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用一个模型来解释美国大选中种种的诡异现象

lameihua

　　（上）

　　这次美国大选，可以说不但颠覆了很多人的常识，也颠覆了很多人脑子里的思维逻辑。不是说民主党代表穷人共和党代表富人吗，怎么最上层的精英与最底层的被救济者站在了同一个战壕？意识形态氛围一直不浓厚，甚至社会主义在这里都没有立足之地的美国，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强烈的对抗？对抗如此之强烈，为什么却很少看到实质性政策的交锋？

　　美国究竟怎么了？这还是原来的美国吗？美国是真正被撕裂了，成为一个被撕裂的社会吗？撕裂了的美国还有没有可能重新愈合？如果说美国民主硬的制度框架需要软组织的支撑，这个软组织现在还存在吗？这个民主制度还能不能有效运转？甚至有人担心，美国会不会走向分裂？

　　下面我将尝试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对上述问题提出一些解释。同时，我相信这些解释的脉络，对于我们理解当今世界那些最根本性的变化，也能有所裨益。而这个模型，就是我2019年7月提出的斜线式切割的概念框架。

　　我们知道，社会结构是分层的，也就是说，人们的地位是以垂直的方向按照高低不同排列的。在以往的时代，我们看到并习惯的是结构的水平线式切割。也就是说，社会结构从整体上来说是金字塔式的，然后在中间的某一个部位，画一条或两条水平的线段，把这个金字塔分割成两个或三个部分，于是就有了社会的上层与下层，或上层、中层、下层。这就是社会结构的分层（这张及下面的那张图，都是逻辑意义上的示意图，美国现实的结构其实是一个菱形的结构）。

　　在全球化之前的时代，社会结构的分层，政治阵营的对垒，经济上的贫富分化，以及精英与下层的分殊，基本上都是沿着这样的水平线形成的。就是到现在，人们一说到社会撕裂的原因是由于贫富悬殊，还仍然或是盲目或是固执地使用这样的框架。殊不知，这个框架在当今的时代，尤其是在当今的美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过时了。按照这种框架，他们对于社会中最顶层的精英与最底层的民众如何成了民主党的共同支持者，永远也搞不明白。因为按照这种过时的框架，这两部分人应当是分属两个阵营才对。

　　实际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结构已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现在的社会结构，仿佛是被一条斜线切割了。一部分上层、一部分中层、一部分下层，形成了A部分，即步入了全球化轨道的部分；其余的，即B，同样包括一部分上层、一部分中层、一部分下层，则成了被甩在全球化轨道之外的部分。这个结构的特点是，AB两个部分都同时包含了部分的底层、部分的中层、部分的上层，而不是一种简单的上下的分野。这是与原来的那种结构分野不同的。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窥见这次大选乃至此前美国社会中种种奇异现象背后的逻辑：为什么部分的中下层甚至部分最底层的人与华尔街的金融精英成为民主党的共同支持者？为什么出现了有人所称的富豪民粹主义，以及作为亿万富翁的特朗普成为其代表者，甚至班农提出要将共和党转型为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也就更可以理解，下面这两个似乎矛盾的现象为什么实际上并不违和：一方面特朗普的减税政策被人们认为是向富人倾斜，另一方面则认为他代表的是铁锈带的老白穷的利益。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左上边的A，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全球化过程的受益者。而这个全球化过程的主要受益者，其实更多的是上层，就是人们经常说的那些金融精英、资本精英、科技精英。甚至有人也把它叫做是一个全球化的既得利益集团。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了部分的中下层。在另外的一边，就是右下角的B，则可以看作是全球化过程当中的利益受损者，这当中，中下层占了相当的比例，但是其中也有部分的上层（至于最底层的一部分人为什么会与最上层的精英站在一起，我们下文会讨论到）。

