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蛋姐：与央视“断交”22年，如今归来，谁还记得陈佩斯？

lameihua

　　最近，综艺届被扔下了一枚炸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喜剧传承类综艺《金牌喜剧班》官宣：陈佩斯将作为首发导师。

　　这是时隔22年后，陈佩斯重新回到央视。

　　1998年除夕，陈佩斯和朱时茂刚刚在央视表演了小品《王爷与邮差》。

　　那一刻，坐在电视机前的数亿国人恐怕没有人能想到，这是最后一次在这里看到他的身影。

　　在此之前，陈佩斯是春晚的当红招牌，全国老幼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从1984年《吃面条》，到《胡椒面》、《警察与小偷》、《主角与配角》，每年春节过年，全国人最期待的就是他和朱时茂搭档的小品。

　　有人回忆当时他火到什么地步——陈佩斯尖细的声音从电视里传出来的时候，除夕夜的那十几分钟是听不到鞭炮声的。

　　但一切到2000年戛然而止。

　　那一年，陈佩斯和朱时茂一纸公文，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告上法庭，缘由是对方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在出版发行的VCD光盘中使用了二人在历届春节晚会上表演的8个小品。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立即停止侵权，登报道歉，并赔偿陈佩斯和朱时茂二人经济损失33.3万元。

　　“我考虑过后果，但我就是受不了，我一定要发声，否则五十年一百年后，我们的后代看到会为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

　　此后，陈佩斯和朱时茂再也没上过央视。

　　岂止是央视，任何电视台都终止了和他的合作，没有演出，没有广告，连走穴都没有，陈佩斯几乎消失在了大众视野，多年之后再发声，他坚称自己是个手艺人而不是艺人，曝光度对他来说没有意义。

　　但离开了赖以为生的舞台，陈佩斯的生活一度停滞不前，甚至可以说是陷入窘境，最惨的时候女儿要交学费，280元，他掏遍身上的口袋，只有147块。

　　期间网上盛传他在延庆包了一片荒山，当了一个种石榴的果农，后来他本人罕见的出来辟谣。“北京长不了石榴，气候不行，冷”。据他自己说，这样做只是为了在山林的环境里使自己安定下来。

　　2004年接受采访时，对于外界的种种疑问和猜测，陈佩斯仍然闭口不谈，但提到侵权的事他仍不松口。“一个人争取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是正当的，如果自己都不能保护自己，就不该活在世上。”

　　几年后，他重回喜剧舞台——这次不是小品，而是话剧。他的《托儿》如同一记惊雷般引爆了内地话剧市场，场场座无虚席，成为了内地最受欢迎的话剧之一。

　　在用小品征服了春晚舞台后，他又靠话剧在荧幕外获得了新生。

　　这时大家恍然大悟，原来这位中国喜剧大师22年来一直刻意远离喧嚣，生活在聚光灯之外，不是故作姿态，也不是忙于生计奔波，只是为了专注琢磨一件事——如何把喜剧演好。

　　如今王者归来，他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小品之王吗？

　　01

　　1982年，陈佩斯收到朱时茂一个邀请。

　　那是春节期间，哈尔滨体育馆举办的商演活动，朱时茂说他俩可以合伙搞个节目，一场能赚10块钱。

　　10块钱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陈佩斯听后咽了咽口水，刚想答应，但转念又想：咱俩能演什么啊？

　　朱时茂出了一个主意，咱们可以把在话剧团当学员训练用的小品，编一编，拿上去一定可笑。

　　结果他们真就拿这个节目上台了，刚一上去的时候观众还觉得挺新鲜，饶有兴致的跟着看，但没一会儿他们包袱甩没了，观众也开始觉得索然无趣，最后在台下聊起了天，这让陈佩斯就觉得特没面子。“真要有一个缝我就想钻进去。”

　　挣扎了几场后，他们开始总结经验。

　　引起笑点的段落保留，冷场的地方修修改改，渐渐他们发现越说越流畅，越说节奏越舒展，观众的反应也越来越好，十几场下来，小品竟然火了。

　　之后周边的电影院都请他们去串场，在看电影之前加演。“一晚上连体育馆带影院我们能串七场，一场我们在台上半个钟头胡说八道，观众乐半个钟头。”

