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猫哥哥：农村的逆袭：中国脱贫攻坚工程的深度报告

lameihua

　　1985年，在北京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主持会议的中央领导突然出人意外地放映了一部纪录片《穷山的呼唤》。

　　这部纪录片是时任三峡省筹备组组长李伯宁亲自带人在三峡地区拍摄的当地居民的生活现状，其贫困落后的情况堪称触目惊心。

　　以武陵山区黔江县为例，全县二十几万人有八万人住在岩洞里，有近40%的农民食不果腹——不仅仅是粮食不够吃，而且常年缺油，甚至连盐都吃不上；超过30%的农民没有棉被，冬天只能围着火堆过夜……

　　这部纪录片在当时引起了与会者极大的震动，很多中央领导甚至当场流泪：建国36年，想不到还有这么穷的地方！

　　震动之后却是深深的无奈，当时国家太穷，要彻底解决贫困山区农民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的国力，只能在力所能及的层面对贫困地区给与基本的救济。

　　解放军总参总政调集了200辆汽车和大量棉被救济三峡地区贫困农民，水利部拨出专项资金为贫困地区打井解决饮水困难，交通部也拨了一笔资金给山区修路。

　　从1985年—2020年，武陵山区先后经历了不同的脱贫攻坚阶段，包括1985—1993年救济式扶贫，1994—2000年“八七”攻坚扶贫，2001—2014年开发式扶贫。

　　30年弹指一挥间，虽然武陵山区贫困面貌得到极大的改变，但是截至2014年这个偏僻的山区贫困问题依然很严重。

　　以酉阳县为例，2014年全县人口不到100万，年收入未达到当年贫困线标准2800元的人口却高达15.3万人。

　　2015年武陵山区终于迎来脱贫攻坚战的最后一战——精准脱贫阶段。

　　10月13日，中央网信办组织了一场“网络名人看脱贫攻坚”活动，这场活动在重庆有三个点，都是武陵山区的贫困区县——黔江、秀山、酉阳，我有幸成为这个活动的参与者，以下就是我实地考察贫困地区的经历。

　　1  黔江之一：学校与养老中心

　　黔江区我们首先去考察的是中信集团做的扶贫公益项目——位于黔江区沙坝镇的一所学校和一个养老中心。

　　沙坝镇距离黔江城区有1个多小时车程，是一个很偏僻的乡镇。但是，在这个乡镇上却有一所颇为气派的学校——沙坝镇中心学校。

　　沙坝镇中心学校与科普楼

　　这是一所覆盖周边几个乡镇的综合性学校，涵盖幼教、小学、中学，共有学生2000多人。中信资助这个学校做得很用心，不但投资修建了一所科普楼，还将这所学校做成重庆首批研学旅行试点学校，资助孩子们走出去看外面的世界。

　　研学旅行图片

　　在学校各个角落处处可见中信用心的细节，比如利用每栋教学楼一楼角落做成阅读书吧。

　　书吧

　　考虑到这个学校有40%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还贴心做了一个亲情聊天室，方便孩子们与外地打工的父母可以视频聊天。

　　亲情聊天室

　　我仔细观察了几个教室，很惊异地发现，一个贫困乡的学校居然每个教室都用上了视频投影设备。

　　这样的学校即使与重庆主城区学校相比至少硬件条件都毫不逊色，那些对孩子们很贴心的细节设计特别让我感动。

　　为什么？

　　给大家一组数据。

　　2016年民政部统计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902万人，超过90%分布在中西部省份，贫困地区留守儿童比例更是高达20.3%，5户人就有1户留守儿童。

　　由于父母与儿童长期分离，多数学龄期留守儿童不但要自己料理日常生活，同时还要承担一部分家务和农活。

　　少数儿童还要进行“逆向照顾”，即照顾年纪大或身体状况不好的祖父母，所以相当比例的留守儿童心理都有严重的问题。

　　2016年底国家卫计委人口流动司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全国12个省27个县做过一次调查。

　　调查显示，3周岁以下留守儿童出现社交情绪问题的比例高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可疑社交情绪异常率为27.5%，高于非留守儿童的19.8%。

　　随着年龄增长，留守儿童心理行为问题逐渐显现。小学四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留守儿童感到孤独、沮丧、想离家出走、自我伤害的比例都远高于非留守儿童。

　　其中初中一年级留守儿童“想过离家出走”的占比高达23.1%，报告“曾自我伤害”的比例为16.8%。

　　儿童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如果有上百万留守儿童心理不健康而得不到解决，这对于我们国家与社会的未来都将是一个极大的隐患。

　　怎么解决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的问题？

　　最重要的让父母与儿童不再长期分离（这个问题我们后面来谈）。

　　当暂时还无法解决父母与儿童长期分离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乡村学校就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比如沙坝镇中心学校就是一个不错的样板。

　　温馨的书吧可以陶冶孩子的情操（我小时候缓解坏情绪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书）；

　　亲情聊天室给留守儿童提供了一个可以与父母视频交流的渠道；

　　研学旅行让孩子们有机会走出去接触外面广阔的世界。

　　这些手段我相信一定能极大地缓解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问题，这就是让我特别感动的地方。我特别希望我们中西部乡镇学校能学习沙坝镇中心学校的模式，给与留守儿童更多的关爱。

