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锐察：中医百年存废之奋争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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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医之争，起初主要是文化之争，越到后来，利益斗争的成分愈重。

　　近代以降，由于中国被西洋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导致国人思变求新，反传统文化的思潮一浪高过一浪。

　　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始作俑者，当推清末国学大师俞樾。1879年，俞樾发表《废医论》，之后又发表《医药说》，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这也是近代“废医存药”思想的滥觞。

　　俞樾思想的影响逐渐扩大。1900年前后，思想界已出现否定五行说的思潮。到民国时期，废止中医作为当时“中西文化之争”社会思潮的一部分，在思想界乃至政界都引起激烈的争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药学被当作旧传统、旧文化一并否定。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如陈独秀、胡适、鲁迅、梁启超等都有这方面的言论。

　　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当时的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并于随后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该《法令》前后颁布两次（1912年11月和1913年1月），都没有把“中医药”列为教育学科，而是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法令》的颁布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中医界纷纷表示抗议。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首先发出抗议：“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当时京师医学会的代表们曾冲进教育部，要求教育部解释并为“北京医学会”立案，被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汪大燮明确拒绝。

　　1913年颁布的第二个《法令》依然把中医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同年10月，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推举代表赴京请愿，要求教育部设立中医药专门学校。

　　对此，北洋政府认为中西医“致难兼采”，只能“先其所急”，而“专取西法”是“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依然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但为了抚慰中医界的情绪，又称“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

　　当时中国处于乱世时代，政府号令并没有那么强的约束力，因此对中医的实质损害并没有那么大。中医师基本照常营业。

　　不过北洋政府回复中医们的理由很有趣：“唯现在世界大同，科学日精，凡讲授专门科学，须以最新学说为衡。……本部对于医学，只求学术完备，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

　　这个理由，和现今中医黑的理由几乎一模一样。或者说，现今中医黑们废弃中医的理由，纯粹是抄袭一百多年前的，没有任何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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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曾被北洋军阀系打击得无处藏身，孙中山一度被人冷落，无人问津。后来苏俄找到孙中山，希望合作，双方一拍即合。这才有黄埔军校的建立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北伐战争。

　　但是当北伐战争打到上海的时候，蒋介石接受了共济会的资助。从而转过头来大肆屠杀共产党。这就是著名的四一二政变。

　　这是政治层面。

　　而在经济文化层面，共济会亦加紧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控制和渗透。其重要目标之一即废中医，立西医。由此，中西医之争必将更加激烈。

　　1925年，中国教育界决定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中。此事报请教育部批准时，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界上书教育部，坚决抵制。教育部以此为借口，断然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要求。因此，中西医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加深，从而引发了20世纪最大的一次中医存废之争。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会上讨论了四项关于“废止中医”的提案，最后通过了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议案一旦实施，中医的废止便只是时间问题了。因此，在议案及余云岫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公布后，立即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抗，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社会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等口号。

　　主张废止中医的余云岫、汪企张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的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双方的争论已经由学理讨论泛化为政治意识形态争论。

　　面对全国中医界发起的强大舆论压力，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处于风口浪尖上，急于化解与中医界的冲突，所以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在面对中医请愿代表时，当面表态：“本部长对于行政方针，以中国各情为左右，对于中西医并无歧视。”并且承诺“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

　　不久，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但是，仍然禁止中医参用西法西药，禁止中医学校立案，禁止中医开设医院。各地中医学校改成中医传习所，次年又改称中医学社。此举又引起中医界的抗争。废存双方的争论一直持续。1934年傅斯年的《所谓“国医”》和《再论所谓“国医”》的发表，又在舆论上掀起了一场激烈的中西医之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趋于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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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英国科学家弗莱明在实验研究中最早发现了青霉素。但是此后一直并不受人重视。一直到1938年，德国化学家恩斯特钱恩在旧书堆里看到了弗莱明的论文，于是开始做提纯实验。1943年，青霉素得以批量生产。

