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精读《资治通鉴》第63集

lameihua

第63集 刘邦称帝

　　【原文】春，正月，更立齐王信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封魏相国建城侯彭越为梁王，王魏故地，都定陶。

　　【白话】春季，正月，刘邦改立齐王韩信为楚王，统领淮河以北地区，定都下邳。封魏国相国、建成侯彭越为梁王，统辖原魏国的领地，定都定陶。

　　【姚论】

　　关于更立韩信为楚王和封彭越为梁王之事，《史记·高祖本纪》的记载是：“皇帝曰：‘义帝无后，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为梁王，都定陶。’”《汉书·高帝纪》的记载是：“楚地已定，义帝亡后，欲存恤楚众，以定其主。齐王信习楚风俗，更立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国建城侯彭越勤劳魏民，卑下士卒，常以少击众，数破楚军，其以魏故地王之，号曰梁王，都定陶。”

　　两相比较之下，《汉书》较《史记》的记载更为详尽。《资治通鉴》在转载时，虽然字数不多，有如《史记》，却采用了《汉书》中的两点信息，一是韩信“王淮北”，二是彭越“王魏故地。”可在姚尧看来，这两点信息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在《四面楚歌》一章中我们谈到，按照张良的捐地方案，在项羽的西楚九郡中，刘邦只占据一个南阳郡，彭越占据东郡和砀郡这两个郡，而韩信则囊括六个郡，包括陈郡、薛郡、泗水郡、东海郡、鄣郡、会稽郡。加上原有的齐国四郡，灭项后的韩信本应以齐王之名统领原属齐楚的共十个郡。现在刘邦以“义帝无后”为由徙韩信为楚王，实际上并不是将韩信从齐地之王改立为楚地之王，而是将理应属于韩信统领的十个郡夺走齐地四郡，只许他统领楚地六郡，成为名副其实的楚王。齐地四郡则在次年（汉六年）正月封给刘邦的长子，成为新任齐王。然在楚地六郡中，仅陈郡、薛郡和泗水郡位于淮河以北、东海郡横跨淮河两岸，鄣郡和会稽郡不只在淮河以南，甚至还在长江以南。因此，《汉书》中称韩信“王淮北”是不准确的。

　　至于彭越，其所统领的只有原属魏国、后被项羽划入西楚的东郡和砀郡。东郡和砀郡位于黄河以南，而同属原魏国、位于黄河以北的河东郡和河内郡此时已并入汉国。因此，《汉书》中称彭越“王魏故地”也是不准确的，盖彭越所王者确实是魏国故地，却只有半个魏国故地。

　　【原文】令曰：“兵不得休八年①，万民与苦甚；今天下事毕，其赦天下殊死以下。②”

　　【白话】刘邦下令道：“士兵不得休息已达八年之久，百姓更是饱受其苦。现在天下战事已了，赦免天下凡死刑以下的所有罪犯。”

　　【姚注】

　　①八年：从前209年（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至前202年（汉五年）项羽兵败自杀，共历时近八年。

　　②殊死：当判斩首的死刑。

　　【原文】诸侯王皆上疏请尊汉王为皇帝。二月甲午，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更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灵夫人。

　　【白话】各诸侯王联名上疏，请尊汉王刘邦称皇帝。二月甲午日，刘邦在汜水北岸即皇帝位，改称王后吕雉为皇后，太子刘盈为皇太子，追尊已经去世的母亲为昭灵夫人。

　　【原文】诏曰：“故衡山王吴芮，从百粤之兵，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芮为长沙王。”又曰：“故越王无诸①，世奉越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无诸身率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越王，王闽中地。”

　　【白话】刘邦下诏道：“前衡山王吴芮，率领百粤的军队，帮助诸侯，诛灭暴秦，立有大功，诸侯因此立他为王。可项羽却侵夺了他的土地，称他为番(pó)君，现在封吴芮为长沙王。”又道：“前越王无诸，世代供奉越国的祖先，秦朝侵夺其领地，使其社稷得不到祭祀。诸侯伐秦时，无诸亲自率领闽中的军队协助灭秦，项羽废黜其王位而不立。现在封他为闽越王，统领闽中之地。”

　　【姚注】

　　①无诸：越王勾践的后裔，姓驺。越国为楚所灭后，越王子孙分散到江南沿海一带，无诸即移居今福建境内的越人后裔，自称闽越王。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派大军攻占闽越，将其地设为秦之闽中郡。不过，秦朝并未直接在闽中派遣郡守，闽中仍由无诸统领，只是废黜了他的王号。秦末起义时，无诸领兵归附番君吴芮，随诸侯灭秦，但项羽并未立无诸为王，故无诸在楚汉之争中协助刘邦。此时天下已定，刘邦遂复立无诸为闽越王。

　　【姚论】

　　司马迁作《史记》时，没有为吴芮单独作传，其事分散记载于他人的传记之中。《史记·黥布列传》记：“陈胜之起也，布乃见番君，与其众叛秦，聚兵数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史记·项羽本纪》记：“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史记·高祖本纪》记：“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番君之将梅鋗有功，从入武关，故德番君。”

