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加盐：你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也许在农村

lameihua

　　今天讲的是三个创业故事。

　　三位主人公都是农民，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农民：

　　一个是大学毕业，曾经在广东做着每年几千万的生意，后来回家务农，成为当地的“种茶大王”和“酿酒大王”；

　　一个是退伍军人，本来在深圳打工，看到父母在家劳累，心中不忍，就回去帮忙，成为远近闻名的“鸭司令”；

　　一个本是西南山区的贫困户，曾在浙江打工，后来为了照顾女儿上学而回家种板栗，过上了从前不敢想的好日子。

　　这些人不是我平时写的那种离我们很遥远的牛人，而是存在于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他们的事迹，也许对我们更具参考意义。

　　如果你也曾对现在的工作和生活不满，如果你也曾想过要不要辞职创业，如果你也曾向往过放弃都市回归农村，如果你也曾焦虑和迷茫，不妨看一看他们的故事。

　　1

　　刘强

　　“嗷呜~，嗷呜~，嗷呜~”

　　三个狼人，哦不，三个男人，在对月长嗷。

　　这是湖南省平江县淡江村，群山之中的一小块水稻田里。冬日，稻子已经收割，泥地半干，野草枯黄。

　　我和胖子、马桶点起一堆篝火，一会儿疯笑，一会儿嗷叫，一会儿满地打滚。等疯够了，就在泥里安静地躺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漫天灿烂的星辰，喃喃地道：美啊，太美了。

　　这是农村调研的第五天。我们在刘强家里，体验到了向往已久的一种生活。或许是因为羡慕，又或许是因为遗憾，我们都喝醉了。

　　刘强是我高中的师兄，91年从天津商学院（现天津商业大学）毕业，先是分配到某单位，但很快就待厌了，92年辞职跑到广东去打工。

　　那个年代，作为一个商科专业的大学生，在广东是很容易找到一份工作的。用刘强的话说：那真是一个遍地黄金的时代啊。

　　刘强先是给某公司销售电视机，很快就积攒了第一桶金，然后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92年前后下海的创业者里面，有很多日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被称为“92派企业家”。但刘强显然不属于这一类。他的创业很快就失败了，不得已又只能回去打工。

　　此后十多年，刘强就陷入了这种“打几年工，攒一笔钱，然后创业，失败后又去打工”的循环。直到后来在东莞建起了一家化工厂，才算是稳定下来。

　　到2014年，刘强已经45岁，突然觉得在东莞办工厂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对家乡的思念却抑制不住。于是就把工厂交给合伙人打理，自己跑回平江，在山沟里寻了一处摇摇欲坠的老房子，花3万块钱买下，又花了70万元加固、修缮，住进去，当起了农民。

　　放弃自己打拼二十多年才攒下的千万产业，跑回山里当农民，这种行为实在是愚不可及。刘强心里也清楚这点，就把这处房子命名为“蠢庐”。

　　也许是这种现代隐居生活引起了人们的好奇。蠢庐搞好以后，先是刘强的朋友过来参观，然后是朋友的朋友来参观，朋友的朋友又带着朋友来参观。没多久，这处土房子，已经成为县里知名的“桃花源”。

　　而刘强生性好客，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来了就割肉打酒，上茶备饭，也不收钱，结果一年下来，光是接待费就花出去几十万。

　　为了招待好朋友，也为了自己能喝到好茶，刘强搞了一个茶园，请了当地最好的做茶师傅用最严格的种植标准和工艺标准，不计成本地做了一些本地的烟茶。

　　结果，朋友们喝了之后都说好，加上刘强又把自己怎么做茶的过程一讲，朋友们纷纷提出要在他这里买茶叶。于是，刘强找了几个合伙人，凑了20万元，承包了几百亩的古茶园，注册了品牌，开始做茶叶生意。

　　由于蠢庐每天高朋满座，来这里的又多是有一定经济实力或身份地位的人，所以每年刘强的茶叶还在树上，就早早被预定完了。而且由于在种植、制作、包装等各方面都下足功夫，他的茶叶价钱是当地普通茶叶的几倍乃至十几倍，很快就做到了年产销几百万的规模。