　　很快，青霉素即风靡全球，从战场上救活一名又一名的受伤战士。同时也奠定了以抗生素为核心的疗法基础。西医在短时间内，其总体效果确实压过了中医。

　　如果说在战争年代，中西医还可以各展所长，互不干扰。但是到了和平年代，理论的争执必将导致医疗格局的重大变化。可以说，自青霉素大规模推广之后，西医取得霸权就是难以阻挡的一件事。但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医仍然对西医进行了顽强的抗争。

　　建国初期，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又一次拉开中西医论争的帷幕。1950年，那个在蒋介石政府就跳得老高的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了名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草案将"废止"变成"改造"，提出将中医改造成西医。

　　50年代初，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规定不许中医进医院；要进医院，必须学习西医知识包括解剖学等等。同时设立了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去学习西医，学习解剖学。

　　在王斌、贺诚等人的支持下，1951年，中医管理条例在全国施行，条例规定，如果西医基础课两次考试不合格的中医，将取消行医资格。时任广州中医专门进修学校教务主任的邓铁涛，开始写“奏折”，上书伟大领袖毛主席。

　　这份“奏折”送到毛主席手中，很快卫生部两位副部长贺诚和王斌均被撤职。

　　但这次的撤职事件，并没有根本影响西医主导医疗，中医日益被冷落的现象。

　　毛主席对于此种状况十分不满。1954年毛主席曾说，解放后卫生部门有宗派主义情绪，对扶植中医不积极，导致中西医没有团结好，责任主要在西医。他指责中央和各地卫生部门领导对中医中药抱有严重的粗暴的宗派主义态度，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

　　1955年4月15日，毛主席进一步挺中医，炮轰西医：“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国家部委有几十个，除卫生部之外，毛主席从没有提出过可以当别的什么部的部长，单单提出“我可以当卫生部长”，可见其对于卫生部工作之不满，已经到了不加掩饰的程度。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卫生部中医司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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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和昉，1908年出生于陕西省韩城市芝阳镇清水村，1927年在北京辅仁大学医科学习。后参加革命。曾为刘志丹、黄子文之部下。

　　中央红军进入陕北之后，薛和昉任陕甘宁边区关中专署主任秘书，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等职。

　　薛和昉多才，既有文职能力，亦有医疗专长。长期革命工作期间，还为一起工作的同事战友们用中医中药治疗疾病。甚至曾为周总理开方治疗疾病。周总理说过：“和昉同志真是一专多能啊！”

　　1954年，卫生部发生重大改组。1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正式成立（之前称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第一任部长是李德全（冯玉祥之妻）。这次改组并非形式或名称上的简单变化，而是有着实质的的内容。

　　新的卫生部成立之后，设立了中医司，以抗衡西医。薛和昉担任第一任司长。1955年4月21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命书，任命薛和昉为卫生部中医司司长。

　　卫生部的改组与中医司的设立，可以参照毛主席在1954年、1955年对卫生部的批评，两者应该有某种联动关系。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解读：正是由于毛泽东主席对于卫生部工作的批评，导致了中医司的建立。并且由于薛和昉的老资历，门面熟，足以抗衡来自西医方面的压力，所以开展各项工作能够得心应手。（在延安时代薛和昉就与中共高层几乎所有人员都有过某种接触。大家都认识他，甚至非常熟悉。）

　　薛和昉担任中医司司长之后，做了大量工作。例如，他主持筹建了共和国第一批共四所中医药高等院校（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又如，他结交了许多中医朋友，为他们提供更好一些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推动了中医的传承发展。薛和昉曾经支持和帮助过的中医有：萧龙友、施今墨、余新清、魏文贵、方药中、孙惠卿、蒲辅周、岳美中、王舜耕、龚志贤、巩自清、任应秋、李重仁、秦伯未等，这些都是中医名人，栋梁之材。