　　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前时代的新的社会结构的图景。现在人们通常讲的美国社会的撕裂，就是由此而来。图二中的那条斜线，就是撕裂的边界。但通过上面的两个图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撕裂已不是过去的撕裂。继续用贫富或上下的框架来理解当前美国社会的撕裂，不但不能自圆其说，而且只能将自己引向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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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线式切割与驴象之争背后的阵营：用一个模型来解释美国大选中种种的诡异现象（二）

　　就目前而言，可以说，美国正处在两种结构并存的时期。但即便如此，新形成的斜线式切割的结构，已经使得美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逻辑都与往昔明显不同。正如有人指出的，这也许是一个重新定义美国的时刻。事实上，被重新定义的，可能不仅仅是美国，也许是整个世界。

　　所有这一切，在本次大选中以令人目瞪口呆的方式展现了出来。

　　让我们首先来讨论在美国斜线式切割社会中最基本的政治与社会分野，以及两党之争背后的阵营。

　　如上篇文章所指出的，在过去相当长的的历史上，美国如同其他国家一样，形成的是一种以水平线切割的分层体系。上下或贫富之间的营垒成为社会政治分殊的基本框架。传统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格局也是在这样的结构背景下形成的。这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共和党代表上层或富人，民主党代表中下层的概念。

　　但这种格局在过去的这些年中显得有点模糊不清。如果仍然用过去的眼镜来看目前的现实，会越看越糊涂。事实表明，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彭博社有一篇文章详细列举了对特朗普和拜登个人捐助者的研究数据：

　　拜登的主要个人捐助者来自于大学、联邦政府雇员科技公司和华尔街。特朗普的主要个人捐助者则来自邮递公司比如联邦快递、沃尔玛和军队。支持特朗普比例最高的两个机构，纽约警察局和美国海军陆战队，70%的捐款雇员是捐给了他。而facebook和华盛顿大学，97%的雇员捐给了拜登，这是支持拜登员工比例最高的两个机构。

　　总的来说，在美国打工者联盟中，白领几乎一边倒支持拜登，蓝领几乎一边倒支持特朗普。捐款的农场工人（主）职业中84%的人捐给了特朗普，建筑工人职业中75%捐给了特朗普。捐给特朗普的其他职业中的比例是：64%的出租车司机，76%的卡车司机，60%的小商人，57%的一般技工，58%的消防员，56%的保安。

　　而教授、律师、心理咨询师、老师、作家、医生、护士、软件工程师、会计这些白领职业基本上一边倒支持拜登，其中在教授群体中只有6%支持特朗普，94%支持拜登，律师中12%支持特朗普，88%支持拜登。完全是不成比例的一边倒。

　　调查者得出的结论是：很明显，越是得益于全球化的职业或者企业越支持拜登，如软件工程师、律师等，越是靠近政府分配环节的越支持拜登，比如教授，普通中学老师、联邦各机构雇员等。越是靠自己自食其力的越支持特朗普，无论是做小生意还是出卖劳力。

　　从这里可以看出，一种与旧的上下分野不同的新的阵营正在形成。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除了上面列举的人群外，还包括了相当一部分与全球化联系不太紧密的传统企业的企业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他们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过程中，利益受到冲击和损害。他们是特朗普减税政策和产业回流措施的受益者（至少是理论上的受益者）。这部分人也通常被看作是富人或上层，但他们与那些深深卷入全球化过程的金融资本、技术资本和权贵资本，无论在利益上还是在政治立场上，都是明显不同的。

　　这就是今天美国社会结构的新格局，是美国政治的新背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原来以代表中下层利益为特征的民主党正在演变为代表与全球化相联系的社会力量的政党，而共和党则在演变为代表本土性各个社会阶层的政党。这次的美国大选，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但尽管如此，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没有得到解释：为什么最顶层的精英与部分最底层的民众成了民主党的共同支持者？难道他们有什么共同的政治主张吗？而且，这种现象即便按照上面的斜线式切割图形也无法解释，因为他们并不是深深卷入全球化的那部分，甚至其中的一部分人连其所在的社会也没有真正融入（如生活在社会边缘的某些移民，尤其是新移民）。

