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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校尉:三代农民建设城市,城市何时反哺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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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3 17:48: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突破了60%。

  随着钢筋水泥覆盖了田园森林,高楼大厦把人架空到云端,但农村的荒芜也着实触目惊心。

  西方经济学家历来是热烈赞同城市化的,他们高呼这是“城市的胜利” ,从“产业集群”、“规模效应”、“资源配置”等方方面面论证城市的优势。

  社会学家却对此表示忧虑,革命导师恩格斯刚到伦敦市,也感叹“这一切是这样雄伟,这样壮丽,简直令人陶醉。”

  但当他看到了工人阶级的生存惨状时,却有了新的发现:

  “只有在大街上挤了几天,费力地穿过人群,穿过没有尽头的络绎不绝的车辆,只有到过这个世界城市的‘贫民窟’,才会开始觉察到,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

  中国如今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几亿农民出走后,乡村越来越凋零,城市越来越繁茂。

  有人说这是必然的结果、伟大的进程,但也有人担心,它将打开潘多拉的魔盒,随着乡土社会的瓦解,无论对城市还是对农村来说,都是一场浩劫。

  众说纷纭的背后,至关重要的问题是,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被人遗忘太久了。

  1

  1985年9月21日,中南海紫光阁,副总理万里和邓颖超会见了这个人,邓颖超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欢迎,欢迎,多年不见,非常想念,我们是老朋友了,恩来同志在世时常想我提起你。”

  邓颖超口中的这位老朋友就是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先生。

  晏阳初出生在四川巴中,十四岁时告别了家乡,步行到几百公里外的省城成都,考进一所教会学校,毕业后担任过中学英语教员。

  民国初年,他又跑到重庆,辗转到香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今天香港大学的前身圣保罗书院。

  按照学校的规定,只要第一名的学生是英国籍,就可以拿到一笔优厚的奖学金。校长问晏阳初,你是否愿意成为英国公民,晏阳初摇头回答,我是一个中国人。

  后来他先后在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路易斯维尔大学就读,归国后立志从事平民教育。

  他在湖南长沙开办平民识字学校,深入到士兵、人力车夫、清洁工人和小摊贩中进行工作,并出版了国内第一本用通俗语文编写的扫盲课本——《千字文》。

  不过,这位留美博士很快将视角放在了农村,在他看来,国家要自强,必须要让乡村振兴。

  1929年,秋天,晏阳初率领一群知识分子来到了河北定县,他将这里作为乡村建设事业的实践起点,希望寻找出改造中国农村社会的良方。

  他干脆举家搬到定县,穿粗布大褂,住农民的漏雨房,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我们从北京连家属一同去,与农民一同吃苦,吃穿住一样,才逐渐成了农民的朋友、亲人。”

  于是,在翟城村,老百姓看到了一群从城里来的“先生”,他们穿着长袍,戴着眼镜,在夜幕中手提灯笼出现在村口。

  他们手中的灯笼很特别,上面画的不是花鸟鱼虫,而是写着关于农业生产的四时节令一类的歌词。农民们都跑出来观看,这些先生们热情主动地和农民们打招呼。

  1931年的河北定县

  前一年,晏阳初已经来过定县了,他看到的是什么情景呢?

  村落已经凋敝,房屋都是茅草搭建的,里面的一张张脸,如干涸的泥土皴皱无华。这些种田的庄稼人,披星戴月,耕耙犁耧,供养了地主老财和乡村士绅。现在,他们却没有任何吃的,只能束手待毙。

  他还看到了死亡,多少条人命,就那样訇然倒下,倒在炕头、门口和庄稼地。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几尽灭绝的惨景,不堪入目。

  正是这次经历,让他转变了看法,决心搞乡村建设,开始他的“定县实验”。

  “定县实验”从扫盲开始,他创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编写识字课本,每到秋冬农闲时节,就在农民自家的院子里开课堂授课。