　　风雨锐评在网络上看到一则材料：

　　1954年夏，石家庄地区洪水泛滥，蚊虫滋生，导致乙型脑膜炎暴发流行。当时罹难人数很多，死亡率竟高达50%。在西医没有特效疗法的情况下，郭可明等七名中医专家应招走上了抗击“乙脑”一线。其所使用的中医方法非常有效。这些方法上报到中医司，薛和昉司长高度重视，上报卫生部。经卫生部派人再三调查，最后终于尘埃落定肯定了中医药在对“乙脑”的治疗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并向全国进行了推广。

　　由此材料可知，当时设立中医司，的确就是为中医撑腰的，而且由于薛和昉的资历，这个撑腰的作用还是非常有效的。

　　不过，在建国后，中共内部的矛盾很多，争论十分激烈。薛和昉亦被卷入其中，曾被污为“反党集团干将”。

　　1960年代初，薛和昉选择离开北京，到偏远的甘肃去工作，从此离开了中国的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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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薛和昉之后，但任中医司司长的是吕炳奎。吕炳奎的资历比薛和昉浅不少。而且早期参加革命工作基本是在上海地区，远离高层，因此缺乏类似薛和昉那样“人脸熟”的资源。因此，就卫生部上层而言，中医司的地位必然下降。西医的垄断性日益增强。

　　毛主席对此看在眼里，想在心头。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就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

　　毛泽东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这就是后来建立赤脚医生制度的理论基础。

　　赤脚医生，指没有固定编制，一般经乡村或基层政府批准和指派的有一定医疗知识和能力的医护人员，受当地乡镇卫生院直接领导和医护指导，他们的特点是：亦农亦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或是白天务农，晚上送医送药的农村基层兼职医疗人员。

　　赤脚医生制度，乃是全世界成本最低的全民医疗体系制度，受到很多国家重视，许多国家纷纷学习。

　　在赤脚医生的发展过程中，相关单位出版印刷了许多类似于《赤脚医生手册》之类的书籍。在那个文革时代，政治局面有些乱，经济时常出现波动。但是，在医学上确是百花齐花，中西医各展所长，可谓全面爆发。

　　中医药由于简便验廉的优点，尤其适合赤脚医生。因此，中医药在文革时代可谓遍地开花。正是在那样一个时代，洒下了今天民间中医的种子，才使得西医利益集团无法根绝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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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洋时代，卫生部门、教育部门的态度很强硬，就是要全面取缔中医。后来看到无法直接灭绝中医，就提出了个用西医改造中医的说法。具体提出这种概念的人，叫做余云岫。

　　到了1980年代，西医参照前辈余云岫的说法，提出了“中医现代化”的概念。其意思是，西医是现代医疗，中医是传统医疗，中医现代化，就是用西医改造中医，比余云岫的说法更加隐晦，实质是一样的。

　　可以说，百年以来，西医的终极目标都是彻底消灭、灭绝中医，独占医疗。

　　尽管经历了文革的大播种，中医药在全国农村遍地开花，但中医在医疗上层的地位却是日益下降了。文革结束后，尽管仍然有一个“中医药管理局”存在，其实基本上没有了多少话语权。而且这个管理局塞入了越来越多的西医。离西医实现独霸越来越近了。

　　自改革开放之后，西医开始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禁锢医疗资源。比如提出“中医是伪科学”的概念，行医需要通过西医考试才能颁发资格证、未经国家注册批准的药品皆为假药，西医终于逐渐走上了独霸道路。

　　但是西医以抗生素为核心的对抗疗法，其疗效却是一天比一天差。全球范围内，抗生素的耐药周期由1960年的20年，1980年的10年，缩短到2005年的2年。西医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

　　为了挽救西医失败的命运，国际医药集团发动了“废医验药”运动。医疗理论上坚决捍卫西医的垄断地位，但是药品方面可以借鉴和引用中药。只要通过西医方法验证有效的中药，就可以用于治疗。

　　为了掩盖西医偷师中医的伎俩（其实就是美国人说的盗窃知识产权），国际医药集团不称呼“中医药”，而改叫“自然疗法”。自然疗法的实质，就是中医疗法，包括使用中药、针炙、艾炙等等。