　　为了形象起见，我们需要将第二个图形细化一下，即将原来的B细分为B和C两部分。这里的C，就是游离在社会边缘的某些下层，尤其是某些移民，特别是新移民。C与A的情况完全不同。A中的大部分人位于社会的中上层，而C则处于社会的最下层。但这两部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与美国社会某种程度的疏离。A的疏离是由于其利益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嵌入于全球化中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而C的疏离则是由于不能完全融入美国本土的经济体系。一个是脱嵌，一个是未能充分嵌入。景况完全不同的两部分人，在一个特定的场景中走到了一起。

　　其原因在于，对于后者来说，民主党的一些政策，特别是福利政策，为这些不能完全融入美国本土经济体系的人群提供了某些帮助。

　　当然，我们不能过分夸大这种疏离性，更不能在是否对国家忠诚的意义上理解这种疏离。但必须看到，利益嵌入于全球构架的人与利益完全捆绑在本土框架上的人，其眼光和态度是会有差别的。这就是全球化过程对于一个社会内部社会结构的重构。这一点，也许很多人没有能够充分地意识到。这说明，时代真的在变。

　　当然，文化的与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是重要的。有时间我们将另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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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抽离与结构坍塌：用一个模型来解释美国大选中种种的诡异现象（三）

　　【本文原题是《资本抽离与社会断裂》，原发于《孙立平社会观察》2018年3月17日。那时，特朗普执政才仅仅一年有余，人们还没有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冲击中完全回过神来。记得在2018年春季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的《发展社会学》课程上，我曾经提出资本抽离的概念，并在黑板上画过一张我前几篇文章讨论的斜线式切割的草图。但当时，我还没有明确提出斜线式切割的概念。现在，两年半的时间过去了，美国迎来了又一次总统大选。这次大选中发生的一切，更加的令人目瞪口呆。现在重新发表这篇文章，不仅对于理解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很有帮助，而且也可以将这篇文章看作是对斜线式切割概念的进一步诠释】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已经一年有余。在这期间，整个世界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整个人类也走到了一个转折点上。回顾和消化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变化，也许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今世界所面对的一些问题。

　　当时，特朗普的当选，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所以如此，是人们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的存在：美国社会的潜结构。即那个平时不发声的、往往受到人们忽略的那个结构因素。从实体的角度说，他们主要是白人劳工阶层和“农村中老年白人男性”。在这部分选民中，投特朗普的人数是希拉里的两倍。从结构或相互关系的角度说，人们频繁使用一个词：撕裂，用以说明当前美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特征。

　　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因素，让我们看到当今美国社会，其实也不单单是美国社会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特征，即资本抽离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的断裂。

　　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结构中的一对重要关系就是劳资关系。虽然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使两者能够和谐共处的机制，但由于利益关系，其间的张力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于是，人们看到的是工会、谈判、罢工等等这些现代社会中重要要素的存在。在处理得比较好的时候，两者的关系比较缓和；处理得不好的时候，两者的关系比较紧张。然而这一次的情况却与原来完全不同，这一次不是双方关系的紧张，而是其中的一方抽身而去。

　　这个过程的基本背景是：随着上个世纪末期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全球化的政治障碍被清除，原来实际上的半球化开始进入真正全球化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率先释放出的是资本这个全球化的先锋要素，使得资本开始具有真正的全球性特征。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资本的形成，意味着国界的淡化，资本无国界从理念变成现实。与此同时，这也就意味着全球性的资本在从本国的社会结构中抽离。

　　由此造成的结果，劳资的关系不是紧张了，而是坍塌了。由此，一种断裂的社会开始形成了。

　　说到社会的断裂，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是什么意思？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将不同的部分连接在一起的？

　　这就是社会整合的机制。

　　法国社会学家德尔凯姆曾经提出过一对概念：机械联系和有机联系。他的意思是说，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分工不明确，大家做着类似的事情，从而形成了大体相同的观念、信仰以及生活方式。这种基于共同经历的同质性和相似性把人们凝聚到一起。这就是所谓机械联系。