  晏阳初本来不抽烟,但在田间地头,和农民攀谈时,他会笑着接过农民呛人的旱烟管猛吸几口,还夸赞说味道不错。他说这叫“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

  晏阳初的身体力行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毕业于哈佛大学医学系的陈志潜,就辞去了民国卫生部官员职位,跟随晏阳初来到定县。

  最高峰时期,河北定县聚集了500多位下乡的知识分子。

  平教会在翟城村试验栽种良种棉花、花生、小麦,还在试验场中进行良种培育,到收获季节,便出钱雇当地农民采收。亲眼见到实惠的农民,看到“晏先生”带来的种子收成很高,良种得到迅速推广。

  1933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定县,在他发回美国的通讯中,他描述道:“在黄昏中的一片黄土之中,一个年轻的农民用锄头写出:在中国扫除文盲;而旁边一位姑娘则写道:为国家塑造新公民。”

  只是,定县实验最终还是失败了。

  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也波及到了中国的广大农村,农民破产人数显著增加,定县成批的人开始去往东北务工。平教会和国民政府的矛盾逐渐显化,实验县与基层民众的矛盾也日益加深。

  晏阳初自己反思,“觉得工作仍未与民众接近。诚然到民间来了,可不一定就算到民间去”,而且“地方士绅、地方政府,也很难欣赏我们的工作”。

  社会学家费孝通评价晏阳初,说晏先生在农村工作上有他的贡献,但是过去30年的历史却表明,定县路线并没有解决农村问题。在他看来,定县实验的最大缺点就在不从社会制度上去谋改革。

  当时搞乡村调查的学者有很多,既有晏阳初这样的,觉得农民劣根性才导致农村贫穷,也有梁簌溟这样的,认为要恢复儒家传统文化才能实现民族自救。

  《剑桥中华民国史》在谈到民国时期的这些乡村建设运动时,这样评论:“从总体上看,各种乡村建设试验最终都未得正果,日本的入侵使它们迅速烟消云散。保留下来的只是人们对乡村社会是国家建设的根本这一见解的广泛兴趣。”

  费孝通当时也觉得都不可靠,他决定自己亲自去调查。

  1935年,25岁的费孝通携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考察。费孝通误入瑶山猎人捕兽的陷阱,王同惠下山求援,不慎坠崖落水而亡,费孝通负伤。

  1935年费孝通(左一)在大瑶山与当地群众合影

  他接受姐姐的建议,去开弦弓村休养,顺便参观访问,最后将调查报告写成《江村经济》,作为求学英国的博士毕业论文。

  文章以小见大,以中国江南一个村庄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换”等实际生产和生活过程来探讨中国基层社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

  他在这篇论文里提到几个重要问题:

  “一个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浅的农村的土地制度是什么样?在大部分还是自给自足的农村中是否也会以土地权来吸收大量的市镇资金?农村土地权会不会集中到市镇而造成离地的大地主?”

  1939年10月18日,从国外回来的费孝通决定再次进行田野调查。

  他和好友张之毅从昆明启程,当时,他们找不到一张详细的地图,也没有靠谱的向导,就贸然上道了。

  他们有车的地方就坐车,车到不了就骑马,骑不了马就步行,花了9天时间,来到了江边上的易村。

  30年代末的易村,穷乡僻囊,人迹罕至。两人住在在村后山上的一座破庙里,楼板破烂,四壁洞开,调查工作非常艰难。

  他们主动接触群众,把带来的药品送给农民治病,把带来的糖果分与给村民们吃,逐渐走进了易村群众的生活。

  他们在易村搞了27天的调查。当时易村只有236人,田地212亩,人均只有0.89亩。

  村民除种地外,就以编织篾器为生。易村手工业发展起来后,它与农田息息相关,互相补充。手工业已跃居经济收入的第一位,易村成为显赫一时的富村。

  费孝通开始认识到,靠都市工业来吸引农村劳力,最终会导致农民丧失土地权,中国的发展不应该走西方工业化使农民赤贫的道路,而应当在农村这片广阔的土地上积极发展乡村工业,就地吸收现有的剩余劳力,使农民富裕起来。