　　这里，为中信集团下沉到黔江做公益事业的干部们点个赞。你们不是简单的砸钱做扶贫，确实很用心在关心孩子的成长。

　　然后是考察位于沙坝镇木良村的养老中心。

　　养老中心

　　这个乡镇的养老中心看上去管理得很不错。

　　养老中心的厨房、餐厅、食谱、老人居住房间

　　距离这个养老中心不到50米距离还有一个卫生室。

　　卫生室

　　硬件条件看起来没有问题，那么，在这里生活的老人是什么感受呢？

　　侯文华老人

　　这位老人叫侯文华，今年67岁，因为没有子女，是木良村的五保户。我问他在这个养老中心过得怎样？老人笑得合不拢嘴。

　　据老人描述，这里的生活条件比在家里好得不要太多——有专人照顾，房间干干净净，棉被是新的，伙食不错，洗漱也很方便。

　　这样的养老中心老人每月只要交400元——这个价格完全就是公益价了，一般的农村家庭应该都能承担。

　　侯文华老人因为是五保户，当地民政局每月给他发1000元，扣除400元养老中心费用后，还能落下600元。

　　民政局不但发钱，还给当地贫困户老人发衣服，发棉被，医保是新农合，全由民政局负责。

　　侯文华基本就是衣食无忧的现状。老人接受采访的时候差不多三句话就要带上一句“国家政策好啊”。

　　这些话不知道怎么就引发了旁边一位老人的情绪，那位老人突然无头无脑的说了一句：“这里干部好啊，我见到肖书记（木良村扶贫第一书记）次数比我儿子还多。”

　　2  黔江之二：电商扶贫基地与扶贫异地安置小区

　　黔江第三站是考察位于黔江区金溪镇的李家溪异地扶贫安置小区，这个安置小区同样也是黔江区一个电商扶贫基地。

　　安置小区

　　电商扶贫生活馆

　　金溪镇是重庆18个深度贫困乡镇中的一个。

　　老实说，我是一直主张把偏远山区的农民搬迁到城市的。原因很简单，要让居住在偏僻山区的农民脱贫代价太大了！

　　光是架桥修路通电通水等基础设施投资就高得吓人，但是经济学最优方案在现实中却未必能执行。

　　比如异地搬迁就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当地农民因为故土情节不愿意，另一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农民进城之后，怎么解决就业问题？

　　金溪镇对于异地搬迁的扶贫户主要采取了4个手段来解决就业问题。

　　其一是发展特色产业来解决就业问题，包括金溪桑蚕产业、食用菌产业、被服厂等等；

　　其二是利用重庆市卫健委与金溪镇结队扶贫的机会，培训医院护工到重庆各大医院从事住院病人护理服务；

　　其三是发展农村电商，做智慧农业；

　　其四是就地安置贫困户做公益工作。

　　产业扶贫的问题我们先按下不表，先来说说黔江农业电商的特点。

　　黔江区做农业电商总体上还是依赖邻居秀山县辐射全国的物流系统。由于黔江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物流基础条件不如秀山，所以黔江无法像秀山一样能将物流系统直接下沉到乡村，只能在乡镇一级做电商。

　　虽然物流条件差一些，但是黔江农村电商也在两个方面做出了自己的特色。一个是农业大数据平台，一个是农产品品类形式的开发。

　　农业产业供应链大数据云平台

　　桑蚕产业大数据平台

　　农掌柜

　　黔江这个农业大数据平台可以对农业生产、加工、运输、销售进行全程监控，全县农业生产每一个环节的数据变化都一目了然。

　　操作人员当场给我们演示了一下，在大数据平台上点击某镇某村某点，平台上立刻显示这个点农作物清晰的实时视频画面。

　　我问了一下，目前黔江区有近40%的乡镇规模以上的农田安装了物联网摄像头，预计到明年全县所有乡镇规模以上农田都可以实现物联网摄像头全覆盖。

　　所谓规模以上农田这是指种植规模达到百亩以上，黔江通过异地扶贫户搬迁，加速土地流转，让更多的土地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种植。

　　另一个就是黔江电商产品开发做得很用心。

　　举个例子，普通蜂蜜产品一般就是这个样子：

　　普通瓶装蜂蜜

　　但是黔江电商平台开发这样包装的网红蜂蜜：

　　网红蜂蜜包装

　　小包装一条15克蜂蜜，兑60毫升温水最合适，一袋蜂蜜7个小包装，正好覆盖周一到周日，每日是否喝过一目了然。

　　色调鲜明，语言也很贴近年轻人风格，所以立刻成为爆款网红蜂蜜。

　　走出电商扶贫工作馆，我们进入扶贫安置小区了解这里搬迁的扶贫户生活情况。

　　王建民，今年44岁，原黔江区阿蓬江镇彭家村农民。这个彭家村被称为悬崖上的村落，是旅游观光很不错的去处，但是对于当地居民而言，在悬崖上居住却是非常恶劣的体验。

　　王建民在彭家村的房子是一栋木房，不但潮湿而且采光条件很差，最麻烦的是，彭家村基础生活设施非常匮乏。

　　没有自来水，天然气，通讯网络（现在才勉强可以通2G），也没有生活配套，买包盐都要去镇上，单程路都要走3个小时。

　　最麻烦的是家里如果有人得急病，只能用门板把人抬到镇里卫生院。

　　彭家村这样恶劣的条件仅靠种植是很难生存的，所以王建民从部队退伍之后就出去打工。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2013年王建民遭遇一场严重的车祸，整整昏迷了33天，这场车祸不但花光了他打工全部积蓄还背负了十几万的债务。

　　等到王建民好不容易还清债务，2017年他又被确诊患上白血病。一般人连续经历这些磨难早就垮了，但是王建民却坚持下来。他以顽强的意志坚持完成了整整8个疗程的化疗，忍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