　　这里需要特别解释一下。所谓西医“很科学”，“疗效好”，其实是一个偶然的误会。

　　抗生素的发明，给西医带来了巨大的声誉，确实非常有效，救活了很多人。以致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印象：“西医治疗快，效果比中医好”。

　　其实，青霉素1928年被弗莱明发现之后，曾经十年沉寂。1938年经德国化学家恩斯特钱恩提纯之后，才有了治疗效果。可见，这里面的关键并非发明，而是提纯。现代工业的发展，为提纯药品、提高产量，创造了技术条件。

　　即使没有青霉素，其它药品经过提纯之后，也可能对付感染性疾病。比如说传统中药青蒿素经提纯后，就可以制成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屠呦呦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所以，现代医学发展，对付感染、对付疾病的能力增强，与其说是西医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现代工业发展的结果。

　　人类平均寿命的提高，也是同理。

　　人类平均寿命的大幅提高，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抗生素、疫苗的普及，提高了人类的寿命。

　　疫苗并不是西方的发明，而是正宗的中国发明。

　　早在宋朝，中国就使用种痘法预防天花。

　　古代种痘有痘浆法、痘衣法、痘痂法。

　　痘浆法是将患儿痘疱挑破取痘中浆液给正常儿童接种；痘衣法是将患儿内衣脱下，给正常小孩穿上。

　　后世被医家广为采用者为痘痂法，此法又分水苗法和旱苗法。水苗法是将患儿出痘的疮痂取来，放到瓷器内，研细，加少许水即成豆苗，用新棉裹豆苗塞入鼻中，根据儿童年龄放置6-12个时辰后取出。

　　旱苗法是取少量疮痂用细银管吹入鼻中，余同上法。

　　在现代工业提纯水平提高以后，疫苗方法得以广泛普及，大幅降低传染病的感染率，提高人均寿命。可见，这仍是工业化发展的功劳，而非西医发展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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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医利益集团贪天之功，把所有关于医疗水平的进步、人均寿命提高的原因都归于自身，并以此为理由，要求彻底消灭中医。

　　2003年，中西医终于爆发一场空前的遭遇战。

　　非典疫情发生之后，西医三素一汤疗法，死亡率高，后遗症十分严重。老中医邓铁涛、吕炳奎紧急上书胡锦涛总书记，要求让中医上阵。得到批准后，这才压住阵脚，把疫情真正控制住。其中邓铁涛团队更是创造了四个零的奇迹：0转院、0死亡、医护人员0感染、病人0后遗症。

　　但是，西医利益集团早已今非昔比，虽然在治疗疾病的效果上一年比一年差，但是对于医疗资源的垄断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医几乎没有了任何话语权可言。

　　明明是中医攻下了非典疫情，西医利益集团却轻松地将功劳全部揽于己身，并且瞒住了全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情。

　　非典疫情之后，西医利益集团更加疯狂地实施打压和灭杀中医的运动。无数中医被罚款、抄家，甚至被抓捕入狱。其中最典型的一例，2013年，金华民间中医倪海清因为救活了几百名晚期癌症患者，而被判刑十年。其理由是“贩卖假药”。

　　可以说，2003年，中医在抗疫上取得了大胜，却在与西医的斗争中大败，此后几乎陷入被灭绝、无以为继的状态。

　　就在中医行将灭绝、奄奄待毙的时候，2020年中西医再度爆发一场空前的斗争。这次斗争的规模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都大。

　　新冠疫情的猝发，初期西医抗疫的节节失利，给中医带来了重大机遇。在最高层的直接干预下，中医逐渐接管了抗疫主战场，帮助一个又一个病人康复出院。并且自2020年五月起，创造了八个月内中国大陆新冠患者未死一人的抗疫奇迹，直到2021年1月13日，这个记录才被西医用错误的疗法打破。

　　互联网上自媒体作者更是如狂涛怒卷，强烈批判西医利益集团。贪天之功、极其无能、太不要脸……

　　这场斗争仍在持续中，并且已经上升到了中华复兴、文化斗争的高度。它大概是中华复兴梦实现之前最大的一次洗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