱贫困的县乡,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做到扶上马送一程”。

  什么意思呢?

  在这段过渡时期,脱贫县乡依然保持现有的主要帮扶政策。

  这即肯定了2020年中国实现了全面脱贫的成果,明确了在进入“十四五”之后的乡村振兴,是成果巩固,是乘势而上。

  同时又明示了,在集中力量脱贫攻坚之后,那些基础不牢的脱贫地区,仍需要依靠优惠政策和上级财政的扶助。

  在2013年的一部贺岁档电影里,曾刻画了这样的场景:

  这在讽刺的是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怪圈,地方官员主动去顶贫困的帽子,来为自己换一顶更好的乌纱帽。

  贫困地方一直受到扶持,但实惠和给养到底落到了哪里,被谁连皮带血吞下,只有当地修别墅的工头们清楚。

  一号文件指出,要健全“乡村振兴考核落实机制”,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机制,要上下贯通、层层落实。既要剔走稗子,又要提拔种子。

  如今贫困的帽子都摘掉了,体感的冻暖还是农民自己最清楚。

  政府不是没有政策和补助,中国也不是缺少这些资金和人才。

  为什么小镇青年要逃离故乡,为什么乡土社会走向凋敝,为什么大量农田抛荒,为什么农民还是没有富裕起来。

  症结在于地方没有形成相对优势,没有产业也没有消费,这也是长期以来资源向发达地区、城市区域高度集中后的副作用。

  城乡二元割裂的格局,是长期以来用脚投票、用钱投票的结果,想要打破这一虹吸格局,仅仅靠对乡村的救济和输血只能够吊住一口气,无法激活中国乡土的大心脏。

  甚至在县域和农村区域内部,都有极端的发展分化和一条漫长的鄙视链。强县甚至可以追平一些省会城市,而刚摘帽子的脱贫县还需要5年帮扶上路。

  特别是在疫情之后,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资金被几个“黑洞”吸走,抱团挤入地产、金融市场和大基建投资等领域,能关照和下探到农业农村领域的能剩下几分。

  文件确定,“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充分发挥农业产品供给、生态屏障、文化传承等功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必须要产业下乡,资本下乡,技术下乡,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工代赈、就业扶贫以提升农民收入,才能带动人才的回流和农村消费的升级。

  02

  粮食安全赫然重回视野,是去年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明显的异数。

  受疫情影响,去年全球粮食面临事实性的减产、运输和加工供应链中断,部分粮食主要出口国限制农产品贸易。

  在国际市场上,抢粮、屯粮事件频频,造成国际粮价剧烈震荡,到目前国际粮价,包括粮肉乳糖油等仍在上涨,已经突破了6年来的高点。

  全球200多个国家与地区,只有33个能做到粮食大体自给。

  粮食,才是防止世界更加混乱最好的疫苗。

  虽然联合国去年不断示警,但事实上,从全球维度来看大饥荒已经来袭,近8亿人处于挨饿的境地。

  中国人经历过饥馑之年,深谙缺粮少食的苦楚。一场疫情,也唤醒了国人最原始的焦虑,饿肚子。

  高层在去年不断升级粮食安全的调门,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最终实现了13390亿斤的丰收,增产100多亿斤再创了历史新高。

  但是中国农业结构性问题,大豆之争、高端农产品依赖进口,农民没有摆脱传统经营模式、农业竞争力有限、农业增长极限未突破的几大壁垒仍然封锁着中国的田野。

  这也意味着,在1998年中国农业解决了量的问题之后,时隔23年,基于新形势下的粮食安全、保障、生存的最基础问题重返中央聚焦点。

  在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农村工作会议,高层都已经明确了“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严防死守18亿亩红线,加快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入农业供给侧改革”。

  中央将粮食安全列为重点任务,是为了更好保障中国双循环战略的安全和空间。从粮食安全,可能会演变出经济安全、生态可持续、源头技术、劳动就业等更复杂的传导链条。

  确保粮食安全也要把握住两条主线:耕地和种子。

  过去一直着重强调的是坚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而去年以来被放到要害位置的是种子安全问题(下节详细谈到)。

  中国粮食安全的基石是口粮自给,这是由人口基数决定的,必须保障三大主粮的供应。

  2020年,稻谷、小麦、玉米的播种面积分别是4.51亿亩、3.51亿亩、6.19亿亩。水稻、小麦的自给率能保持在100%,玉米自给率超95%,今年玉米产量2.61亿吨,进口约1500万吨。

  如果不从粮食产量看自给率,而从粮食种植所需耕地来计算,就能够得出“隐形自给率”。

  而中国隐形自给率仅有70%。这代表什么呢?