　　但是高昂的医疗费用却让这个家庭不堪重负。虽然王建民战友发动了多次捐款，然而战友的捐款与治疗费用相比只能是杯水车薪。

　　阿蓬江镇政府得知王建民情况后立即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在王建民第一次化疗之后就迅速将王建民办成贫困户（贫困户一般医疗费用可以报销90%以上，个人医药费超过一定金额还可以二次报销），提供精准扶贫保障，提供民政救济，提供子女生活费补助。

　　在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全力援助下，王建民不但战胜了病魔，家庭也没有让这场大病击垮。

　　2019年王建民一家五口从彭家村搬迁到李家溪异地扶贫安置小区，获得一套125平米的住房。

　　按照国家扶贫异地安置政策，王建民一家每人只要支付2000元，全家支付总计1万元就能获得这套房子永久居住权。房子有简易装修并且配置了简单的家具、家电。

　　王建民家里照片

　　按：国家对异地扶贫搬迁给与了极大的政策与资金支持，包括中央预算内资金7000元/人，专项建设资金5000元/人，地方政府债券资金10000元/人，长期信贷资金人均不超过35000元。

　　以上林林总总加起来国家给贫困户搬迁每人提供了5.7万元资金的支持。这就是王建民一家五口只花1万元就能住上这套125平米房子的原因（贫困户异地安置人均居住标准是25平米）

　　因为王建民患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所以当地政府给王建民安排做社区公益工作，每月扣除社保之后有1400多元。

　　在采访中王建民一再给我描述，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完全是天壤之别，在这个小区里水电气网络一应俱全，生活也非常便利。

　　但是，当我问到彭家村的村民是否都搬出来的问题时，王建民却告诉我还有少部分村民没有搬迁——原因很简单，就是一个故土情节让这些村民死活都不愿离开那个悬崖上的村庄，这个答案让我唏嘘不已。

　　王建民留在彭家村的土地现在流转给当地政府做花椒基地，每亩租赁价是50元/年，5亩地每年有250元。看上去不多，但是却有特殊的意义。

　　偏远山区的贫困户异地搬迁到城镇，然后留出的土地可以集中起来做规模化产业化种植，带动当地不愿搬迁的贫困户脱贫，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对于王建民而言，如果没有国家的扶贫政策，2017年那场重病可能就已经击垮了这个家庭，更别说能住上现在的房子。

　　国家大力推动的脱贫攻坚战确实点亮了无数贫困户绝望的人生。

　　3  黔江之三：扶贫产业

　　黔江最后一站是考察金溪镇桑蚕产业基地。

　　金溪镇土地贫瘠，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地下水（喀斯特地貌），农业种植完全靠天吃饭。

　　过去这里的农民主要以种植粮食为主，每亩收入只有500—600元，按人均2亩耕地计算（该镇人口有1.4万，耕地面积2.8万亩），年收入只有1000余元，根本就无法养家糊口。

　　所以当地年轻人只能外出打工，没有能力出去打工的就只能留在当地务农，2014年该镇建卡贫困户505户总人数1988人。

　　当地的脱贫思路就是发展桑蚕产业，耕地改种桑树，农民组织合作社养蚕。

　　陈正文，74岁，是当地有名的改粮种桑致富带头人，也是金溪镇桑蚕产业合作社发起人之一。老人之所以一开始就以巨大的勇气改粮种桑，最主要还是种粮收入太低。

　　陈正文老人

　　陈正文家里只有5亩地，过去种植粮食每年收入只有3000元左右，根本无法养活一家人吃饭。子女都出去打工后，老人因为年纪太大只能在家务农。

　　2017年金溪镇长春村村民腾树人、陈正文、腾树长三位老人率先在长春村搞起了桑蚕产业合作社。前期动员几十户村民集中400亩土地入股合作社，次年合作社扣除种桑与养蚕人工成本后还净收入十多万元，参与入股的农户收入远超种植粮食。

　　以陈正文为例，5亩地入股，每年可收入土地租金2500元，陈正文在合作社上班，每日可拿90元工资（一般农民上班工资是80元，陈正文是管理人员，工资多10元），8个月工资收入超过2万，年底还能拿合作社分红，这样七七八八算下来，陈正文每年收入超过2.5万元，是过去种植粮食的8倍。

　　金溪镇长春村发展桑蚕产业得到了当地政府大力支持，不但为长春村配套建设了乡村产业公路，还帮着修建了养蚕共育室、养蚕钢棚、智能化温控共育工厂等设施。

　　当地政府不但为养蚕农户提供技术支持，还为合作社发展提供财政补贴以及免息扶贫贷款，让金溪镇桑蚕产业越做越大，目前全镇桑树种植面积已经超过1万亩，产值突破1100万元。

　　合作社收购蚕茧

　　金溪镇蚕茧合作社收购价是38元/公斤，在现代化设备支持下大致一个月就能出一批蚕茧，全年除冬季最冷的几个月外，养蚕时间长达8个月，可以出7批蚕茧。

　　这些蚕茧最后由山东丝绸公司收购。

　　在桑蚕收购点旁边就是金溪被服厂，这是重庆市卫健委支持的扶贫项目，这个被服厂主要为卫健委生产所属医院系统被服，也为黔江区学校生产校服。

　　目前能解决53人就业（其中建卡贫困户15人，低保残疾人6人），工人月平均工资3000元左右。

　　金溪被服厂照片

　　老实说，最初考察这个被服厂我是有点担心的，因为这样在山区建设的小规模纺织企业从成本的角度是很难与沿海纺织大企业竞争的。

　　如果让医院系统采购金溪被服厂的医院被服成本远高于市场价格，那么这个被服厂未来可持续发展吗？

　　后来我算了算账也就释然了。

　　这个被服厂规模不大，去年销售额只有700万元，分摊到卫健委所属医院——一家医院也就是采购十来万的被服。就算成本高一点，让每家医院多付出一两万元代价，但是重庆市卫健委所属医院哪个营收每年不是在几亿甚至10亿以上？