　　《吃面条》就诞生于此。

　　1983年，这部小品越来越火，每场爆满，甚至轰动了整个哈尔滨，姜昆由此慕名而来，找到陈佩斯和朱时茂，希望他们把节目搬到到春晚上。

　　陈佩斯和朱时茂一听能上春晚，当即答应下来，录下影带送去中央电视台审核。

　　但审片的过程比想象中漫长，因为担心这是一部“为笑而笑”的节目，缺乏教育意义，所以陈和朱二人始终得不到确切回复。

　　因为没有“身份”，他们连正式排练室也没有，需要排练的时候，俩人就随便找个人少的房间，进门冲人一笑，旁若无人地排练起来。

　　没有饭票，朱时茂腆着脸去制片部“蹭饭”；没有车票，朱时茂就硬拽着陈佩斯随便上辆车。

　　期间陈佩斯觉得太受罪了，想到要不就算了吧，但每次都被朱时茂劝下。

　　直到1984年春晚当天夜里，《吃面条》能不能上仍旧没结论，导演黄一鹤临时拍板：“没有领导点头，但也没有领导摇头，但我决定你们俩上，出了事我来负责，但你们记好了，千万别说错话，一个字都不能错，说错一个字那都是重大的政治事故。”

　　结果，《吃面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84年，全国人民眼睁睁看着一个叫陈小二的小痞子拿着一只空碗和一双长筷吃了四大碗面条，从狼吞虎咽吃到难以下咽。

　　所有人知道他吃的是个空碗，依旧馋得口水直淌。

　　相比于浓眉大眼正气凛然的朱时茂，这个陈小二脸皮厚，心眼儿多，眼珠子滴溜溜转得飞快，当着人一本正经，转过头一脸奸笑。

　　无论是滑稽的算计还是耍小心思，他仿佛都用一股市井气搔中了我们身上一些不够文雅的痒痒肉，乐得大家合不拢嘴。

　　后来陈佩斯回忆说：

　　“演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台下的凳子四处散落，很多人盘腿坐在地上，后来才知道，是小品太搞笑，观众笑的直不起腰，只能坐地上。”

　　多年之后老台长洪民生回忆，他最喜欢1984年春晚。因为最真诚，只是纯粹让老百姓高兴。

　　那一夜之后，全国人民记住了他的名字：陈佩斯。

　　02

　　陈佩斯的名字背后就有些意思。

　　陈佩斯的父亲陈强，是新中国建国后的知名演员，因演反派“黄世仁”和“南霸天”入木三分而家喻户晓。

　　1950年，他正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巡回表演《白毛女》，演到一半，家里来信了——儿子出生了，让他给取名字。

　　陈强一挠头：我正忙着演出呢，哪有功夫给孩子取名。

　　可孩子总不能没名字吧，陈强思索了片刻，一拍脑袋：布达佩斯这座城市很美，那儿子就叫陈布达吧。说完就登台演出去了。

　　仿佛有先见之明，陈强笃定自己还会再生一个儿子。

　　四年之后的1954年，小儿子如约出生，名叫佩斯。

　　陈佩斯打小就顽皮，在学校里出了名的不爱读书，唯独爱捣蛋和打架。

　　新来的老师见他这么皮，给他安排到全班最后一排，陈佩斯知道后，就和老师扛上了。

　　一次，老师让同学们用“五彩缤纷”造句，陈佩斯把手举得老高，站起来就说：“我放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豆花儿屁。”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回家后，陈佩斯挨了父亲一顿揍。那时父亲常年在外面拍戏，这是父子俩一贯的交流方式。

　　父亲还严禁他去电影院看电影，怕影响他学习，对此陈佩斯少不了抱怨：“我家离剧场的直线距离只有30米，但就是没去过，学习和电影都耽误了。”

　　之后文革来了，更坚定了父亲让他远离演艺界的想法。

　　70年代，父亲遭到红卫兵的迫害，批判的理由让人哭笑不得：“你肯定是坏人，不然你怎么演坏人那么像。”

　　陈佩斯后来回忆说，每一次父亲从批斗场回来，被打得皮肉模糊的，身上的白衬衫全是血印子。“所以你想，这种名誉有什么价值？我从心里头对它非常地厌恶。”

