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雪放歌：晚清自强运动（二）

大参考

　　晚清自强运动（一）

　　前文说到晚清自强运动的先驱，而自强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实践者共5人，即中枢首脑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以及被称为晚清四杰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论智商，被清流派称为“鬼子六”的奕訢在整个爱新觉罗家族绝对名列前茅，至少不会低于自称十全老人的弘历。道光先后生十二子，前三子早死，四子奕詝和六子奕訢遂成为继位热门。道光临死前，分招两子于病榻前论治国之道。奕訢胸有成竹，对答如流；奕詝则不然，道光才一开口“不久于世”，奕詝便痛哭流涕，直呼“皇阿玛万寿无疆……”于是奕詝继位，是为咸丰。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咸丰避祸承德，留奕訢收拾乱局。咸丰死后，传位六岁的儿子载淳（同治），并指定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辅政，而将留守北京的奕訢弃之不用。奕訢被迫与慈禧联手发动“祺祥政变”，成功夺取政权。正是奕訢的努力，同文馆得以设立，不仅培养英、法、俄语翻译人员，还开设了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课程。也是在奕訢的领导和支持下，清庭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开展了以军事工业为重点，兼顾民办工业、教育事业的洋务运动，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式外交部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取得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式的雄起——同治中兴。奕訢最大的遗憾，是上面还有一位老佛爷。正是这位老佛爷毫无节制地挪用海军经费，使得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九的北洋水师，自1888年建立到甲午海战爆发，居然未添一新舰、未增一新弹，老舰更是年久失修。更让人蒙羞的是，甲午海战时日军主力舰“吉野”号，本是大清向英国订购的，因海军经费紧张而退货，英国转而将舰卖给日本。而日本为购此舰，天皇捐30万银洋，官员、议员捐出工资，皇后捐出首饰，百姓抢购公债，甚至有女学生卖身捐钱。老佛爷一个寿诞耗银700万两、修建颐和园耗银3000万两，而号称亚洲第一巨舰的定远、镇远两舰，才花费340万两。有这样的老佛爷在，恐怕康熙再世也无回天之力。

　　洋务运动中首开西化之路的，是晚清重臣曾国藩。正是在他的倡议下，晚清最重要的军工厂、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江南制造局（今江南造船厂）于1865年在上海建立。在曾国藩的领导下，中国建造出了第一艘轮船，开启了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著作，包括47种自然科学领域书籍和45种军事技术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包括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佼佼者。同为晚清四杰，曾国藩智力不及左、李等人，但其政治家风度、品格及个人修养在近代中国无人能及——毛泽东曾言“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称其为“国人精神之典范”，梁启超称其“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被称为中国近代史权威的徐中约更称其为“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

　　曾国藩壮志未酬身先死，接过其西化火种的是李鸿章和左宗棠。左宗棠于1866年设立福州船政局（今福州马尾造船厂），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被李鸿章赞为“开山之祖”，也是远东最大的造船厂。船政局不仅打造了40余艘舰船，所属船政学堂还培养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官佐，包括清末极具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左宗棠是晚清四杰中智力最强者，其一生镇压太平天国、平定回乱、收复新疆、大兴洋务，《清史稿》称其“为人多智略，内行甚笃，刚峻自天性”， 林则徐评价“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曾国藩评价“论兵战，吾不如左宗棠；为国尽忠，亦以季高为冠。国幸有左宗棠也”，梁启超称其为“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华莱士称其为“近百年史上世界伟大人物之一”。

　　随着曾国藩、文祥的先后的去世，左宗棠投身于平定回乱之役，而恭亲王两次受慈禧训斥后权势渐消，李鸿章便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中心人物和实际领导人。在1870年后的二十五年里，李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使其得以在华北建立起大权独揽的军事和工业基地：1867年的金陵机器制造局、1880年和1885年分别在天津开办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1888年创建北洋水师。不仅如此，李鸿章还认识到国家的强大必须以相应的财富为底气，于是自1872年起，李鸿章除了关注国防工业，将部分精力投向了一些赢利性企业，如轮船、铁路、矿业、电报等，并以盐政为模式开办“官督商办”性的企业，最著名的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总局等。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开拓者，晚清四杰中最精明、最圆滑者，多国史籍中不泛其贪污的实证，死后留下4000万两遗产也足以说明此点。其对船炮的过度专注和对西方政治制度、文化的相对漠视，限制了自强运动的范围。他意识到了中国有增强军事力量的紧迫需要，曾警告“若不在造船和枪炮制造方面急起直追，则日本将效法西洋而超过中国”，但又天真地以为“除武器外，中国在任何事情上都超过西方……只需拥有汽船火炮及弹药，就足以抵御外来入侵”，因此没有进行更大和更远的政治和社会改造。正是为此，李鸿章是晚清受后人褒奖最多，也是谩骂最多的重臣。

　　晚清四杰中，张之洞名声最弱，却看得最深。作为派务派的后起之秀，他不仅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纲领，在创办民族工业方面并不落后其前辈，而在普法、教育等方面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仅建成亚洲最早、最大的钢铁厂——汉阳铁厂，还包括湖北织布局、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湖北缫丝局以及四家绵纺和丝织厂、两家火柴公司等。毛泽东曾言“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竭力主张学习西方法律，先后与刘坤一合上《采用西法十一条折》、《江楚会奏变法折》，前折明确指出采用西法的理由，主张法分民刑、改良监狱，后折提出了“恤刑狱”、“结民心”、改良法制的建议。张之洞所有政绩中，最突出的在于教育，今日武汉大学（自强学堂）、南京大学（三江师范学堂）、华中农业大学（湖北农务学堂）、武汉科技大学（湖北工艺学堂）均由其创办，甚至包括中国最早的幼儿园：湖北武昌幼稚园。但是，身为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影响力与李鸿章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其“泽被后世”，“被”的也多为湖北人民——为湖北教育近代化奠定了基础，也为湖北培养了大批人才，使湖北形成了一个知识和价值观念均不同于传统文人的新型知识分子群，活跃于清末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