　　每年多花一两万元支持一下贫困地区就业其实也不算什么，我想没有哪家医院会为这点小钱较真。

　　4  秀山：发达的物流与扶贫干部

　　黔江之后我们来到秀山。

　　秀山虽然地处武陵山区腹地，但是它的地理位置特别好，刚好处于重庆、贵州、湖南、湖北四省交界的结合部。往大了说，秀山占据着成渝双城经济圈、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经济圈等三大经济圈互联互通的咽喉位置。

　　秀山地理位置图

　　这种交通枢纽之地特别适合做物流，所以秀山是重庆市规划建设的五大物流枢纽之一。重庆恰巧也是西部陆海通道的枢纽，所以依托重庆，秀山也成为西部陆海通道的一个东线物流的枢纽。

　　西部陆海通道东线物流的枢纽

　　有上述得天独厚的条件，秀山物流系统做得特别好，西部地区一般县城物流最多下沉到乡镇，秀山却将物流系统下沉到乡村。

　　秀山乡村物流收发点武陵生活馆

　　这个武陵生活馆不是一个简单的快递收发点，而是集快递收发、生活小超市以及综合金融功能的综合性服务点。

　　比如这个农业银行的智能终端一体机，不但可以解决农民存取款的需要，还可以办理水电气通讯业务，更可以通过这个终端平台购买其它电商平台的商品——

　　我看到有京东商城，通过这个农村智能终端机购买网络商品比我们用智能手机下载APP购买还要便宜（估计政府有专项补贴），而武陵生活馆在这个智能终端机每办理一笔业务，农行都要给0.2元—1元的费用。

　　一个设置在乡村的武陵生活馆每月通过收发快递、出售生活用品、办理金融业务大致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在解决一个农民就业的同时也解决了物流系统下沉乡村的问题。

　　在强大的物流支持下，秀山农村电商快速崛起。

　　秀山的农村电商不仅卖秀山的农产品，还为整个武陵山区农产品带货销售。秀山县物流园区有一个武陵山消费扶贫交易中心，在这个中心里我看到有上千个附近几个县的农产品品种。

　　2019年秀山实现网络零售28亿元，其中农特产品电商销售额13亿，带动全县电商从业人员达到2.6万人。

　　秀山县我之前来过，所以在这个点我就没有去采访贫困户，这里讲一个当地扶贫干部的故事。

　　扶贫干部赵茂兴

　　赵茂兴，57岁，原秀山县残联副理事长，2015年被派驻秀山县隘口镇富裕村担任第一书记。这个村名字是“富裕”实际却是不折不扣的贫困村，2014年该村建卡贫困人口就达215人。

　　从2015年—2018年，仅仅3年时间赵茂兴率领全体村民共同努力，在富裕村建成480平米活动室，修好3公里环山公路，4公里产业路，2座水泥桥，整治4100米河堤，新建11口蓄水池，彻底解决村民出行问题、饮水问题、产业运输问题。

　　过去富裕村村民到镇上去办事半夜鸡叫就要出门，到了晚上才能回家，现在汽车可以直接开到家门口。

　　3年时间，赵茂兴率领村民发展以种植核桃为主的主导产业，开垦荒地3500亩，种植5万多株核桃，加上套种雪莲果、中药材等经济作物，让富裕村所有贫困户彻底脱贫。

　　2018年，当赵茂兴三年任期满了之后，富裕村村民自发组织到镇政府请愿，强烈要求将赵书记留下来。面对村民的要求，当时已经年满55岁的赵茂兴真的就留下来了。

　　在对赵茂兴采访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印象特别深刻——赵茂兴在给我们介绍富裕村核桃产业时，流利地报出了全村种植核桃的数据：52607株。三千多亩的核桃树居然统计数据能精确到个位数！

　　怎么做到的？

　　下来一问才知道，赵茂兴与县里的扶贫工作队在发展核桃产业时，不但要精确统计购买核桃苗的数量，还要建卡跟踪每一株核桃树生长与出产情况。

　　5万多核桃树要跟踪每一株的生长全过程！扶贫工作能做到这个份上，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5  酉阳：旅游扶贫与产业扶贫

　　秀山之后就是到酉阳县，酉阳地处武陵山区腹地，地理位置十分偏僻，是重庆市贫困人口最多，扶贫任务最重的区县。

　　直到2014年全县贫困发生率还高达17.4%，建卡贫困人口15.3万人。到2019年年底，已累计实现14.9万人脱贫，全县贫困发生率降低到0.5%。

　　那么，酉阳县又是如何扶贫的呢？

　　酉阳县扶贫还是靠发展特色产业，这个特色产业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发展乡村旅游，通过旅游业带动就业，另一个就是搞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规模化种植。

　　首先是旅游产业，我们来到位于酉阳县板溪镇叠石花谷生态园。这个生态园占地3000余亩，主要特色是各种石头——

　　当然，这些不是普通的石头，而是号称“地球日记”的寒武纪叠层石头，在全国都非常罕见。

　　这些石头虽然有极其厚重的历史，但是对于当地居民却是非常痛苦的绊脚石——土地上到处都是石头，怎么开展农业种植？

　　最后还是政府投资，将板溪镇这片石头山打造成别具一格的叠石花谷生态园，用石头堆砌各种景观，加上石头上种植花木——叠石开花，既有观赏性又能讲述一大段几亿年石头的历史，自然就成为新兴的旅游景点。

