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索：另一个秘密：资本兴衰与历史周期

lameihua

　　文明之癌

　　决定历史兴衰的，除了人民，还有资本。

　　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只有在近代的欧洲，资本才有机会发展成为主义。

　　货币的产生与商品的出现有着漫长的历史，早在殷商时期，商业活动已是跨区域的日常行为了。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商业化程度达到了先秦的巅峰，这一时期出现了范蠡、猗顿、白圭、寡妇清这样富可敌国的商人与资本集团，更出现了计然与管仲这样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经济理论。

　　说这些先秦资本家富可敌国，不仅是说他们的财富规模，更在于这些人的政治能量不亚于一国之君。

　　白圭曾为魏国国相，寡妇清的商业帝国俨然是巴蜀的主宰，而吕不韦的能量足以影响帝国继承人。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成功的商人往往主动攫取政权的力量，当资本与官僚集团合流之后，资本的兼并几乎是无解的。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张居正，不管他们的变法理念多么先进，多么受到百姓的拥护爱戴，只要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资本这个病灶，帝国的癌变死亡就无法避免，事实上，两人的变革实践都称不上成功。

　　大多数朝代亡于资本兼并。

　　只要允许赌局出现，只有当一个或一部分人把赌场里其它人的筹码和赌资赢光的时候，游戏才会结束。

　　每个朝代的历史也是如此，土地是赌资，财富是筹码。

　　当国家资本被官僚资本集团彻底兼并的时候，游戏也就结束了，土地与财富，都是资本的表现形式。

　　新朝伊始，政府各级官员大多出身平民，而到了朝代末路之时，主导国家政权的，无一不是官僚资本集团。

　　官僚资本集团，是文明国家的癌症。

　　国家的意义

　　族群的生存、繁衍与发展，是文明国家存在的意义。

　　文明与财富，是族群发展的成果与发展的能量。

　　文明国家的功能，是经世济民，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救民于水火，是带领大家好好过日子。

　　所以中国的历史文化，记载的是从蒙昧走向文明富足的历史，记载的是教人用火、教人造屋、教人养蚕织布、率人治水开疆的圣王先贤。

　　中国人的历史文化，传承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文明基因。

　　表现在政权建设上，它需要国家的领导者承担“圣王”的传统与使命。

　　表现在经济活动中，是物阜民丰，是集体主义传统，是周朝继承三代的“井田制”，是大同、小康，是孟子的不患贫而患不均。

　　文化与道德的自觉力量是有限的，当经济活动与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多元的时候，这种约束力就更加微弱。

　　这个时候就需要国家发挥它“中道而行”的约束管理作用，圣王先贤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形成了“士农工商”的价值排序，士，提供的是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与管理职能。它体现的是文化优先、政道合一的理念，这是文明国家的内核；三农奠定了一个国家的衣食之安；工业为国家提供保家卫国的装备、大型工程的施工能力与最丰富的造物；商业通利万物，为整个社会经济提供了流动性与活性。四者相辅相承，缺一不可。义与利是社会价值的两端，士离义最近，而商离利最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背弃道统文化，洋奴遍地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一个迷失发展目标，一切向钱看的民族也是没有未来的。

　　汉唐宋明前期，国家对士农工商进行较好的管理，呈现出繁荣富庶的景象，而到了帝国后期，士农工皆为商所兼并，资本从激活社会的能量，变成侵食帝国肌体的癌变的黑洞。

　　秦与隋的问题，在于暴力机器在手，领导者只见作为权力的帝国，不见人民的现实权利。只想着被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帝国，不管制度多么先进，基础建设多么能泽被后世。只要眼中没有百姓黎民，它的覆亡只在转瞬之间。

　　艰苦朴素是传统，但在商人们看来，只有打破这个传统，才能创造更多价值。

　　从“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到“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文学叙事中，帝国的士人敏感地表达了自己的焦虑与担忧。到了晚明，士农工商的界限日渐模糊，而国内资本兼并不断加速，直至出现“改稻为桑”资本与农民的冲突。这已不是简单的经济活动或者产业升级，而是不顾百姓死活，危及国本的结构性塌陷。此时的国家尚能自我修复，维护其经世济民的底线，所以圈地运动并没有在明代历史出现。

　　羊吃人是作为普遍现象出现在英国的，代表资本利益的英国政府显然没看到人的存在，在他们看来，农民是未来的产业工人，产业工人不过是资本的机器与奴隶。

　　那些把工业革命时期的大英帝国，把杀人剥皮的北美匪帮视为比大明帝国更先进文明的文化历史学者，他们的人性在哪里呢？英国矿洞里童工的冤魂、夷酋脚下的人皮靴虽成往事，但蛮夷骨子里渗出来的反文明、反人类的暴虐凶残，洋奴们无论如何也是舔不干净的。