　　与此同时，15岁的他也被下放到内蒙古建设兵团。

　　从城市来到沙漠，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原本是北京养尊处优的少爷，变成了黄沙漫天里干重活的苦力，晚上窝在被窝里饥肠辘辘，挨冻受饿，陈佩斯的妻子回忆说：“他在兵团真正接触到了贫困百姓，使他骨子里产生了一种平民意识。”

　　这种日子一待就是四年，后来陈佩斯专爱演小人物的窘境，也许是从那时埋下了根。

　　03

　　“千万长大别干这行，千万长大别干这行。”

　　父亲千叮咛万嘱咐，要求他去做一个工人，因为工人阶级最不容易被卷进政治风波。

　　但陈佩斯在内蒙当兵实在是太苦了，直到1973年，他向家里提出，希望藉由考文工团的机会返城，不为别的——城里文工团一个月发45斤粮食，能吃饱饭。

　　陈强再三考量，决定让陈佩斯回来考演员。

　　但起初的演员之路并不顺利，他的前几次考试都没有被录取，无论是北京军区文工团，还是总政歌舞团，拒绝他的理由都差不多——这人外形太一般。

　　无奈之下，陈强只好为儿子去求《白毛女》中的老搭档田华。

　　那时正在八一电影制片厂负责招收新学员。“帮个忙，把佩斯收了吧。”就这样，陈佩斯作为“关系户”进了八一厂，成为了一名演员。

　　在那里他认识了朱时茂，老茂浓眉大眼、英俊潇洒，而且刚凭借一部《牧马人》名声大噪，拿奖拿到手软，还上了《电影画报》和《大众电影》的封面，是那个时代的“小鲜肉”。

　　相比之下，陈佩斯“鼻子大”、“眼睛小”、“贼眉鼠眼”、“长得比他爸爸还难看”，这样的外形条件，让他一进来只能搬道具、拉大幕、打灯火、跑跑龙套。

　　这样乏味的日子过了几年后，陈佩斯开始对自己的演员生涯产生了怀疑——同年进来的人的都尝试了不同的戏路，只有自己因为这张“反派脸”一直辗转于流氓和土匪之间。

　　他琢磨，要实在不行就改做幕后。

　　他开始学习怎样做导演，为此他还自己编了一个稿子《十万火急》，最后厂领导都通过了，剧组都开始组建了，结果因为自己资历不够，更上面的大领导说没有30岁以下的导演，又给他撤下去了。

　　1975年，厂里排练话剧《万水千山》，这部剧因当年邓小平复出而复排复演，在当时极受关注。

　　陈佩斯和以往一样，仍然被分到一个跑场的匪兵。

　　但舞台上的陈佩斯灵机一动，给自己加了个戏：他和搭戏的演员合计，跑路时一人回头放枪，一人配合把帽子扔天上，以增加戏剧性。因为这种琢磨劲，后来他被“提拔”去演一个俘虏兵。

　　俘虏兵不过几分钟的戏，但又被陈佩斯演绎得活灵活现，引起台下人的阵阵笑声。

　　“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与众不同，他很有天赋。大伙一块说笑话，他在语言上、动作上就是比别人可乐，他有把人弄笑的天资。”《万水千山》的编剧毓钺回忆说。

　　发现他有喜剧天分的不只毓钺，还有台下的父亲。

　　父亲觉得演喜剧好，不看脸，还比演反派要安全得多，不会招来横祸，于是他鼓励陈佩斯发扬自己的优势，尝试走走喜剧这条路。

　　后来有人采访陈佩斯，他说父亲还说：“中国老百姓太苦了，要给老百姓带来欢乐。”

　　1979年，陈强亲自出马，带着儿子主演《瞧这一家子》，陈佩斯扮演车间主任的儿子，陈强出演戏中的父亲，这是文革之后，中国第一部荧幕喜剧。

　　有时候陈强就在场边看着，觉得儿子哪里演得不对，他就亲自下场教，他演一遍，陈佩斯跟着学一遍。

　　同时，陈佩斯也如饥似渴地吸取关于喜剧的一切。《瞧这一家子》的导演王好为曾回忆道：“他宿舍的墙上贴了整整一面墙的人物分析。他把自己所有戏的动作语言都写在上面。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演员像他这么用功。”