　　原来的石头地

　　叠石花谷生态园

　　这样一个景区对于当地贫困户意义重大。

　　贫困户张犁与妻子冉慧

　　这是当地建卡贫困户张犁与妻子冉慧，两人今年都是38岁，家里有20亩地，但是遍地的石头让农业种植出产极低。

　　没办法，两口子只能外出打工，打工收入虽然要高一些，但是麻烦事也不少。

　　2000年初张梨父母先后去世，两口子只能把两个小孩带在身边，因为在外面工作不稳定，两个孩子只能跟随父母不断转学。

　　2017年张犁因为在福建一个采石场打工腰部受伤，只能回到家乡。幸运的是，当地正值脱贫攻坚阶段，两口子没有工作就成为当地的建卡贫困户。

　　据冉慧描述，他们回家后，当地扶贫干部几乎每周都要上门，关心他们的生活情况，还为两人到处联系工作。

　　最初给冉慧联系的是到当地一家制衣厂上班，张犁则是到附近做装零修工。不仅联系工作，还为他们两个儿子申请了生活补贴，大儿子读寄宿学校，每月补贴生活费860元，小儿子读走读学校，每月补贴生活费200元。

　　今年爆发疫情，制衣厂倒闭，然后就联系到叠石花谷生态园上班，张犁做景区保安，冉慧做景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

　　景区为工作人员提供一顿中午免费工作餐，两口子每月工资是1800元，扣除社保后大致能拿到1400元多一点。

　　目前张犁两口子全年收入结构是这样——

　　工资收入：两人每月拿到手接近3000元，一年3.6万；

　　土地租赁给景区：每年每亩租金500元，20亩地一年就是1万；

　　自己房屋租赁给别人做民宿，每平米年租金40元，张犁家房子有300平米，除了留两间自己居住以外，每年可以获得租金1万元左右。

　　当地出租做民宿的房屋

　　合计年收入5.6万元左右。

　　支出方面，每年两个孩子读寄宿学校，学费合计2万元，医保是新农合，个人每年缴纳30元，政府财政为每人每年缴纳220元。

　　这么七七八八算下来，张犁一家人是衣食无忧的。

　　酉阳最后一站是车田乡。这是酉阳深度贫困乡，2014年全乡人口8000多人，建卡贫困人口就高达2400人。那么，车田乡又是怎么解决扶贫问题的呢？

　　车田乡地理位置偏僻，过去对外交通十分不便，镇里人去县城办事基本就要赶一天的路，但是我们去考察却完全感受不到这样的问题，一路行驶都是路况良好的二级路。

　　车田乡二级路

　　据当地干部介绍，政府为了车田乡脱贫在基础设施投入相当巨大。近几年为车田乡修建二级公路27公里，仅此一项投资就高达3.3亿元，每公里造价在1000万以上。

　　另外还修建三级道路20余公里（每公里造价200万元），四级公路100公里（每公里造价50万元）。

　　前前后后砸了4.3亿下去，让车田乡交通状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交通条件的改善让车田乡具备了发展规模化特色农业产业的基础。

　　车田乡的农业特色产业就是油茶基地。

　　油茶与茶油

　　油茶被当地农民称为富贵树、子孙树，意思是油茶树成活之后就成了一颗摇钱树——年年都可以采摘油茶籽，一亩油茶就算是只卖油茶籽就可以收入3000元以上，是种植粮食的七八倍。

　　但是这类高价值的经济作物同样也存在种植门槛高、种植周期长的特点。

　　比如油茶树种植周期就长达5年。油茶籽主要用于炼油，其出产的山茶籽油被联合国粮农组织作为重点推广的健康型高级食用油。

　　山茶籽油富含角鲨烯、茶多酚、油酸、亚油酸、亚麻酸等多种营养成分，营养价值还要超过橄榄油，其发展潜力非常巨大。

　　车田乡目前种植油茶达到2.5万亩，油茶种植主要由酉阳县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当地国有企业）投资。这种投资虽然带有扶贫公益性质，但是也兼顾了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目前酉阳县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当地农民是这样的合作模式：

　　农民用土地入股，每亩每年收取150元租金（这个租金看上去很便宜，实际上大多是撂荒多年的荒地）；

　　农民去油茶基地务工，每天工资是100元。

　　油茶种植产生效益之前，每年每亩按照100元进行保底分红，在油茶种植产生效益之后，公司与当地农户按照6:4比例分红（农户的40%分红还要拿出8%给村集体），以后按照5年一个阶段，每个阶段增加5%红利给农户与村集体，最后农户与村集体分红比例可以达到80%。

　　按照这个模式，目前当地农民每年能拿到几万元收入，未来这个收入水平还能够进一步提升。

　　6  重庆扶贫思路的三条主线

　　本次活动我们花了5天时间，跑了三个贫困县十来个点考察基层脱贫攻坚的实践，总体来说还是收获良多。

　　通过这次考察我总结了一下，重庆开展的脱贫攻坚战总体思路是三条主线。

　　第一条主线是将政府行政资源与贫困户深度捆绑。

　　这种深度捆绑分为4个方面，以重庆市为例。

　　第一是从市、县两级机关抽调干部到贫困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同时从县里抽调机关干部组成扶贫工作队入驻贫困村，配合第一书记的工作。

　　第二，每个贫困户都与一个市县机关干部结成帮扶组合，与贫困户结队的机关干部要求每月必问必访（上门），实际上很多与贫困户结队的机关干部几乎每周都要去贫困户家里，有时一周要在贫困户家里住几天。