　　开启全球化之前的帝国，由于山海阻隔，国家的边界往往也是帝国资本家的边界。当既定秩序的自由市场完全饱和之后，日渐膨胀的资本挣脱了士农工商秩序的束缚，在国家内部开启了资本兼并的蛊王争霸赛，政权、土地与工厂都成为其觊觎的对象。最终，相对平均占有土地财富的人群，变成数量庞大的绝望蚁群与数量稀少的大象。游戏至此结束，而新一轮游戏，则从蚁群分解大象开始。

　　当我们说气数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理解这个概念，以资本为例，当它被合理的管理与使用的时候，它是作为能量与流动性的动力之源，而当资本失控之日，它表现为能量瘀滞与聚集，从流动输布全身的能量本身变成堆积能量的肿瘤，资本已成为国家肌体的负累与病灶。自然界的生命遵循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国家作为复杂社会生命体同样遵循这一规律。我们说气数将尽，是说它已处于生命周期的终点。

　　随着杨良瑶远航非洲，唐代中国已开启了全球化时代，中外资本集团也自此合流。

　　新航路的开启，使得文明富庶的东方大国成为阿拉伯商人的天堂，过于宽松的民族政策，唐代的广州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法外之地，阿拉伯商人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来对抗政府。失之以宽，刑之以严。在帝国的黄昏，黄巢终结了这些无恶不作的国际资本家和他们的租界。

　　两宋海外贸易发达，泉州继广州之后，成为国际海商家族的聚居地。然而，南宋灭亡之时，屠灭皇室宗亲的，正是这个家族资本集团。

　　到了明代，中外资本家的合流更为彻底，明朝资本集团在一边中止政府主导的朝贡贸易体系，一边兼并国内资本的同时，与国外势力勾结，经略国际市场。追求财富的欲望化成了它们对中央政府的仇恨，它们的最大愿望，是把国家和民族卖个好价钱。

　　新朝初建之时，吕不韦与沈万三的命运不是偶然的，它体现了国家对资本集团的防范态度，而管仲的楚鹿之战、衡山之谋、鲁缟之战，正是一堂堂经济战争的教育课。他告诉唯利是图的国家与国民，忽视国防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鼠目寸光的逐利行为，会招致亡国之祸。

　　中央帝国的君主并非没有统治全球的雄心壮志，汉唐在朝鲜的经略、大明在南洋和西南的改土归流，都是其努力尝试的社会实践。中央帝国对文明辐射地带的直接管辖因成本得不偿失而终告失败。现实的挫折，让大明选择回归三代以来的传统，中央帝国与藩属国成为华夏文明最后的秩序。

　　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宿命

　　由资本到资本主义，是人类文明的重大变异。

　　但丁并不是照亮黑暗中世纪的第一道光，华夏文明才是。

　　明代的大航海运动，文明之光照亮了欧洲的黑夜，而此前的欧洲在宗教裁判所与烧女巫的游戏中寻找意义。

　　在文艺启蒙之后，走出黑暗宗教的欧洲以华夏文化为蓝本开始本土文明建设。不同于中国的陈胜吴广起义，也不同于印度甘地的挨打不还手运动。以路德、加尔文为代表的欧洲教徒们沿袭了天主教老旧的传统外壳，植入了儒家文明民本入世的内核，他们把这个西体中用的东西叫做新教。

　　先进文化为西方世界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欧洲自此从蒙昧爬向文明。

　　中国文化关注人，强调关注现实社会，新教徒们把它们对华夏文明的有限理解付诸实践。

　　世俗化是他们迈出的第一步，这是非常难得的进步，在部分摆脱宗教的蒙昧与桎梏之后，他们意识到了个体的价值与现实生活的价值，比起那些仍把幸福的希望寄托于天国或来生的教徒而言，这是跨越文明层次的人的觉醒。

　　由于其脱胎于黑暗宗教并且不肯抛弃黑暗宗教的外衣，使其无法真正理解华夏文明中“人”的含义，宗教蒙昧遮蔽了它对“天道”的理解。

　　路德和加尔文的努力，把纯粹蒙昧的人，改造成世俗的人，把人对无形之物的崇拜，改造成对世俗生活的追求和对工作的推崇。在此之后，上帝从无形的鬼神，变成了现实社会的劳作，变成劳作的成果，变成黄灿灿的金币。但在他们看来，劳作的意义是原罪的救赎，而不是现实生活的需求。