  14亿人消费的食物需要29亿亩耕地的产量才能提供,也就是说现在依靠进口的食物全部转向自给,中国还需向天再借9亿亩耕地。

  文件指出,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和‘非粮化’,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

  耕地不可能凭空变出,守住红线已经是千难万阻。只有提升单位产量,升级管理办法,突破农业科技,才是现代粮食竞争的根本之路。

  今年的一号文件明确要求了各省区市要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高单产,确保粮食产量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03

  在过去一年上升到国家安全关键要害的,正是种子翻身仗的问题。

  智谷保持对种业问题的关注,我在《已经没有一粒种子属于中国农民!时隔22年高层重提“粮食安全”背后的隐忧》中提出,国内种业发展的几大难关,除了面对国际种业寡头的倾轧,还有本土优良品种大量消失,现阶段大部分创新同质化严重、不具备推广价值等重大关隘。

  全球商品种子市场规模约600亿美元,中国大概占到三分之一。

  然而庞大的消费需求并不和话语权画等号,这个领域向来都是由孟山都、拜耳、杜邦先锋、巴斯夫等跨国巨头所垄断,并且几大巨头通过相互收购加强垄断地位,其背后的金融巨鳄也在利益捆绑之中。

  我们以为虎狼还在山海关外面,但外资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农田、厨房和餐桌。

  种子的突破,成为中国粮食安全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今年的一号文件中,被扩大篇幅、单独讨论,也成为一个重要指向。

  中国种业起步很晚,国家也意识到了要扶持自己的强种子公司。

  种子变革从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在2011年的《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后,正式推动了我国种业现代化、产业化和加强国际竞争力的进程。

  在2011年,我国持证的种业公司有8700家,但他们全部的销售收入加起来才相当于孟山都一家。

  提高市场准入门槛,行业大洗牌开始了。从2010年到2016年,中国种企最低时减少到3000余家,但并没有完全改变我国种企多、小、散、弱的局面。2016年之后又开始回温,截至18年底有5808家。

  目前,中国种业有50余家上市公司,但市场集中度仍然很低,行业前10名的市场份额仅占7%。而全国前50强的种子公司研发经费加起来,还比不上孟山都的七分之一。

  种子研发是一个十年周期的大工程,如果没有长期的研发资金支持,从制度上的创新保障,那么在面对国际巨头的价格冲击下,就无法打破“造不如买”、恶性竞争的循环。

  中国亟需科技改造的地方,不在所谓的高大上,而在广袤的乡间。

  在《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0》中已明确指出,中国农业科技投入不足、农业科技没有转换驱动农业生产力提升,是中国农业无法突破瓶颈的重要因素。

  种子的突破就是一个切面,都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大命题下的子集。

  除育种以外,文件还指出要“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支撑”,“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完善农业科技领域基础研究稳定支持机制”。

  04

  乡村振兴是一个人、地、产、钱、政全都不能落下的系统性工程,粮食安全是乡村振兴的保障和必然结果。

  加强城乡间的流动,表面上是人才的流动,技术的转让,产业的迁移,更底层是信息、资金和权利的打通和让渡。

  如今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60%,城乡融合、县域经济、乡村振兴将是新陈振华的主要动力。

  文件在此基础上明确表示要“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将大基建向乡村地区放水。

  今年的一号文件明确要求财政向乡村基建倾斜,“地方政府要在一般债券支出中安排一定规模支持符合条件的易地扶贫搬迁和乡村振兴项目建设,各地应有序扩大用于支持乡村振兴的专项债券发行规模”。

  这除了提升农村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外,另一个明确目标就是推动农村消费升级。

  这种精细规划的想法大胆而乐观,可以预见它在一些有条件的区域能迅速得到正反馈,而在更广袤的欠发达地区还得主要着手在“增收”上。

  过去,撬动农村地区的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土地、劳动要素,如文件中就提到“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这个提法早在年前九明确,预计会在今年上半年全面入市。

  而如今探索出的另一条中国经验,是数据要素先行。

  不仅是要实现水电气、通信、道路的全覆盖、全联通,更要将如今中国具备优势发展基础的数字经济生态铺开,“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将农村千兆光网、5G、移动物联网的建设规划与城市同步起来。

  在去年,数智化的基础设施建设被认为是各地实现“弯道超车”的法宝,发达地区都有自己智慧城市的网络,后发地区在加紧追赶。

  而对农村地区而言,如果先打通了城乡间的数字经济的大循环,将会给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一体化进程带来明显提速。

  先打通县域内的地方融合发展,有条件的地区按照小城市标准建设县城。可以预见,占据中国90%土地面积、60%人口、38万亿GDP的县域经济,将会首先迎来一轮洗牌和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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