　　机关干部到贫困户家里就是为贫困户解决具体问题，小到修房屋，修水管，大到协调联系工作，申请民政救济无所不包。

　　第三，每个贫困乡由一个市级领导担任扶贫指挥长，并且一般要拉一个市一级某个实权部门进入指挥部。

　　以金溪镇为例，该镇就是由重庆市屈谦副市长担任该乡扶贫指挥部指挥长，市卫健委主任、黔江区一个区领导担任副指挥长。

　　重庆19个深度贫困乡都是这种模式。

　　这种模式就让贫困地区扶贫工作能最大程度利用政府的行政资源。

　　第四就是严格的考核。

　　从中央到地方对贫困地区扶贫情况有相当严格的考核，特别是中央一级的考核相当严厉，包括抽调中央机关人员、抽调异地机关人员、新闻媒体各种交叉暗访，考核对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落实情况，考核贫困户对扶贫工作的满意度——贫困户对扶贫工作满意度要达到90%以上才算合格。

　　去年仅酉阳县就经历了上级部门5次筛查式考核。

　　靠着这一套严密的模式，重庆市政府（其实全国都一样）的扶贫工作确实是动了真格，也表达对贫困人群最大的诚意。

　　第二条主线是贫困地区统筹规划。

　　我们考察的三个点（黔江、秀山、酉阳）同属武陵山区，这几个县的扶贫工作思路不是各搞一套，而是整体规划相互呼应。

　　比如秀山地理位置好就花大力气做物流系统，物流做好了就把农村电商带起来了，秀山的电商不仅仅是只做秀山的农产品，而是做整个武陵山区的农产品，依托秀山的物流系统，黔江、酉阳的农产品做电商就有了出路。

　　黔江、酉阳的物流条件不如秀山，就拼命搞异地搬迁，把土地流转集中起来或者做高附加值的农业产业，包括桑蚕、中药材、油茶、茶叶等等；或者做旅游景点开发。

　　第三条主线就是在贫困地区做可持续发展的优势产业。

　　在偏僻的山区搞工业化产业是不现实的，因为缺乏完整的配套产业链，即使勉强搞一些工厂出来也无法参与市场竞争，所以在山区扶贫主要还是只能在农业种植上想办法。

　　武陵山区土地贫瘠，种植粮食出产极低，要让农民获得更高的收入就只能去种植高附加值的经济型农作物。

　　但既然是高附加值的经济农作物自然种植门槛极高——包括前期投入大，种植周期长（我们考察的油茶、黄精等种植周期都长达四年以上），技术要求高。

　　不仅如此，要规模化发展高附加值经济农作物产业还得有便捷的交通路网做依托。

　　所以发展这些特色农业产业都有投资大、见效慢，属于典型啃硬骨头工程。

　　同样也因为上述特点，这些特色农业产业一旦做出成效，对于当地农民也就拥有了可持续发展的优势产业，脱贫致富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在武陵山区考察的三个县十来个点我们看到的大都是这类“硬骨头”特色产业——包括黔江的桑蚕产业、秀山的黄精、茶叶种植基地、酉阳的油茶种植基地。

　　各地区因地制宜结合当地情况种植不同的高附加值农业经济作物，没有一拥而上简单粗暴地复制模仿。看得出来，当地政府与扶贫干部在这方面是真正动了脑筋的。

　　这些贫困地区特色产业越做越好，也让这些贫困的农村产生了一个可喜的变化——农村慢慢能留住人了！

　　金溪镇桑蚕产业的蓬勃发展，已经陆续让外地打工的农民回来了十几人，秀山电商的崛起吸纳了2万多人（大部分是年轻人）做直播做电商，酉阳县车田乡发展的油茶深加工产业也吸纳了大量年轻人就业。

　　农村能留住人，不管是乡村振兴还是逐步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才有了希望。

　　7  扶贫资金的来源

　　另外我也看到，在偏僻的农村脱贫攻坚确实投入巨大。

　　首先是基础设施投入，在武陵山区修一条二级路每公里造价就是1000万，三级路每公里造价200万，四级公路每公里造价50万，酉阳县车田乡这几年光是道路设施就砸了4.3亿，秀山县富裕村小小的一个村庄道路设施也砸了2500万。

　　另外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投资也很大。

　　在秀山我们考察了一个黄精种植基地，一亩黄精前期投资就高达1.5万，1000亩就是1500万，酉阳油茶种植基地一亩种植前期投资就是3000—4000元，2.5万亩油茶种植面积光是前期投资就要接近1亿元。

　　以上还是前期投资，油茶种植周期长达5年，这个过程要支付农民务工工资，提供土地保底分红，这也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我大致计算过这些产业未来的收入，这些产业种植成功之后收益非常可观，最终能覆盖这些前期投入成本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持续投入的资金是非常高的数字，如果复制到全国的贫困地区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那么，资金从哪里来？怎么保障后续的持续投入？

　　以下有两张图，分别是历年重庆财政收入数据与历年中央财政向重庆净转移支付的数据。

　　2010-2019年重庆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2010-2019年中央财政向重庆转移支付

　　从上述图表可以看出，重庆历年财政收入节节上升，同样中央财政给重庆转移支付的金额也节节攀升。

　　在贫困地区考察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以及政府财政收入不断提高太重要了！

　　重庆如果不是这几年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再加上中央财政越来越大的转移支付支持，根本就不可能在贫困地区做出如此出色的扶贫成就！

　　当然，中央财政能给中西部落后地区提供强大的转移支付支持，归根结底还是东部发达地区的贡献，以上海为例，2000年上海向中央财政上交资金不过1200亿，到了2019年这个数据已经超过10000亿元。