　　就这样，在父子一起努力下，陈佩斯演完了这部电影。

　　谁也没想到，《瞧这一家子》让陈佩斯一夜成名。1981年，陈佩斯出演《法庭内外》，又火了。

　　直至后来1982年的《夕照街》，陈氏父子的喜剧电影变得家喻户晓。

　　1984年，《吃面条》火了后，陈佩斯从喜剧电影转向小品，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两年后，陈佩斯在《卖羊肉串》中扮演一个新疆人，他贴了一副假胡子，把一位摆路边摊的新疆人模仿得惟妙惟肖，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1989年的《胡椒面》和1994年的《大变活人》，陈佩斯两次在春晚舞台上光膀子，他也是唯一一位在春晚上光膀子的小品演员。

　　1990年，在《主角与配角》中，他为了当回主角，在朱时茂面前耍尽了各种小聪明，不停捣乱，把“小人得志”表演得淋漓尽致。

　　后来朱时茂回忆，别看他们在舞台上配合得行云流水，但台下关于每一次包袱的争论都是一场战争。“佩斯有时候是一根筋，一种咬着屎橛子给馒头都换不下来的精神。他就是那么一个固执的人。”

　　而正是这股固执，让陈佩斯总能将最世俗的幽默搬上最大的舞台。很多人说看陈佩斯表演的小人物滑稽而不不浮夸，因为细品之后总有深意。

　　凭借着对喜剧的执着、拿捏到位的肢体表演，紧贴生活气息的戏剧冲突，陈和朱把小品带入到了一种全新的境界，将小品带入一种别具一格的高级感。

　　04

　　陈佩斯还想把喜剧拍成电影。

　　1986年，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八一厂，希望能得到厂里的支持，得到的回复是：八一厂不拍喜剧。

　　为此，陈佩斯萌生了去意。

　　八一厂舍不得这位好苗子，反复来劝了好几次，但陈佩斯去意已决，最后厂里威胁说：“要走可以，你要走的话，就分不到房子了。”陈佩斯一笑：“那简单，我不要了。”

　　但令陈佩斯没料到的是，他低估了当时在中国拍喜剧电影的难度。

　　第一部电影《父与子》，陈佩斯写完剧本，发现缺一个“名分”，就像如今每部电影开头都要标注一个“北京电影制片厂”或是“上海电影制片厂”一样，当时的陈佩斯找到西安电影制片厂，结果被人家当门拒绝。“你走吧，这类电影我们不做。”

　　结果他心一横，决定自己拉投资，自己拍，可拍到一半他才得知，影片必须挂靠电影厂才能拍摄。

　　这让他抓了瞎，当时国字辈的电影厂都不拍喜剧，后来又是父亲陈强出面，中影公司才收购了它。

　　《父与子》上映后，很快受到了市场的欢迎，每场票房都不错。陈佩斯趁热打铁，又拍了《父子老爷车》、《傻冒经理》、《二子开店》等喜剧电影。

　　80年代，国内盛行主旋律电影，宏大叙事是影视作品的主流，喜剧是所谓的“非主流”。

　　但一脸贼笑的陈小二，却成了为数不多能在荧幕上给全国人民带来欢笑的角色，只要他的电影一上映，票房就绝对数一数二。

　　之后，陈佩斯成立了“大道影业有限公司”，自己独立投资、发行电影，这也是中国第一家集创作、制作、发行于一体的民营影视公司。

　　成立之初，恰好赶上《关于电影发行机制改革》的3号文件出台，中影公司不再统购统销国产影片。

　　陈佩斯制作的《临时爸爸》参与了中国电影统销统购的最后一次看片会，到第二部电影《编外丈夫》时，他只能自己拎着片筒四处求人。

　　“原来中影公司的统购统销变成了30个省市自治区的分销，一个爷爷就变成了30个爷爷。”

　　同时，大道影业有限公司深陷于商业世界的泥沼中。

　　从统购统销，到和各省分账、再到票房分账，它把每个环节的雷都结结实实踩了一遍。

　　比如票房偷瞒漏报、院线瞒大头报小头交零头——这些行为在那个年代比比皆是，陈佩斯当年派出5个组到河北去监票，发现有的地方演7场只报3场，有的地方80%的上座率只报40%。