　　依照做茶叶的同样逻辑，刘强后来又搞了一个酿酒的作坊和一个做酱油的作坊。目前，他的酒已经成为当地卖得最贵、最火爆的土酒，酱油则还在发酵之中，但也早就被以很高的价钱预定光了。

　　我们来的时候，已经是刘强在山里居住的第7个年头。他做的谷雨烟茶和溪里佛图酒，都已经卖到了每年千万以上的规模。

　　他的茶园和酒坊，都有专门的人打理，自己就是春种秋收，完全是一个农民。但是种田也种得“草盛豆苗稀”，有一年，一亩地水稻甚至产量达到了“惊人的”16斤，被他自嘲为“全世界水稻亩产最低的吉尼斯纪录”。

　　闲下来的时候，如果有朋友来，他就陪着朋友一起聊天扯谈；如果没有朋友，他就陪着最心爱的一条小狗，坐在院子里看花开花落，夕阳西下。

　　2

　　任乐乐

　　不是每一个回农村的人，都有刘强那样的雄厚资本和创业积淀。

　　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刘强那样的背景才能成功。1988年出生的任乐乐，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任乐乐是湖北宜城人。在青春年少的时候，他没有考大学，而是去当了几年兵。

　　2011年，23岁的任乐乐从部队退伍，去了深圳打工。

　　宜城是一个养鸭大县，任乐乐的父亲也是养鸭为生。任乐乐从小和鸭子为伍，也见惯了父母的辛苦，从没想过要当一个鸭倌。

　　但是自己在外面打工的时候，看到父母养鸭每天辛苦操劳，他又于心不忍，便于2014年辞职回家，想趁自己年轻有力气，帮父母分担一点。

　　回来了才发现，最艰苦的不是养鸭，而是卖鸭。

　　宜城养鸭的人多，但是买鸭的人不多。而销往外地的鸭子和鸭蛋，则被一些经销商把持着渠道。收鸭子和鸭蛋的钱一压再压，最后鸭农辛苦一年，发现光给鸭贩子打工了。

　　而比这更惨的是，由于供大于求，当地通行的收鸭模式是先货后款，每到收款时节，鸭贩子却总会以种种理由压款。

　　任乐乐刚回来，就遇到了这个大难题。那年春节，他跟着父亲去讨账，客户百般推脱，分文不给。而父亲为了来年鸭子的销路，还不得不好话说尽。

　　任乐乐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下定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

　　好歹是在外面当过兵，打过工的人，任乐乐的见识比村里的传统鸭农还是要高一些。他在网上开了一个商铺卖鸭蛋。

　　但是开网店后，任乐乐很快就遇到了所有网店面临的头一个问题，也是最大的问题：流量从哪来？

　　没有流量就没有销路。任乐乐的网店上线很长时间，每个月销量才一两单，连填补网店运营的费用都不够。

　　三个月后，任乐乐灰心了。他跑到上海去打工。

　　不过，这次打工和上次去深圳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加入的是一家电商公司，是抱着学习的目的而去的。

　　虽然没能当上运营或者销售这种心仪的职位，而只能成为一名搬运工，但是在公司里耳濡目染，加上虚心请教，以及一位销售经理的热心帮忙，他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2016年初，学成归来的任乐乐，在拼多多上新开了一家网店。当时拼多多正在爆发式地发展，如潮的流量向所有店主涌来。任乐乐的网店每天的订单量都在成倍增长，到这年底，他的线上销售额就超过了百万。

　　一年百万的销量，对大城市的人来说，并不算什么，但是在农村，这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了。

　　随着业务的爆发，很多从前没有想到过的问题，也都爆发了出来。例如，当地包装鸭蛋的泡膜供不应求，有一次为了应对某个临时大单，全公司出动寻找泡膜，最后是找到一家工厂，以比市场价高一倍的价钱，请对方凌晨两点临时加班赶制。

