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沙：皖南事变-周恩来亲自指挥的一场舆论战

lameihua

　　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忌日。

　　周恩来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不朽的传奇，并总会令人感到温暖。

　　关于总理的故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情报、统战……已经非常丰富了。不过，总理在宣传方面的成就则被提及较少，其实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军事。

　　没有话语权如何争取民心？没有民心所向又如何能赢得最后胜利？

　　1941年，国共两党之间进行过一场大规模、大范围、斗争极为激烈的舆论战，那就是“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中学课本上都有记载，当然，它的过程并非课本里如此简单。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国民党当局之命，由安徽泾县云岭向北转移，6日，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遇第三战区顾祝同和32集团军上官云相所部7个师8万余人包围伏击。

　　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通令》：

　　一、诬蔑新四军为“叛军”；

　　二、取消新四军番号；

　　三、军长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

　　四、“通缉”副军长项英

　　1月18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抗战的纪律》、国军《扫荡报》发表《严肃军纪》社论，以混淆视听，掩盖国民党挑起内战的阴谋。

　　国际媒体基本上采用了所谓“叛军”说法，国内民众除了人心惶惶之外，也无从得知真相。

　　皖南事变危险性在于，如果国民党反动派顺利逃过国内外舆论谴责，它下一步就会放开手脚进攻八路军，甚至延安。

　　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给这场斗争指明了方向，舆论战的目标：

　　一、向国内外说明真相，新四军不是“叛军”，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陷害；

　　二、争取社会各阶层的同情和支持；

　　三、争取各地军阀实力派保持中立；

　　四、争取国际力量对蒋介石施压，逼他放弃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

　　五、将何应钦等亲日派与蒋介石区分开，避免蒋介石向日本投降。

　　周恩来同志则在重庆第一线领导具体斗争工作。面对疯狂挑衅，毛主席是不可能屈忍的，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统一战线分裂，八路军将单独与日军、伪军、蒋军作战。

　　1941年1月29日，毛主席向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发送一份绝密电报（1月21日季米特洛夫曾来电询问此事），主要内容：

　　一、蒋介石只是在表面上抗日，主要精力用在了消灭共军上；

　　二、蒋介石试图骗取美英资金和联武器；

　　三、八路军准备抗击蒋军，今后，要么是蒋介石让步，要么是决裂；

　　四、不怕决裂，因为决裂是蒋介石挑起的。

　　2月4日，季米特洛夫回电：共产国际认为决裂并非不能避免，请重新考虑在这问题上的立场。

　　13日，毛主席回电（摘要）：

　　我们与共产国际在团结抗战的问题上没有分歧，但在团结的方法上，我们越坚决，蒋介石越可能让步，我们越让步，蒋介石会越进攻。

　　（以上资料来自《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中共党史出版社）

　　毛泽东告诉莫斯科一个逻辑，想息事宁人，蒋介石就会步步紧逼；只有坚决斗争，才能让蒋介石停止挑衅行动，才能团结抗日。

　　延安对国民党的政治要求--《皖南事变善后12条》：

　　一、停止挑衅；

　　二、取消1月17日通令；

　　三、惩办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担任军长；

　　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七、撤回华中地区的“剿共”军；

　　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九、释放全国一切爱国政治犯；

　　十、实行民主政治；

　　十一、遵从《总理遗嘱》；

　　十二、逮捕亲日派首领。

　　正是因为延安有了明确的政治要求，强硬的军事准备，周恩来才能在重庆与国民党展开全面的舆论斗争。

　　舆论斗争

　　关于事变真相的信息传递，单单依靠《新华日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国民党对《新华日报》的“照顾”非常周到。