  2

  建国后,农民身上的三座大山被推翻,但国际上的封锁使新生的政权举步维艰,发展工业化成了唯一的出路。

  一个国家想要步入工业化,只要两条路,要么向外掠夺,要么向内自取。

  中国不是帝国主义,不可能去侵略别国,只能靠自己。

  那么这个方式就是剪刀差。1953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意思就是农民种什么,买给谁,价格多少,由国家来决定。

  研究显示,60年来,城市从“三农”获得的总积累达17.3万亿元人民币。新中国的工业体系,正是建立在几代农民的输血上的。

  到90年代,中国农村土地所能负载的人口已濒临极限,所有的乡村都是油尽灯枯的状态。

  “农民头上三把刀,上学、告状和医疗”。

  紧缺,是当时农村人的集体共鸣,从饮用水到柴火,从碗里装的到身上穿的,什么都缺。更重要的缺钱,从水电费到学杂费,从各种杂税到国家公粮,都拿不出来。

  那时的农民只有一个心愿,哪怕自己饿死也要让孩子走出农村,于是卯足了劲向土地榨取最后的剩余,把所有的期望都浇筑在孩子上,读书不是为了做人上人,只是为了远离贫穷。

  2000年的大年初六,在湖北监利从事涉农工作中李昌平,遇到了工作上的困惑,他本准备给县委县政府写一份报告。但他写了又撕掉,撕掉又重新开始写,折腾了一晚上也没有写出什么。

  正月极冷,李昌平坐在床上,围着被子,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李昌平终于明白了自己要写什么了,首先出来的是“总理”两个字。

  他很快写下第一段:“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4000多字的信飞速写完,他列出了七大问题: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每一项都给出了数据。

  李昌平将这封信拿在手上,直到3月8日才正式寄出。中间的时间,他反复思量,最终下了决定,要讲真话。

  信到达了中央高层,时任总理朱镕基的亲自批示,“三农”问题第一次被提上国家议题。

  信寄出半年后,上级部门找他谈话,说为了监利的稳定,希望他到别的地方任职。

  李昌平拒绝了这个建议,主动辞去乡党委书记的职务,南下深圳,在一家公司管理农业园。

  因为给总理上书,他风头太大,常被同事们议论,李昌平只好又辞去工作,甚至改名“李盛安”,但后来的工作仍然不稳定。

  直到他去了北京,在一次饭局上,遇到了同样致力于三农问题研究的温铁军,然后在其负责的《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做了三年的记者、编辑。

  温铁军在高层不断策力,到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才又开始重新聚焦“三农”。距离上次中央如此关注农村问题,已经十八年了。

  温铁军比李昌平更早去研究“三农”问题,他出身北京的知识分子家庭,少年去山西汾阳插队,这段基层经历,使他了解了农民。

  1985年,温铁军进入了称中国农村研究的“黄埔军校”——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它也被称为“九号院”。

  “九号院”很传奇,第一批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就是在这里酝酿出来的。

  这时的中央,虽然很重视农村问题,但主要还是狭隘地看作粮食问题,旱涝保收就是头等大事。

  温铁军当然不这么看,但此时的他还只是一个负责内刊的编辑,没有多大话语权。两年后,他被公派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调查研究所和世界银行进修,在这些地方,他学会了用世界眼光看待中国“三农”问题。

  9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开始高速发展,而“三农”领域的矛盾也愈演愈烈,土地被不断征用,劳动力纷纷流出,城乡差距扩大,农村呈现一片破败萧条的景象。

  这也给农村研究者出了一个难题。工业化的现代化的过程,工农收入差距必然扩大,这是全世界的共同规律,如果你要扭转规律,就好比是提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

  不过,温铁军不信邪,他想寻找药方。

  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温铁军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季进修,他收拾行李,带着导师的推荐信,只身前往苏联考察。