　　我一直认为转移支付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最好的表现。全国集中资源先把沿海地区经济做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中西部地区为沿海发达地区提供廉价劳动力以及广阔的市场。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之后又通过转移支付来反哺中西部地区。

　　其次，贫困地区除了政府投入，也有大量的企业参与。我们的央企、国企都带有贫困地区的扶贫任务，比如在黔江地区中信集团的扶贫公益投资就达到20亿，国家还动员了1万个民营企业参与到脱贫攻坚战中。

　　这种动员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颇具我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特色。

　　为了保障农村地区持续投入的资金，9月23日国务院出台了一个重磅文件《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

　　这个文件内容很简单，就是要政府将卖地收入划出更大比例用于农村建设。具体是双指标考核——土地收入不低于8%，土地收益不低于50%。

　　按：土地收入就是政府卖地直接产生的收入，但是在卖地过程中政府要投入相当的成本去整治土地，包括土地征收赔付，道路与基础设施建设、7通1平等等。

　　土地收入减去土地整治成本就是土地收益。中央之所以用双指标考核，就是防止地方在土地整治成本上作假，而影响对农村的投入。

　　卖地收入是地方财政最大的一块收入，也是过去城市对农村最大的抽水机。大量农村土地被地方政府廉价收购，简单整治之后再高价卖给开发商盖楼，中间差额部分就被当地政府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这种城市单方面向农村抽水的模式让我国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让农村更加凋敝。

　　从2005年开始，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文件不断规范地方政府卖地收入的使用范围，其中对农村的投入是重点——

　　目前土地收入中有10%用于廉租房建设，15%用于农业土地开发，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10%用于教育投入，这一次又增加了8%用于乡村振兴。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8%，我国一年卖地收入在6万亿以上，增加8%用于乡村振兴这就是近5000亿的资金。

　　贫困地区多了这一块收入对于后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8  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熟悉我的老读者都知道，我一直对扶贫事业非常关心，也多次撰文介绍国内扶贫工作。

　　但是这些文章出台之后，总有人在后台留言：扶贫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吗？或者是：我是城里的人，我对扶贫不感兴趣。

　　现在我就来系统回答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扶贫不是政府应该做的事吗？

　　这个问题我可以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是！大规模的脱贫攻坚只有中国在做，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为什么？

　　三个原因。

　　第一是在西方民主体制下，既无转移支付的制度基础，也无转移支付的民意基础。

　　想象一下假如美国富裕的加州有两个政客竞选州长，政客甲宣称，如果他当选每年将从州财政拿出1000亿美元去支持最不发达的西佛吉尼亚州扶贫；政客乙则宣称，如果他当选则每年从州财政拿出1000亿美元给加州居民发红包。

　　请问谁会当选？

　　人性都是自私的，而且绝大部分人都指看重短期利益。所以，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没有哪个政客会提出拿出本地的钱去帮助落后地区的人民，那是政治自杀。

　　第二是在贫困地区扶贫投入从经济学角度大部分都是沉没成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比较低。同样的资源（资金）投入到发达地区往往能带来更高的回报。所以，全世界99%的国家都不愿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第三是就算有发达国家能够解决扶贫资金的筹集问题，但是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能动员几百万机关干部入驻在贫困地区扎扎实实做扶贫工作。

　　正因为上述原因，全球所有发展中国家贫困人群的生活是非常悲惨的。

　　印度贫民窟
　　菲律宾贫民窟
　　巴西贫民窟

　　亚非拉贫困人群居住的贫民窟不但房子破败不堪，还缺乏干净的饮用水、卫生的食物以及其他生活的配套。

　　菲律宾贫民窟孩子肮脏河里里寻觅食物
　　菲律宾贫民从垃圾堆里寻觅的腐烂的肉类

　　贫民窟的贫民收入微薄，有时为了一份工作要付出不可思议的代价。

　　贫民窟还是犯罪的天堂，这里每天都在发生抢劫、强奸、杀人等恶性案件，城市警察甚至根本就不敢进入贫民窟。

　　即使是号称“人类的灯塔、自由的象征”人均GDP是中国5倍的美国，也有大量无家可归的贫民露宿街头。

　　美国最底层的贫民每日除了能领取一些免费的食品券，其余社会保障基本为0，3亿多人口的美国还有8000万人没有医保，而我国医保覆盖率已经超过95%。

　　与全球其他国家贫困人群悲惨的生活相比，中国贫困人群却能享受“两不愁，三保障”的待遇。

　　所谓的两不愁，就是吃饭、穿衣不愁；三保障，就是基本住房有保障、基本医疗有保障、基本教育有保障（其实我在贫困地区看到政府对贫困户其实从三保障已经陆续做到四保障、五保障，甚至六保障——饮用干净水有保障，用电有保障，通讯网络有保障等等）；

　　贫困户门前两不愁，三保障公示卡

　　今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一票号称更皿煮更有人权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老百姓生命面临严重的威胁的时候，不但核酸检测要收取高昂的费用，还公然宣布60岁以上老人不能用呼吸机，不能进ICU——因为要把医疗资源留给更有拯救价值的年轻人。

　　而在中国，不但一开始政府就宣布核酸检测免费，新冠治疗免费，还全力救治上百岁患者，并为此承担一百多万的治疗费用。

　　这种对老人截然不同的态度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对老百姓执政的诚意。

　　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对老人的态度只是特殊时期的个案吗？

　　不是。

　　在每一户贫困户门口的两不愁，三保障公示卡就代表着中国政府对弱势群体一种旗帜鲜明的态度——

　　中国这片土地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被放弃！

　　老实说，这种感觉真好。

　　扶贫走基层活动结束之后，在一次饭局中朋友们都来问我，这次下基层我看到了什么，最初我想告诉朋友们在基层看到的那些点点滴滴的扶贫故事，但是话到嘴边却突然蹦出这样一句话——