　　他对此很愤怒，但又无能为力。“我们所有的电影没有一部是赔钱的，无论是拷贝还是票房，都是当年国内电影的前三名。但我们永远都没有挣到我们应该挣的钱。”

　　1997年，陈佩斯的《好汉三条半》上映，正好和冯小刚的《甲方乙方》撞到一起。

　　起初《好汉三条半》每日票房20万元左右，势头很猛，但5天之后莫名被主流院线撤下，安排放入郊区院线。同时《甲方乙方》却从圣诞前一直演到春节前后，以4000万元的票房成为当年最卖座的国产电影，陈佩斯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一伙儿的。

　　多年后他对此仍耿耿于怀，在一次采访中记者问他如何看周星驰这个人，陈佩斯说：

　　“周星驰的电影非常好看，虽然没见过本人，但是周星驰有他自己的魅力，不然怎么会叫星爷。”随后记者又问到怎么看冯小刚的，陈佩斯只生硬地回应了两个字：“没看。”

　　之后冯小刚邀请陈佩斯参加春晚，再遭陈佩斯拒绝，只留下一句：“我是一个行得正，干净的人。”

　　05

　　同时，陈佩斯和春晚开始有了隔阂。

　　1988年，他建议小品《狗娃与黑妞》借鉴电影蒙太奇手法，使用单机拍摄。蒙太奇是用镜头转换实现场景转变。他认为这样小品就可以像电影一样不受时空限制，观众喜剧体验会更好。

　　可这遭到了导演组的漠视，被落下一句：“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1991年，《警察与小偷》彩排，陈佩斯想到一个好点子，但导演组不但拒绝了他，还把前面一段他最满意的的过场戏剪掉了，最终版本只剩一半剧情。

　　“每一场戏都是花费大量心血去准备的，可为什么对方要删的时候，连句招呼都不打？”陈佩斯开始有了抵触情绪。

　　1992年的《姐夫和小舅子》，他从一开始就十分不满意，但导演组一再要求就这么拍。

　　他说：“节目是临时凑的，和时事贴得太紧，不自在。”

　　1998年《王爷与邮差》，陈佩斯再次提出在小品中采用高科技，仍未予采纳。

　　不仅如此，在上场前，工作人员把麦克风随便地挂在戏服外，就是这个不经意间的疏忽大意，让朱时茂刚刚一上场麦就掉了。

　　为了让朱的声音能被观众听到，陈佩斯不得不在舞台上贴着他，让他蹭麦说话，而到最后陈佩斯一圈一圈跑起来时，朱时茂几乎是直着嗓子把台词喊出来的。

　　而原来准备的声效光碟，现场压根没给他们放，没了声效，很多包袱都显得干巴巴，现场观众一头雾水。

　　下台之后，陈佩斯哭了。

　　不久后，一件事彻底引爆了所有积怨。

　　1999年初，陈佩斯发现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在未经他们允许之下，私自发行售卖他们的小品光盘，陈佩斯前去讨要说法，却被几句话搪塞。

　　陈佩斯忍无可忍，一纸诉状将央视告上了法庭，罪名是盗版侵权。

　　其实这已不是他们第一次被侵权。早在1994年，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就用类似方式出版过二人的小品专辑录像带，当时二人也准备起诉，后来央视找人出面说情道歉，最终撤诉。

　　这次陈佩斯决定不让了。

　　“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我们有我们的说法，他们依据规矩——他们的规矩，我们依据法律，所以觉得还是用法律来决定吧，看你们的规矩对，还是全社会、全世界的知识产权对。”

　　2001年底，在全世界的关注下，陈佩斯和朱时茂胜诉。

　　官司结束后，两人并没有像传说中的与央视闹僵，甚至还和央视的领导吃了个饭，双方表示就此翻篇。

　　到了2002年春晚，央视又开始问他们要节目。

　　当时陈佩斯和朱时茂一起排了一个《江湖医生》，本来是敲定要上，结果离春晚还有三天，突然被通知要换节目。“我们想三天换肯定来不及了，可能还有别的原因。”朱时茂回忆。

　　有媒体报道说，当时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院长在了解到小品内容后，给相关单位发去传真，认为小品有辱兽医，在春晚表演“将会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但该小品编剧王宝社却称，内容跟兽医无关，只有一句“看牲口”的包袱，拿掉亦无伤大雅。

