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天昊：超大城市才是户籍改革最大的壁垒，两剂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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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自由，全民所望。

　　近日，中央下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提出除超大、特大城市外，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或城市群探索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试行以常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有序引导人口落户。

　　预计未来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的户籍，将事实上取消。

　　这固然是一个进步，但还不够。

　　极少数城市，恰恰是改革的关键，不可回避。

　　硬骨头得啃，否则改革不狠，温吞水。

　　户籍改革之难，难在户籍背后附带的一系列公民权利和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社区服务等。不同城市之间，尤其是规模、级别不同的城市之间，户籍背后的公共服务亦差别巨大。

　　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城乡之间，一个是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造成了巨大的不公。被诟病已久。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别，为中国户籍制度变革的一大突破，但是，户籍改革，还有最后一大堡垒，即以超大城市为主的入户门槛，以及由此造成的区域分割，城市之间要素流动不畅，户籍改革还剩最后一口气，即城市之间的自由流动。实现城市之间的同权。

　　中国户籍改革最难的，是超大城市。真改革，就要有啃骨头的勇气。

　　中央在超大城市户籍改革方面，未来需痛下决心，舍得放血。

　　关于人均城镇化的户籍成本是多少，学界有多重计算模式，最流行的估算是，每个人平均13万，全国需要40万亿。这种算法，大致是以大中城市为准，其实考虑到地区差异，可能还不需要这么多。2017年中国财政收入超过17万亿，如果20年最终完成城镇化进程，未来2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累计超过400万亿应不在话下， 40万亿城镇化费用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不过10%。有足够的能力负担。

　　京沪等超大城市户籍壁垒高耸，根子在于公共资源在全国分布不均衡。表现最显著的是外地人子女在北京上中小学难，数十年来，几乎年年都成为热点新闻。

　　（1）国家应为全民统一社保兜底

　　户籍改革的破局，关键责任在中央，不在地方。中央政府应该担负起主要责任，统筹兼顾，而不能让地方互相扯皮。

　　十年前，罗天昊即提前洞察中国之弊，提议中央政府应牵头，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本次的《行动方案》终于在呼吁十年后有所体现。拟设立全国统一社保，推动社保转移接续。

　　户籍改革，积弊已久，按照大小城市分步改革，虽可缓解，但并非治本之策，而且放开中小城市，而管制大城市，实际仍保留了堡垒。目前，大城市集中了众多资源，对于人口的吸附能力最强，超大城市不改革，改革就打了大折扣。

　　按照城市大小分步改革，不如按照领域，进行分项改革。未来，中央政府可主导进行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两个领域的改革，并且为此准备付出改革成本，不能让地方扛。

　　最重要的一个改革，是中央政府出钱，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基金。解决全体公民的最基本保障问题。

　　目前，中国各个城市居民的社保，基本是地方负责，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地区差异。同时，社保亦成为当地政府的负担。为此，地方政府不愿意搞户籍改革，一个直接原因是，未来成为本地户籍的人口，当地政府必须掏钱给他们上社保。

　　为此，中央政府应该为所有公民社保兜底。全国设立一个统一标准，按照全国人均收入水平，设定一个平均值或者中位值。由此通行全国。至于各地的差距，再根据当地的收入水平，在公民自己的工资收入中扣除部分，以保持动态。同样，公民迁徙到哪个城市，这笔财富就归哪个城市暂时保存。这样，社保基金对于当地政府，就不是负担，而是财富。地方政府抢还来不及，怎么可能把人往外推？

　　部分地方户籍改革滞后，只是假象，根本在于中央政府缺位，你请客，你买单，才是真情意。中央号称要请客，搞户籍改革，却要求地方买单，效果自然不彰。

　　就中央政府的财力而言，建立统一的社保基金，根本不在话下。财政连年增收，是最大的保障。2017年中国财政收入加卖地收入，即已超过20万亿。至近年财政仍在增收。未来推动机构改革，减少部分 “吃皇粮“的财政供应人员，至少可每年节约一万亿。此外，国企分红比例过低，未来可加大国企分红比例，充作社保基金。未来国企在竞争性领域退出，卖的钱也可充作社保基金。

　　（2）国家需要均衡各地公共资源

　　此前，国家对于几个直辖市照顾过多，财政支付不太公平，未来不仅需要一碗水端平，而且需要扶持弱势城市。2008年以来，几个直辖市砸了上万亿，不少是中央的钱，或者央企投资的钱，中小城市可就没有中央的小灶吃了，这也是一种不公平，未来不可持续。

　　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央需直接负责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公平调配资源。尤其是在高校和央企两个领域。地方在这两个方面没有调配权限。

　　北京最近几年对于外地小孩上学的政策日益严厉，想通过卡孩子的方法，减少人口总量。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北京集中了太多的资源。如果按土地面积算，北京的国家级大学（教育部直管985大学）密度，是全国平均密度的30倍以上。央企也是一样，北京巴掌那么大的一小块地方，竟然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央企总部。所以，北京的户籍改革，光靠控制人口显然不行，不能既占有太多资源，又嫌人多。罗天昊早在2012年，即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呼吁将部分央企总部迁出北京，将部分教育部直属高校迁出北京，但这事只能中央政府来做。纵使北京舍得，它敢动央企吗？敢动清华吗？

　　相对均衡行政资源和服务资源，是中央政府对全体公民应尽的义务。也唯有中央政府有这个能力。

　　中国的城市，很多时候资源的拥有是按政治地位排队。这样，大城市最后不仅没有起到改革的表率作用，反成为改革的壁垒，京沪等几个超大城市，户籍改革最落后，拖了全国改革的后腿，舍不得资源分流，最后反成为一种负担。

　　连北上广这样的超大城市户籍壁垒都铲平了，户籍改革才算成功，若拈轻怕重，改革仍是半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