　　而到了近代，分工细化了，大家做着不同的事情，社会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异质性，原来那种传统的整合机制就开始失效了。但分工形成了互相依赖，种粮食的依赖做衣服的，反过来，做衣服的也依赖于种粮食的。谁都离不开谁。于是在这种差异性和互相依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整合机制。他将其称之为有机联系。

　　但我们要注意到，建立在这种异质性基础上的互相依赖，往往需要一种封闭的环境。

　　有点类似于国内统一市场形成打破了过去传统乡土社会中的互相依存一样，全球化的过程，特别是在美国这种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则正在瓦解着有机联系建基之上的国内的互相依赖性。于是，人们看到美国的资本在与不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形成了一种新的结合，美国的金融和科技精英与其他国家的蓝领甚至白领形成了一个链条。

　　这样，就把其本国中的一部分人，尤其是蓝领和部分中产阶层甩了出去。这就是美国所谓社会断裂的真正含义，而这种情况在不久前还是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人们对所谓建制派的怒火，对特朗普的支持很多就是来自这里。而特朗普竞选中的许多主张，以及就任以来所做的种种努力，尤其是重振制造业，鼓励制造业资本回归美国本土，甚至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美国，可以视之为修复这种机制所做的努力。

　　换言之，资本的抽离造成了美国原有社会结构的坍塌，从而形成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断裂社会。

　　资本抽离所造成的问题，是因为资本、劳动力、居民这三者的流动性是不一样的。

　　在空间的意义上而言，资本的流动性是最强的，特别是由于全球化资本市场的形成，资本的流动速度快，成本低。即使是资产形态的资本，由于各种资本运作形式的纷纷出现，其流动性也在明显加强。其次是劳动力的流动性。其实，就劳动力本身而言，其流动性是极强的，但在现实中，由于劳动力是嵌入于各种社会关系和结构之中，其流动还是要受到各种牵制。而作为居民的流动性是最差的，这不仅仅是由于居住地改变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在国与国之间，国籍是其中最重要的壁垒。

　　这三者流动速率的差异，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当资本快速流动的时候，劳动力可能被甩在一边；而当劳动力强行随着资本而流动的时候，作为居民的家人可能被甩到一边。美国愤怒的劳工体现的是前者，而中国农民工的两地分居以及大量留守儿童的存在，体现的则是后者。

　　应当看到，目前的中国，无论是在国际的意义上还是在国内的意义上，也都在面临着类似的资本抽离过程，以及资本抽离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在这当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的三个过程。一个是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抽离。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苏州。苏州曾以大量使用外资而形成苏州模式。而且这些外资主要集中在实业尤其是制造业领域。但这些年，随着国内外种种因素的变化，这些外资在纷纷撤离。二是中国国内资本的抽离。不仅大企业在海外大规模投资，一些中小型制造业企业也开始将企业迁移到海外劳动力便宜的地方。三是国内资本在地区间的流动以及对特定地区所产生的抽离效应。

　　这种资本抽离的过程，也将会对中国国内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这是很需要我们给予注意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抽离的情况下，社会结构变化会产生一种驱动力，这就是朝向民粹与极权的双重变奏。下层被资本抛甩出来，可能会更加向权力寻找寄托，于是就为权力的扩张提供了社会基础。这个问题也许将来我们还可以另文讨论，现在只谈一些最基本的想法。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中，国家权力、资本、劳工是三个最基本的要素，并由此形成一种最基本的三角关系。在这当中，资本与劳工的关系最具有日常性，也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平时，人们更敏感于两者关系的紧张与对立，但其实，两者更通常的关系是互相依赖。由于前面所述资本的流动性强于劳动力的流动性，因此可以说，劳工对资本的依赖性要更强。而这一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变得更为突出。