　　最后春晚剧组也没有解释原因，节目被取消得不明不白。

　　陈佩斯说，他决定到此为止。“他们随随便便对我说No，现在是我对他们说No的时候了。”

　　后来舆论的发展偏离了轨道，陈佩斯的离开被炒作成了“央视封杀风波”，导致各个电视台和演出单位都一时间对他敬而远之，任何与广电系统有关的商业演出邀请都渐渐离他远去。

　　没了商演的收入维系，几乎在同一年，他的电影公司在野蛮无序的市场环流中如孤帆般被冲击得七零八落，拍一部亏一部，惨遭倒闭。

　　那时，正逢陈佩斯的女儿小学一年级下学期缴费，280块钱，但陈佩斯掏遍口袋，身上只有147块钱。

　　从全国人民眼中的红人，到连200多元女儿的学费都掏不出，陈佩斯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人生的大起大落。

　　他忍受不住这种落差，开始放逐自己，跟打小就认识的几个胡同串子朋友，整天在一起抽烟喝酒，每天醉生梦死。

　　06

　　1995年，陈佩斯曾在北京延庆承包了一座荒山，在附近还买了个院子。

　　起初包下它的原因，是想作为一个可以偶尔带家人来休憩的地方，后来国家“退耕还林”的政策出台，为了不破坏生态环境，他索性就让这片地荒了闲置了下来。

　　事业受挫后，陈佩斯决定搬到这里。

　　但并不像媒体上大肆渲染的那样，他扛着锄头，开垦荒地，做起了一位石榴果农，还赚了30多万。“当初承包这座山的条件之一是封山育林，不许砍柴。”他的妻子说，他们从来没有靠这座山赚过钱。

　　其实陈佩斯在现实中去做的，是收拾出一个干净的屋子，并沉下心来大量阅读，尤其是关于喜剧的著作和剧本。

　　他试图从多年来的演出实践中，整理出一些有关喜剧的思考，并顺带梳理自己多年喜剧实践中总结下来的经验。

　　期间，他还在大山里修了一条路。邻居碰见他时满腹狐疑：“修这路也没有人走，有用吗？”

　　陈佩斯笑了笑说，这路本可以不修，只不过前一年北京非典，到处隔离限制交通，山里十几个居民还没了生计。“你得让他们生活啊，我就让他们修了这条路。”

　　据他说，修这路虽没多少钱，但至少有个理由给他们发点工资。

　　背后是佩斯承包绿化的山沟

　　2001年，陈佩斯冒出一个想法，他想做话剧。

　　很多人听说后很诧异，都不太看好，连话剧圈内的人都来劝他谨慎入行。“不怕赔钱就做吧，许多话剧演员都要靠演电视剧来生存。“在中国，大部分剧场都是黑着灯的。

　　陈佩斯自己也明白，甚至已经估算出大概要赔36万元，但为了把这些年来所总结的喜剧理论实践一下，他横了心还是决定要做。“我当时特意接了一个黑牛豆奶的广告，赚了100多万元，就是预备着填这个戏的亏空。”

　　北京公演之前，陈佩斯心里忐忑不安，还悄悄送了一些赠票给北京的高校，生怕场子人太少，大家面上过不去。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2001年《托儿》横空出世，120场场爆满，观众多达17万人，一票难求，在当年创造了上千万的票房神话。

　　当他们在全国巡演时，才发现话剧这些年在中国被“停滞”了多久——各地剧院十分简陋，舞台边就是厕所，后台一股尿骚味，连个正常休息的地方都没有。

　　而这也更激发了陈佩斯的决心，很快他又创作了《阳台》《雷人晚餐》《戏台》，每一部话剧都能掀起一阵观剧潮。

　　其中《戏台》巡演3年之久，这部戏在豆瓣还有9.1的高分，大陆话剧里唯一比它高的，是老舍的《茶馆》。

　　2003年9月，《亲戚朋友好算账》在短短8个月里演出近60场。2004年，《阳台》巡演了70多场，最终被上海戏剧学院选为教学案例。

　　此后，他把对表演几乎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在了话剧上。

　　《阳台》里一场戏，他能改了十几遍；女演员十步的走位，他能推敲40分钟。《戏台》排练时，他把一个演员排崩溃了6次。

　　每一次演出，这边刚下场，他就拉着演员跑到后台讨论，哪儿需要修改，哪一步没走对，错了，立马排一遍。排完了，再赶下一场。有一次演出后，陈佩斯晕倒送院，之后心有余悸，身边总是备着着生理盐水。