  说走就走,他在南斯拉夫的难民家里和孕妇聊天,和制定私有化的大学者们讨论,七个苏东国家被他走完。

  他发现,苏联还处在比较原始的实体经济阶段,推行的是“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换货贸易体制。你给我多少吨小麦,我给你多少台机床;你给我多少台汽车,我给你多少艘船。

  接受教训的中国,在1992年中国告别了长达40年之久的“票证时代”,彻底改用货币作为商品交易的中介。

  此后,美国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纳入世贸组织,农业也被卷入进去。

  国内的农业开始面临巨大的挑战,包括市场开发、出口竞争、农业政策、农业补贴等等问题,比如,农村乡镇企业因为没有优惠全都垮掉了。

  温铁军看在眼里,写出了那篇著名的文章——《“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

  他梳理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建国后的土地分配,再到改开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他发现,中国的小农村社经济传统与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相辅相成。所以,中国搞土地流转根本行不通,农民不肯答应。

  新中国成立后,人人奉献,天下为公,国家倚赖农民的奉献完成了工业化,但也留下了一个城乡分割和对立矛盾的二元体制。

  温铁军在学术界受到了广泛认可,但也有人对他的部分论断不太喜欢,比如他说过:“如果把现代化当作终极目标,把发展主义当作达成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会得出‘农村农业必然衰败’的结论。”

  在努力建设现代化的背景下,他的言论显然是不受欢迎的。

  由于某些原因,温铁军被贬到国务院体改办杂志社做主编,他开始写文章,发了许多内参,当时的老前辈汪道涵注意到了,就把他叫去上海深聊,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忘年交,汪道涵也得知了“三农问题”的严峻性。

  汪道涵是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老上司,就把温铁军介绍了上去,为此,2001年底,中央专门召开“三农问题”座谈会。

  温铁军直接向领导人面陈,把农村的严峻情况如实汇报,说农村过得太苦了,就要揭竿而起了,情绪一激动,发言还超了时,惹得办公室主任扯他袖子,说他话讲得太过。

  不过,领导人把他的话逐字逐句记下来,还说,我原来以为农村情况不错,没想到是这样。不过,由于他快要交班了,这个问题就留给了下一届领导去解决。

  换届结束,阔别十八年后,中央一号文件重新关注三农问题,并提出统筹城乡,把过剩的生产力转移到内陆,而这,正是中国得以顺利度过08年金融危机的最重要原因。

  除了搞理论,温铁军也尝试过亲自试验乡村建设。

  2003年,温铁军来到翟城村,重启乡村建设试验,这正是上世纪晏阳初进行“定县实验”的所在地。

  一批新的知识分子准备办学院、搞教育,建立合作社、试验有机农业,创造一个新农村样板。

  学院落成后,翟城村民们的生活,顿时热闹了起来,村里成立了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和读书小组等组织,村民起热情空前高涨。

  慢慢,村民们开始消退当初的热情,他们觉得知识分子们的试验太理想化了。夏天,杂草在路边疯长;学院在试验地里种的西瓜,最后只长出拳头大小。

  由于没有给村民带来物质上的利益,村民们没有得到实惠,这场乡村实验最终只存活了3年零9个月。

  2011年,记者去翟城村采访,多数家庭的男人外出打工,女人和老人留守务农。

  丈夫们一年到头,只会在腊月归来,过了年再次启程,年年春去冬回。村庄变得冷冷清清,不再热烈与喧闹。

  实践探索的路,仍然漫长。

  3

  共和国第一代农民饿着肚子支援国家建设重工业,第二代农民背井离乡在城市里构筑水泥大厦和钢筋森林,第三代农民在大街小巷送外卖在餐馆当服务员。

  他们把青春和血肉都献给了城市,城市却留不下他们。一味的城市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城市化加速向前,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在狭小的空间,城市里的人口密密麻麻,城市里的房子层峦叠嶂。