　　它完成了一半的进化，然后把这一半进化的人与另一半蒙昧的人重新融合。

　　它的身体来到了现实世界，黑暗世界的上帝仍旧抓紧它蒙昧的灵魂。

　　不知天，焉知人？在华夏文明语境中，人并非是独立于天道自然之外的独立个体，而是天道自然社会家国的全息生命体。少了天道这一层，西方文化意义上的人，更多是符号学意义上的人，而非文明社会中现实意义丰富的人。

　　在清教徒自以为理解了人与人的意义之后，另一个问题产生了。

　　人将何为？

　　他们的答案是，以虔诚的态度投入世俗化。

　　在这种世俗化的过程中，西方出现了产业，商业与资本，产生了资本主义。由于上帝的存在，他们并不需要“士”这个阶层。欧洲的所谓骑士与贵族，事实上是封建领主或资本家阶层的组成部分。古代中国的商业是作为健康社会能量流动的调节器，而在清教徒这里，商业成为通往上帝之路。

　　清教徒们第一次在人间以劳动收获人的存在感与物质财富。由于宗教的遮蔽，它不认为这是作为主人的自我与自然社会的能量交换，而把此当成新的原罪自我救赎方式。之前远离人间的上帝显然不适合在世俗世界发挥作用，他们需要新的上帝。一个为财富保驾护航的上帝，一个能够实现更多自我救赎的上帝。这个上帝叫资本主义。

　　而随着欧洲商业资本的发展，资本主义被进一步抽象提纯，财富与利润成了真正的上帝。

　　新教对人的探索，实质上是上帝羊群的有限进化，它通过积极的世俗化，并在世俗化中获得救赎意义与物质回报，除此之外，再无其它。

　　复制华夏的现有文明成果，导致西方失去源于天地自然进化出原生文明的机会；城邦村落式的社会结构、宗教催眠的羊群与群居性的生活方式，使得西方难以产生华夏的家国天下意识。

　　即便在经历了华夏文化的启蒙之后，他们所能理解的，仍然是分子化、符号化、世俗化的个人，与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宗教。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孔孟，而仍以蒙昧宗教的惯性视角来审视儒家，于是他们把儒家称之为儒教。道家思想更是被这群半开化的兽群理解成了神秘主义。

　　所以当郭台铭怜悯打工仔，迈克马谈福报的时候，他们之所以如此坚定，因为这是他们的信仰。

　　尼采说，上帝死了。他说的是传统的上帝，而此后的历史，无论是华尔街、洛克菲勒还是比尔盖茨，他们的上帝，不过是财富的另一个名字。

　　韦伯自己指出，造成欧洲社会人群差异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党派与民族性，而在于宗教影响。

　　同样因为对“天道”和“人”的不理解，在一大堆冠以“人权”、“民主”口号隔靴骚痒的著作之外，达尔文以动物世界的方式解读世界，在殖民霸权的加持之下，这种解读恰恰是半开化兽群社会的本色发挥。

　　资本主义在欧洲生根发芽的同时，欧洲开启了一场动物世界般的兽王争霸赛，葡西荷英法……列国的竞争为兽群文明提供了进化加速度。

　　近代工业文明技术的加持、兽群争霸的日常、低人权优势，使得西方社会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优势明显。以至于明代在全球特别在南洋开土拓疆的成果几乎被一扫而空。然后，全面退化到黑暗奴隶社会的中央帝国历代积累的文明成果与财富被这些半开化的西方兽群抢掠殆尽。

　　借助武力的绝对优势，野性基因强大的资本主义成了世界的高等秩序，而昔日引领世界的中央帝国被标榜为落后的代名词。自此，历史舞台的剧目由中央帝国的朝代更迭变更为列强的全球争霸。

　　西方列强势力相对均衡和西方宗教文化导致的革命传统、反抗精神的缺失，造成了西方世界现有秩序难以彻底粉碎然后实现文明的重构与进化。无论两次世界大战，还是崛起的超级大国内部以10年为周期的经济危机，都只是资本主义这一病态社会的阶段性危机转嫁与苟延残喘，只要这种社会制度与其利益阶层的存在，它就无法摆脱这种不治之症。

　　资本主义的全球帝国带着它的不治之症已达到其扩张的极限，在代表真正文明的中央帝国回归之时，它的湮灭已无可避免。

　　从中央之国春秋战国400年的争霸史来看，尽管西方列强在更为广阔的全球舞台展开竞争，但在技术与信息的双重加速之下，从葡萄牙西班牙抢掠全球开始，到美国霸权无可挽回的衰落，500年，资本主义已迎来它的黄昏。