　　何瑜说，如果陈佩斯进入状态，他几乎24小时都想着戏。他考虑如何修改剧本，谁的表演会有什么问题，舞台上也许还差点什么。

　　朱时茂曾参与《托儿》第一轮演出，之后就退出了。“我吃不了他这个苦，太累，太寂寞。”朱时茂曾问陈佩斯：“每天都要重复。同一个舞台，同一帮演员，同一句台词，同一个感觉，你不觉得很寂寞吗？”

　　毓钺看他一场戏演下来整个人跟水耗子似的，也心疼他。“你去演电视剧，4、5个月也就出来了。俩助理，小火锅一点，慢悠悠吃上。你干嘛非得吃这个苦啊？”

　　刘晓庆也劝过他：“现在喜剧综艺节目那么多，好多人都想拉他去，这些综艺一火，什么广告、电影，钱马上就来了。”

　　但这些话都被陈佩斯一笑了之，他觉得这样的钱能挣，但他挣到兜里不踏实。

　　在一次采访中，杨澜问他：“当年你走一次穴都可以几十万，你为什么不去？”

　　陈佩斯说：然后呢？杨说可以房子和车子啊。

　　结果陈的回答不期而然。“再大的屋子只能睡一张床，车只不过是一个四个轱辘的代步工具而已。”

　　对于有些人来说，事业是获取优越物质生活的手段，但对于陈佩斯，他把这当作是一种信仰。

　　“在此之前一直是被命令的，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永远是按着别人的指令去做，去生活，去活着。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实现它，这个反而给我带来的是精神上的东西，是不可估量的。”

　　2011年，总导演哈文向他发出邀请函，他婉言谢绝，留下的理由很干脆：“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排练话剧和沉淀喜剧理论上。”

　　尾声

　　生活中的陈佩斯像个苦行僧。

　　朱时茂说他20年不换衣服，永远一身宽松老头衫，妻子说他最爱吃的就是面条，能天天吃羊肉烩面也不嫌腻。

　　甚至上节目，他都只上半身穿正装，下半身都是粗布裤子和一双布鞋。

　　有一次倒是花钱买了一张很贵的床，睡了几天，腰疼，又换回了硬板儿床。

　　他最牵挂的人是他的父亲，陈强在1999年脑梗塞后，他咬牙在同一个小区买了套公寓，从那以后，每次都是他给父亲洗澡。

　　朋友有次去他家，听见陈佩斯给父亲打电话：“你今天怎么样？开不开心？今天太阳很好，我推你出去转转吧。“说话的那种语气，就跟哄小孩似的。

　　朋友对此评价道：“一个孝子一定是个好人。”

　　除了父亲和喜剧，他还很重视将表演艺术传扬于后世。

　　陈佩斯的话剧《阳台》被上海戏剧学院选作了教学案例，因此陈佩斯也常常去讲座，有一次，排演结束后，大幕还未合上，一个学生从舞台侧面直接下台了。

　　陈佩斯立即叫住了那个学生，“你在演出，观众还没有退场，作为演员你怎么能从两侧下去？你们要尊重舞台。”。

　　后来一个学生对媒体说：“我们都愣了。学校的老师从来没跟我们强调过这一点。”

　　记得前一阵，李诚儒在《演员请就位2》对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掀起了一阵议论的浪潮。

　　明明S卡就应当给演技好的演员，却被当作“无理搅三分”，他不明白，为何说真话在演艺圈成了稀有品质。

　　但在22年前，陈佩斯早就用行为履行了他对真实的追求，那时的他更加孤独，面前的敌人更加坚不可摧，前路更加迷茫黑暗。

　　22年后，虽英雄迟暮，但他依旧在坚持心中的信仰。98年离开时他是小品之王，如今他已是一派喜剧大师。平芜尽处是春山，这次王者归来，不知道我们迎来的是怎样一个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