  在这种生产环境里,肉眼可见的财产成了人唯一的价值。超级大地主,全国收租拥资百亿,中小地主,几十套房收租也很滋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会更加激烈。

  无限制的城市化,只会像巴西和印度一样,同样的城市划分出两种景观,贫民窟苍蝇丛生,臭不可闻,富豪区莺歌燕舞,十丈软红。

  为富豪利益奔走的那些西方经济学派的人,鼓吹垄断,鼓吹集中,资源不断地流入到少数人手中。

  剩下的无产者,成天到晚都在被资本家修理,俯仰之间,尽是996,一眼望去,遍地打工人。

  80年代初,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同时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人们无所事事,游荡于街头巷尾,田间地头。游手好闲的痞子,寻衅滋事的流氓,严重影响治安。

  这不仅是一种经济上的压力,也是一种社会和政治上的压力。1984年,国家出手严打,足以说明形势严峻。

  要想从根上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就业,就在严打的同一年,中央4号文件正式发出,将社队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

  农村工业化陡然兴起,两千多万家乡镇企业拔地而起。那时候最常见的景象,就是夕阳下的农民工,骑着自行车从工厂回家。城乡差距因此迅速缩小。

  令人惊讶的是,乡镇企业的活力的源泉,恰恰不是私有化,而是从上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制度。

  在那些维持集体经济的地区,可以统一调配村社自身拥有的山水田林湖草资源。而且,村民在大队的工厂从事第二产业,不拿工资拿工分。

  他们静悄悄地完成了地方工业的资本原始积累,既没人有意见四处上访告状,也没有出现西方资本那种血腥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试想,如果劳动力是以个体的身份进入工业,只会迅速造成两极分化,老板和工人就会对立起来。

  遗憾的是,乡村工业化的黄金时代,如黄粱一梦,倏忽而过。

  农村工业诚然发展起来了,但它面临的最大对手,就是城市工业。城乡之间,开始抢原材料,抢资金,抢资源,利益集团互相博弈。

  当时原材料和资金都高度紧张,乡镇企业却有着天然的优势,不用建厂房,不用花钱买地,甚至不用担心破产,经济效益不好,农民大不了就回家种地,把货放在仓库里,经济恢复后再卖。

  城里的企业根本无法和这样低运营成本的乡镇企业竞争,相关的利益部门和群体就有意见了。

  1987年,连续好几年中央一号文件突然停发,就是这场博弈的最终结果。

  20世纪后期,中国农民经历了“离土不离乡”,又经历了“离土又离乡”,这两种模式的转变,正是乡村衰落的历程。

  离土不离乡,就是农民在附近镇上的企业工作,下班后回到村里住。闲时观花豆鸟,忙时农田滚打,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几世同堂,其乐融融,这是所有人对乡村的美好想象。

  后来是离土又离乡,农民的身份变成了农民工,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家乡的土地早已荒芜,也没有了退路,城市的空间容纳不下一副身躯,搵食艰难。

  晚年的费孝通先生,在观察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和趋势时,发现这个进程非常复杂,他总结,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是一个从“乡土中国”向现代化都市逐步发展的过程。

  中国必须自下而上地发展起多层次的犹如金字塔型的经济中心,以此来最大程度地降低现代化进程和都市化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和震荡,保证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平稳进行。

  如今这个过程却不再顺畅,农村过剩的劳动力能被城市吸纳的越来越少,在分配链条上依然处于最末端的位置,而现代化积累的矛盾和压力,已经在城市慢慢隐现。

  过剩的产能,疯狂的资本,晦暗的生活,复杂的人际,都需要找到一个地方释放。

  如果没有一个广阔天地,我们终究不可能大有作为,如果没有一个蓄水池,随时就可能迎接巨浪滔天。

  乡村不仅是未来的避难所,还是一片崭新世界。我们已经遗忘生活在这里的人很久了,需要有人为生活在里面的人说说话。

  就像很多年前教员说的那样,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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