　　又一次，春节期间暴雪，快递停运。任乐乐亲自开着货车往武汉送货，结果因为道路结冰而半路翻车，任乐乐当场摔得不省人事。

　　后来，任乐乐在一次演讲中说：“庆幸的是，同事在当地租到了一台旋耕机，顺利地把鸭蛋运到了武汉。”

　　——这个庆幸，他没有庆幸自己人没出大事，而是庆幸货送出去了。

　　在这样的拼命之下，还有什么事干不成呢？

　　到2018年，随着拼多多巨量流量的带动，任乐乐的电商公司销售超过了2.2亿。

　　除了解决父母的问题，以及自己发家致富以外，任乐乐还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的经济。

　　他的公司解决了200多人的就业，其中不少是贫困户；带动了500多户养鸭农户，并且让这些农户年收入户均增长了5万多元；他的网店除了卖松花蛋以外，还销售当地出产的其他产品，快递发货量占到了整个襄阳地区发货量的五分之一。

　　3

　　罗德胜

　　如果说刘强还有大学的学位和创业的经历，任乐乐还有父亲的积累和自己当兵的经历，那么罗德胜可以说除了一个“贫困户”的帽子，什么都没有。

　　罗德胜是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人。何加盐公众号的老读者，对望谟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此前我写过的刘秀祥老师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里，大家应该对文章所描写过的贫困还有印象。

　　2020年11月前，望谟是贵州省尚未摘帽的深度贫困县之一，而罗德胜曾经是这个贫困县里建档在册的贫困户。

　　早年，罗德胜在浙江温岭打工，妻子在老家照看两个孩子。由于没有知识文化，罗德胜找不到什么好工作，光景好的时候，一年也只能赚到两万来块钱，几乎全部都寄回家里。这微薄的收入，首先要用来还以前欠下的债，然后才能用于养活整个家。

　　由于家贫，孩子们在学校，每星期的生活费，只有区区30元，等于大城市白领一顿外卖的钱。

　　2015年，罗德胜接到村里打来的电话，村干部动员他回乡种板栗，说是有专门的技术员传授种植技术，并有专人收购，稳赚不赔。罗德胜算了一笔账，发现回家种板栗比打工赚的钱更多，而且还能陪伴在家人旁边，便回到了望谟县。

　　在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下，罗德胜加入了村里的板栗合作社，还从信用社贷款5万元，加入了当地专营板栗加工和销售的一家农业公司。

　　望谟县本身具有很好的板栗种植条件，但是由于处于大山深处，交通非常不便。在此前，罗德胜每次得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翻山越岭四十分钟，才能走到通车的地方。而且板栗收购价还非常低，通常只有几毛钱一斤。

　　近年来，国家大力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县里通了高速公路， “村村通”的水泥路也直接通到了家门口，交通条件一下子好起来。加上拼多多这样的电商打通了农产品售卖的最后一公里，当地的板栗一下子在网上热销起来。

　　2017年，罗德胜终于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他每年卖板栗，在村里的板栗园打工，加上板栗加工公司的分红，每年落到手里有4万多元的纯收入。加上大儿子已经初中毕业出去打工，家庭年收入比几年前翻了好几番。

　　罗德胜翻修了房子，买了新的摩托车，身上早已没有当初贫困户的样子。

　　2020年5月，黔西南州搞了一次直播助农活动，州长带着各县的县长们在拼多多上直播卖货，罗德胜的板栗也在带货的商品里面。为了看自己的商品卖得怎么样，他蹲在山坡上信号好的地方，看了6个小时的直播。

　　当天，102万网友看了这场直播。4块钱一斤的望谟板栗一上线就被抢光，不得不数次紧急补货。

　　一个西南山区的贫困农民，可以通过种地而赚到比打工更多的钱，会用电商销售，会看直播，不得不说，是这个时代的奇迹。

　　这里不得不感叹一下，我们以前说起电商触及五环外人群，更多说的是电商下沉，也就是商品卖到农村。但是也许，电商上行，也就是农村的产品能通过电商卖出来，是拼多多这样的电商平台更大的意义所在。