　　“我看到老有所终，幼有所教，贫有所依，难有所助，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这句话出自《礼记》，是儒家思想对社会的最高理想。毫不夸张的说，这个理想在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了。

　　最后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

　　中国政府实施的脱贫攻坚工程对于城市市民意味着什么？

　　去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次高达1.4亿，出过国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中国的治安即使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是非常好的。

　　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半夜12点出门去吃饭K歌撸串搓麻将几乎都不用担心会有啥危险。在国外则没有这么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哪怕是美国最繁华的城市纽约，有些街区在晚上出行也是有很大危险的。

　　那么，一个发展中的中国凭啥治安能超过很多发达国家？

　　这个原因有很多，但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一直在努力扶贫，贫困人口一直在大幅度下降。

　　请记住，贫困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2000年，我国年收入低于2200元的贫困人口超过2亿，其中没有解决温饱的人口3522万人，那一年公安部立案的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是23163件；

　　2017年，全国贫困人口4000万人，基本消灭了没有解决温饱的人口。那一年公安部立案的拐卖妇女儿童案件降低为6668件，2018年再次降低为5397件；

　　2000年，全国凶杀案立案有28429起，每十万人发案率为2.03；2019年凶杀案发案数量降低到7379起，每十万人发案率降低为0.53，这个发案率甚至低于富裕的瑞士，而美国每十万人凶杀案发案率为5，差不多是我们的十倍。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你不去扶贫消除贫困，你就无法铲除滋生犯罪的土壤，那么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恶性凶杀案件等发案率就会居高不下，这些恶性案件落到任何一个城市居民家庭头上对于这个家庭都是一场灾难性的毁灭！

　　十八大以来，大领导多次强调要“依法治国”。嗯，听上去是一个很普通的说法，事实上“依法治国”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全世界绝对大多数国家都——做！不！到！

　　有没有暮鼓晨钟震耳欲聋的感觉？

　　为什么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做到“依法治国”？

　　原因很简单，当这个国家的城市还存在大片贫民窟的时候，当警察都不敢进入贫民窟执法的时候，当最底层的贫民根本无法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时候，你有什么资格谈“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的基本前提是国家法律没有盲区。

　　中国的法律虽然没有治理的盲区，但是中国要实现“依法治国”却有不小的挑战。

　　原因很简单，中国不仅幅员辽阔，而且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太大了！

　　从最发达的上海到最贫穷青海的农村，差不多就是从欧洲走到非洲的落差。想象一下，假如把德国的法律原封不动照搬到非洲赞比亚会出现什么情况？那一定会造成极大的混乱。

　　中国怎么办？

　　一个国家只能有一部统一的法律——不管是民法、经济法还是刑法都只能有一个版本。这个法律不但是上海的治理依据，同样也要是青海、贵州农村的治理依据。

　　所以，法律条款保留一定的弹性就是必然。

　　所以，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地区出现不同的尺度判罚也是必然！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种体制就决定了在法律制定时更多的是向底层民众倾斜，更多的是站在最底层的民众立场上考虑——由于巨大的地区文化差异、经济差异，就必然导致有些法律条款让城市居民很不理解。

　　比如，为什么正当防卫标准非常严格，包括为什么见义勇为的标准非常严格？原因就是这个巨大的地区发展差异！

　　在城市鼓励见义勇为是惩恶扬善，在贫穷落后的农村，一旦正当防卫、见义勇为的标准放宽，就很可能导致私刑泛滥，暴力冲突加剧！

　　比如，安乐死在瑞士是合法的，但在中国就是严重的违法！原因很简单，安乐死对于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代表着对个体生命的人文关怀，但是一旦在贫穷落后的地区放开安乐死，对于弱势群体就是一场噩梦——

　　很多不该死的人会死！器官买卖、被抛弃的老人、被放弃的残缺婴儿……严禁安乐死，就是为了镇住那些牛鬼蛇神，保护那些贫穷弱小无依无靠的人。

　　这样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常说社会的进步首先是法治的进步。

　　那么，怎么才能推动法治的进步？

　　修改法律条文还不简单？

　　但是修改法律条文那只笔却有千钧之重！

　　首先就得要减小地区与城乡差异，要逐步消灭贫困，要让农村最底层人民生活水平与城市居民缩小差距！

　　法律要照顾最底层的民众，只有农村最底层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法律的标准才能逐步提高，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进步。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十九大报告的主要观点——要减小地区差异、城乡差异，要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要花大力气打好脱贫攻坚战等等措施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与短期内经济发展快一点，慢一点相比，这些措施才是让这个国家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百年大计。

　　为什么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看到最底层人民生活正在一天天变好！

　　2018年10月17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中国扶贫事业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过去10年,中国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过去40年全世界大致有10亿人摆脱了贫困，其中有7亿多就是中国人。

　　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致敬，你启动的大规模脱贫攻坚战是人类历史上执政党对贫困人群释放的最大善意。

　　向战斗在扶贫工作一线的人们致敬！不管你是公务员还是志愿者，不管你的工作是扶贫还是支教还是帮助贫困地区销售农产品——请记住，你们工作的意义和价值远远超过了工作的本身。

　　你们点亮了无数贫困家庭绝望的人生，

　　你们从事的是民族复兴路上最伟大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