　　那么与周恩来关系良好的《新民报》、《新蜀报》、《国民公报》就成了重要的传播渠道，《大公报》1月21日出的评论文章，也通篇不提“叛军”二字。

　　但在国民党控制下，国内媒体很难找到舆论反击的突破口。于是，周恩来将重点放在了国外媒体。

　　1月27日，《真理报》发声谴责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

　　2月1日，周恩来接受《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专访，披露事变真相。

　　接着周恩来致函（附材料）斯特朗女士，请她在纽约向美国媒体披露事变经过。这样《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乔·巴恩斯撰写文章，介绍皖南事变、国共摩擦的来龙去脉，让读者自己去判断。斯特朗女士也发表了两篇评论。

　　斯诺则在香港向《星期六晚邮报》发去报道，澄清事件经过。

　　接着《纽约时报》改口，不再称新四军为“叛军”，而是提醒蒋介石要停止内讧，以免造成日本之胜利。

　　英国《曼彻斯特导报》指出，蒋介石政府“解决新四军，只有日本最为兴奋”。

　　周恩来的努力很快收到了成效，国际媒体不再转发国民党信息，转而同情新四军时，海外华人华侨就被国民党欺骗行为激怒了，舆论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

　　蒋介石最怕的就是失去美英苏的国际援助，但他强调事变仍是军纪问题，而不是两党政治问题。

　　周恩来就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国内外政治人物身上。

　　冯玉祥表示支持《皖南事变善后12条》，称新四军抗战之功，妇孺皆知。

　　国民党执委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元老彭泽民分别写信给蒋介石，表示抗议。

　　第一战区总司令卫立煌表示不想打内战，不满何应钦等人对新四军的做法。阎锡山、邓宝珊、傅作义、刘文辉、龙云、余汉谋全部保持中立，只剩下桂系还在支持蒋介石。

　　2月10日，周恩来邀请当时“意见领袖”们座谈，如黄炎培、左舜生（青年党）、章伯钧（第三党）、沈钧儒（救国会）、邹韬奋（媒体）、张君励（国社党）等人，这种面对面谈话方式，起到了报纸、传单无法起到的社会影响力。

　　蒋介石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伦敦援华委员会发来电报，指出如果想得到国际援助，前提是团结抗战。

　　美国驻华武官卡尔森回到洛杉矶时向记者声称，之前国民党关于新四军违反军纪的消息绝对不真实，内战将要开始。

　　美国总统罗斯福派私人代表洛克林。卡里到中国了解皖南事变的影响，

　　卡里先到香港与宋庆龄会面，暗示自己将代表总统告诫蒋介石不要跟八路军耍政治手腕。另外，亚洲经济学家陈翰笙希望他能同情新四军的遭遇，卡里表示理解。他当然不会知道陈翰笙是周恩来单线联系的地下工作者。

　　卡里抵达重庆后，2月14日，周恩来通过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安排，与卡里举行了会晤。周恩来在皖南事变问题上，让美国人明白，除了施压蒋介石停止下一步阴谋，否则危机无法结束。

　　卡里基于美国自身利益，决不想看到中国抗战阵线分裂，更不想看到蒋介石被亲日派带跑。

　　在多方压力之下，蒋介石除了私下痛骂国民党文宣无能之外，在公开场合开始改变态度。

　　3月14日，他邀请周恩来会面，表示愿意释放新四军将士。关于皖南事变，蒋介石解释为将领们误解了他的意图，只要周恩来向他写个报告，很多问题可以立刻解决。

　　到这个阶段，蒋介石下一步军事手段已经落空，剩下的只有欺骗，以保持自己的威望和体面，暂时停止打内战的阴谋。

　　至此，从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皓电”掀起的反共浪潮暂告一段落，国共重新合作抗日。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敢于斗争，才有团结的可能；步步忍让，只能走向分裂。

　　周恩来在舆论资源极其匮乏情况下，凭着自己出众的口才，细腻的工作，说服了国内各阶层代表人物和国外来华政要，扭转了一边倒的舆论局面。

　　皖南事变舆论战，为新中国开拓外交局面，进行外交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军事斗争是硬实力，舆论斗争是软实力，两者缺一不可。

　　周总理高超的舆论斗争艺术，在今天，同样具有极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对敌人钢铁般的强硬，对朋友春风般的温暖。

　　总理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