　　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工所面对的是什么呢？不是工资的问题，不是工时的问题，不是福利待遇的问题，甚至不是什么公正不公正的问题，他们面对的是依赖对象抽离之后的真空，是在一对互相依赖的关系中由于其中一方的离去而导致的自己位置的消失。或者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说：人们社会地位最重要的变化，还不是上下的变动，不是地位的下降，而是被结构所抛弃。在这种情况下，靠向权力，希望得到权力的拯救，就成了他们最现实的希望。

　　达伦多夫在分析极权主义的时候指出，成为极权主义基础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

　　这种意义上的变化也许现在仅仅是一个开始，还仅仅是由全球化带来的。如果再考虑到新技术和自动化带来的可能冲击，朝向这个方向的变化将会更为持久和强劲。这是在以前的时代我们所没有面对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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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民粹主义：富豪为什么也会民粹？（四）

　　富豪民粹主义是什么？

　　富豪民粹主义这个词很有意思，甚至有点吊诡。因为我们知道，民粹主义所代表的往往是底层、下层人的主张，体现的是下层、底层对于上层或精英的一种不满和反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粹主义和富豪其实应该是一个对立的东西。但怎么就出来一个富豪的民粹主义呢？更进一步说，在这样一个怪异的概念后面，可能会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值得我们去探究的社会现象呢？

　　我大略搜索了一下，最早提出富豪民粹主义这个问题，或者这个概念的，是英国《金融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它的作者是沃尔夫。这篇文章的题目叫《美国的富豪民粹主义》，发表的时间是2017年5月4日。此前学术界是否有这样的提法我不知道，能搜索到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老实说，是这篇文章的标题吸引了我。但认真看了文章的内容之后，我多少有些失望。因为面对这样的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词，我想象他总应当讲出一些让人恍然大悟的东西出来，从而使得我们能够在某一个方面，加深对这个社会、对当今这个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但是看了这篇文章，真的有点大失所望，实际上它讲的，不过是一个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问题。它说的是什么呢，是富人的一种策略。

　　他的意思是这样的：特朗普是一个富豪，而且他也是明明白白地站在富人的立场上的。比如说，他减税。按照沃尔夫的说法，这是一个把资源向富人那边集中的过程。说的更具体一点，他所代表的那样一个政党，共和党，实际上是一个为收入最高的0.1%的人群来争取利益的政党。但是，在这时候，就存在一个问题，你为这么少的富人来服务的一个政党，如何才能够在一个普选的民主体制当中通过选票来赢得权力，并且能够持续的来执掌这个权力呢？于是，他们就找到了一种策略，民粹主义的策略。

　　在沃尔夫看来，这个民粹主义的策略只是竞选中、顶多是执政中的一个工具而已，它是由富人来行使的，所以把它叫做富豪的民粹主义。

　　沃尔夫文章的分析，好像也就是到了这个层面。但对于富豪民粹主义的理解如果仅仅就是到达这样一个层面，即把特朗普和民粹主义的关系看作是历史上曾经重复了无数次的、一个政治家使用一种欺骗性工具这样一种关系，我觉得，这不仅会有碍于我们对问题的理解，同时也使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失去了它应该有的内涵、解释力与启示。

　　富豪走向民粹的第三种逻辑

　　富豪民粹主义这个概念是有价值、有解释潜力的，富人、富豪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其实，不仅仅是民粹主义，包括一些其他主要是反映底层民众诉求的社会运动，往往都活跃着富人、上层、知识分子的身影。大家都知道，俄国应当说是民粹主义的发源地之一，但能够形成比较系统民粹主义诉求和主张，而且能够推动这种民粹主义运动的，肯定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肯定不是那些处于底层的人。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资源。应当说，在当时俄国民粹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当中，贫民知识分子在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实也不仅仅是在民粹主义的运动中，包括在其他反映底层诉求的运动和革命中，这样的现象都是普遍存在的。在中国革命当中，我们都知道，有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和早期的参与者，都是出身社会的上层，有的是已经有一定成就甚至是著名的知识分子。