　　现实世界与文明选择

　　与其说中美是两个国家，不如说是两种主义。

　　家国主义与资本主义。

　　世界的其它部分，无非是附庸国与资源国，区别是块头大一点或者小一点，历史长一点或者短一点。

　　家国主义是中央帝国的传承与复兴，它的基础是民本主义，是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的有机体。

　　新中国的建立，是家国主义的回归，朝鲜战争，已证明了家国主义的不可战胜。

　　浓墨重彩彰显四个自信，是传统“士”文化的回归。

　　粮食生产全球第一，菜篮子丰富多样。粮食安全掌握在自己手里。

　　工业体系完整，生产总值超过美日德之和，虽有不足，补牢未晚。

　　蚂蚁暂停上市，深深房中止，国家的强力管控，让资本回归到经世济民的正道上去。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内循环为主，内外双循环。

　　在这场竞争中，中国已基本立于不败之地。

　　说是中国的竞争优势，不如说是天道文明的优势，文明维度的优势。

　　既然资本兼并是历史周期的底层原因，那么没有可能让资本不兼并？自然是有的。

　　中国历史把三皇时代看作是华夏文明的黄金时代，是因为那个时代是真正的民主时代，百姓选举圣贤做自己的领袖，建立为百姓服务而不是为资本服务的政权。

　　新中国建立初始，我们也有过一个这样的黄金时代，人民选择了他们的领袖、选择了他们的政党和他们的军队。

　　"族群的生存、繁衍与发展，是文明国家存在的意义",新中国做到了。

　　那个时代的中国，是没有资本赌场的，资本兼并也就无从谈起。

　　资本作为经世济民的能量是不可或缺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掌握在谁的手里。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东林党是危险的，试图撬动地球的蚂蚁是危险的，日韩财阀是危险的，俄罗斯寡头也是危险的。我们需要的是人民的企业，人民的资本，可是我们不需要人民的企业家，人民的资本家。

　　我们是劳动者，不是寄生者，不是奴隶，劳动是我们的权力，也是我们的义务，我们不需要什么福报，更不会主动乞求996。

　　我们原本是国家的主人，是自己的主人，可资本家们总想着把我们变成资本的奴隶。

　　欧美日韩之当初所以选择中国作为生产基地，看中的是中国的成本优势，而大量血汗工厂之所以能够从中国农民工身上榨取丰厚的利润，恰恰在于新中国确立土地公有制带来的保障优势。

　　制度优势、工业基础、市场规模、人口素质为我们的国际化与现代化奠定了强大的竞争力。这也是我们走向未来的基础与起点。

　　今天中国的国际化与现代化，是新中国七十年国人努力与奋斗的结果。

　　与世界接轨，国门洞开之后，不少国人被自由经济的熏风吹的神魂颠倒，每个人都做着股场暴富的迷梦，殊不知已变身为索罗斯们的羊群与韭菜。

　　回归家国共同体，回归主人身份，回归劳动者本身，用双手创造未来，我们需要一场深刻的文化溯源与认知革命。

　　300多年前，以东林党为代表的资本集团，穿透大明帝国的边界，吸干了全球的血，也吸干了大明帝国的血。

　　自从美国实施生产要素全球配置以来，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已不可避免。随着特朗普的落寞谢幕，制造业重回美国的梦想终将破灭。

　　千万人感染病毒，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内部无血可供，外部无血可吸。

　　作为人类文明灯塔的美国还能撑多久？

　　美剧《星际迷航：皮卡德》塑造了一个博格族群：博格人是半生物半机械的生化人，在博格集合体中，博格个体没有自我意识，他们通过一个被称为博格女皇的程序对整个集合体进行同化与控制，博格女皇是博格人共同的叙事体，也是他们的神。

　　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到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虽然表面上都是以“制度文明”的名义著书立说，但他们始终回避个人、家庭、民族与国家的内涵与关系；凯勒奇更是粗暴地摧毁国家边界、种族边界和文化边界，让人以均质分子的状态直接变成羊群与韭菜田，以便于资本的孽生与收割。

　　中世纪欧洲的黑暗森林中，没有人的影子。以人的名义建立的新教，以及新教孵出的资本主义怪胎，同样也没有人的影子。

　　韦伯、福山等西方学者的所有努力，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是中世纪的黑暗宗教寂灭之后，试图通过资本主义话语体系重新建立奴役世界的新宗教。

　　资本主义宗教破灭之时，才是人类真正的解放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