　　4

　　到农村去

　　这半年来，为了做一个农业项目，我和同伴先后跑了很多地方做调研，新疆尉犁、阿拉尔，陕西延安、白水、周至、洋县、眉县、高陵，湖南长沙、安化、平江、岳阳，广东从化、英德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我们见了众多的风景，也见了众多的人。

　　不得不说，现在的中国农村，早已不是我们传统上认为的那个样子。

　　虽然还有一些地方存在贫困现象，有一些村落还比较破败，有一些农民还比较辛苦，但是总体上，我们看到的是普遍存在的向上、向好的发展趋势。

　　村子里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水泥路通到了每个村，网络信号处处都有，农村的房子越盖越好，家用电器基本上已经普及，农民们也都用上了手机。

　　除了极少数老人还是只能用老人机以外，绝大部分农村人都会用智能手机，会使用微信、抖音/快手，甚至有部分还能用拼多多购物或卖货。

　　我们在城市可能感受还不是很深，但是在农村，拼多多这样的“上行”和 “下沉”平台，对农民的影响是很大的。

　　一方面，拼多多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渠道和巨大的流量，让农民能把农货卖出去，这改变了很多地区的农货售卖方式。

　　我们在新疆调研时，看到路边有很多大枣、葡萄、香梨，就挂在树上等着腐烂，也没有人去摘。问了当地的果农，原来是收购价太低，卖果子的钱还抵不上请人去摘的钱，所以干脆让果子烂在地头。如果能够通过电商卖出去，那些香甜可口的水果，就可以直接变成农民的收入。

　　另一方面，拼多多把商品的价钱降下来，让很多农民可以用较高的性价比买到符合他们需要的商品，比起之前与电商完全绝缘来说，无疑是生活条件的改善。

　　在各地，我们都遇到了很多从城市回到农村的“新农人”。

　　在新疆尉犁，有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在北京当过律师，后来却回乡种棉花的韩晖。

　　在陕西长安，有西安工业大学硕士毕业，却回家做农业托管的薛强。

　　在陕西眉县，有师范毕业在中学当老师，业余种猕猴桃的屈浩。

　　在湖南新宁，有华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在广州当老师，却回家种脐橙的陈萼发。

　　在湖南平江，有原本是警察和医生，却双双辞职下海种油茶的两兄弟姚文姚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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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新农人，有知识，有见识，善于利用现代科技、管理知识和互联网销售渠道，让传统的农业在他们手上焕发了新的生机。

　　尽管是农民，但他们的收入却一点也不比在城市的时候差，每年赚的钱少则几十万，多则百万千万。

　　而他们生活在青山绿水间，没有房贷车贷的压力，却有父母妻儿的陪伴。

　　这与现代都市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都市，焦虑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状态。

　　我们每天奔波劳累，为了房子、车子、学位、课外辅导费而拼尽了全力。我们挤公交、挤地铁，或者堵在三环四环内环外环深南大道黄埔大道，不知什么时候才是尽头。我们日复一日地画着ppt写着代码打着销售电话，但谁也不知道35岁的时候公司是不是会一脚把你踢出门……

　　农村生活，却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可能。虽然城镇化是国家发展的大趋势，但是农村越来越具备了承载至少一部分人理想的空间。

　　以往我们没有选择，因为只有城市才有未来。

　　但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的时代。

　　随着国家对三农的大力扶持，交通和网络通到了每一个村子，加上拼多多这样的电商平台打通了农产品上行下沉的通道，让农村生活成为了很多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新的向往。

　　刘强、任乐乐、罗德胜、韩晖、薛强、屈浩、陈萼发、姚文、姚武，以及更多我们还没有接触到的“新农人”，已经走出了一条新的路。

　　今天在大都市里每天面对钢筋水泥、电脑和格子间，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毫无希望的打工人，如果城市没有你的梦想，也许，你可以回望一下乡村。

　　那里，或许有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