　　这样的现象，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越是出身上层的人，越有可能超越本阶层的圈子思考问题。因为他衣食无忧，他会考虑更多的问题，理想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可能会占有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他的追求也往往超出他当时所处的具体的物质环境。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非底层的人，或者比较上层的人，甚至是贵族与富豪，为什么会参加甚至发起以下层人利益为指向的社会运动。

　　这样，到现在为止，关于上层，甚至是富豪与民粹主义的关系，我们至少有了两种解释的逻辑。一种就是他们基于理想主义或情怀，确实是代表了底层人的利益和心声；还有一种就是，他们把这个作为一种工具，来实现他自己的目标。这是我们根据经验可以归纳出的两种解释逻辑。

　　新结构与利益的新同盟

　　但现在我们面对的可能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民粹主义。我知道，不少人不同意将特朗普与民粹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往往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同时是在贬义的意义上来理解民粹主义的。在此申明，我不想介入这样的争论。在讨论这种民粹主义之前，我想先给这种民粹主义下一个工作定义。这里所说的民粹主义是指一种带有反精英和排外特征的下层的、本土性的思潮。

　　在我们这几天连续讨论的斜线式切割的结构中，我们可以获得对这种民粹主义更清晰的理解。

　　按照上面这个斜线式切割的结构图形来理解，这种民粹主义的结构基础就是图形中的B部分。在当今的美国社会中，这是一个与全球化联系较为薄弱或被动，甚至是被全球化所形成的国际分工秩序甩出来的部分。至少，可以将他们看作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他们中包括底层中的失业者，包括景况日下的部分中产阶层，也包括带有较强本土性特征的企业主甚至富豪。在全球化形成的新格局中，他们形成了利益的一致性。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形成一种政治和社会的新联盟。

　　拜登在竞选活动中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这辈子都在跟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人打交道……他们会因为我们没钱或者我们的父母没上过大学而看不起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得到的一切都是继承的，然后虚度一生。”在这段话中，拜登是想将特朗普塑造成作为一般民众对立面的富豪。这在过去的结构和逻辑中，是完全能够成立的，也无疑会引起对富豪不认同的普通人对特朗普的不满。

　　但问题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世界已经不是这个逻辑。

　　富豪民粹主义的新特征

　　如前所述，即使是在当今的非革命年代，富豪民粹主义也并不鲜见。泰国的他信兄妹，南非的拉马福萨，乌克兰的季莫申科和波罗申科，还有像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都是这样的人物。这当中最引人瞩目的当然就是特朗普了。

　　与毁家纾难、背叛自己家庭或所在阶层的富豪不同的是，特朗普对自己的富豪身份一点都不回避，一点都不想拉开距离，一点都不刻意打磨掉身上的富豪符号。他爱吃汉堡，爱喝可乐，并非是想借此和群众打成一片，原因很简单，就是自己喜欢。甚至富豪令人不快的高调，他也不刻意掩饰。他甚至表示，他在白宫也住不习惯，因为离家里舒适的程度差远了。

　　不但如此，特朗普所体现的富豪民粹主义，一点都没有用打击富人利益的方式来为下层选民争取利益的意思。相反，在他那里，富人的利益与穷人是一致的。着当然是在B的范围中。反对将特朗普看作是民粹主义的人，常常将他的减税政策作为依据，说你看，他明明是在维护富人的利益，怎么能说他是民粹主义呢？问题是，站在特朗普的角度，着眼于B部分的利益逻辑，这一点都不违和。减税、企业发展、增加就业，是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这是一条富人与穷人利益一致性的通道。

　　其实，从上面的结构图中，我们还可以很容易理解这种民粹主义的两个鲜明特征：反精英与本土性。反精英，体现的是B与A的关系，体现的是非全球化的部分与全球化部分的利益分野。而本土性，体现的则是B与C、A的关系，尤其是与C的关系，体现的是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的利益分野。这样一来，对于特朗普这届政府的一些政策取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了。

　　说到最后，我想说，富豪民粹主义这个词也许并不确切。我们慢慢想个合适的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