　　班固作《汉书》时，将吴芮之事整合记录在《韩彭英卢吴传》中，文中写道：“吴芮，秦时番阳令也，甚得江湖间民心，号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归芮，芮妻之，因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沛公攻南阳，乃遇芮之将梅鋗，与偕攻析、郦，降之。及项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诸侯，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其将梅鋗功多，封十万户，为列侯。项籍死，上以鋗有功，从入武关，故德芮，徙为长沙王，都临湘，一年薨，谥曰文王，子成王臣嗣。”

　　由此可见，吴芮在秦时即为番君，破秦时项羽因功封其为衡山王，都城设在邾县（今湖北黄冈）。刘邦灭项后，将吴芮由衡山王改封为长沙王，都城设在临湘（今湖南长沙）。可按照上述刘邦诏书的说法，变成是项羽不许吴芮封王，将其贬斥为番君，这就完全不符合于事实了。这条诏书记载于《汉书·高帝纪》，史料来源应是可靠的。吴芮是楚汉战争时期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刘邦不可能出现如此明显的记忆错误。就算刘邦本人记忆错误，为其起草诏书的幕僚也必定会提醒纠正。且“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一语更是滑稽，灭秦之后，天下诸侯皆项羽一手所封。若非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又有哪个诸侯能立吴芮为王，以致其被项羽侵夺？可是，刘邦终究还是对全天下发布了这道罔顾事实的诏书，这就只能理解为他的别有私心了。刘邦为加强自己灭项称帝的合法性，不惜公然篡改历史来给项羽抹黑。

　　【原文】帝西都洛阳。

　　【白话】刘邦向西定都于洛阳。

　　【原文】夏，五月，兵皆罢归家。

　　【白话】夏季，五月，军队遣散，士兵各自回乡。

　　【原文】诏：“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军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已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

　　【白话】刘邦下诏道：“之前的老百姓中有的人相聚在深山大泽中躲避战乱以求自保，很多人没有登记在户籍中。如今天下已经安定，让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恢复原来的爵位及田地旧宅。官吏们需要依据法律条文来教诲百姓，处理他们之间的纠纷，不得鞭笞侮辱军中的官兵。凡是爵位至七大夫以上的，都让他们享受食邑，爵位在七大夫之下的，都免除其个人及其一家的税赋，不予征收。”

　　【姚论】

　　汉五年，春二月，刘邦登基为帝。夏五月，遣散军队，同时发布诏书，以处理天下由战时转入和平后的各种问题与安排。这道诏书被称作“高帝五年诏”，其内容在《汉书·高帝纪》中有详细记载，但《资治通鉴》在转载时只摘取了四分之一。由于“高帝五年诏”是西汉初年最重要的法令之一，为此，我们先将《汉书》中所载的诏书内容全文摘录如下：

　　帝乃西都洛阳。夏五月，兵皆罢归家。诏曰：“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其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

　　从上文“诏曰”和“又曰”的表述可以得知，《汉书》对于“高帝五年诏”也并非全文记录，而是择其要者转载。其中“诏曰”部分，是对各类军民的具体恩赏赐措施，我们可以拆成六条，分别解释如下：

　　（1）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

　　《史记·高祖本纪》记：“（汉元年）四月，兵罢戏下，诸侯各就国。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盖刘邦军在进入南阳郡前的人数为三万人，这三万人在籍贯上主要来自于泗水郡、砀郡和薛郡，故可称之为“泗砀薛集团”。自刘邦于宛县招降南阳郡守后，开始有大量的、成编制的秦国士兵加入刘邦军，进入咸阳后兵力已经扩充到十万。可是按照天下分封的方案，刘邦军中的秦人全部被留在了关中，项羽只允许刘邦带着“泗砀薛集团”的三万人前往南郑就国。与此同时，还有数万“楚与诸侯之慕从者”，自愿追随刘邦前往南郑，这些人都是出身于东方六国，在陈胜起义后参加军队，希望能在乱世中博取功名的。如今天下分封已毕，胜利者皆兴高采烈地衣锦还乡，可失意者却自觉无颜回乡面见父老，于是追随刘邦前往南郑，想再碰碰运气。在这数万慕从者中，最著名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后来的大将军韩信。韩信拜将后暗度陈仓，率领三万泗砀薛集团和数万慕从者重新占领关中，这也就是高帝五年诏中所称“诸侯子在关中者”的渊源。因为在项羽天下分封后，关中是不再有诸侯子的，他们都跟随各诸侯就国了。现在刘邦既已统一天下，首先就得犒赏那些在最困难时候仍坚定追随自己的将士。这就是高帝五年诏将对诸侯子的安排列在首位的缘故。

　　对于诸侯子而言，天下统一后最大的心愿自然就是富贵还乡，荣归故里。可是对于身为楚人的刘邦来说，要想统治关中的秦人，以巩固关中根据地，就必须依靠诸侯子这个忠诚可靠的干部队伍。为此，刘邦在封赏诸侯子时实施差别待遇，凡愿意留守关中者免除十二年的赋税徭役，凡执意东归者减半，只免除六年的赋税徭役。《史记·高祖本纪》对此的记载是“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复之六岁，食之一岁。”《史记》所称之“其归者复之六岁”即《汉书》所称之“其归者半之”，但《史记》所称之“食之一岁”，即供养一年的粮食，却不见于《汉书》，想是《汉书》在转载时有遗漏。复，免除之意。

　　（2）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

　　名数，即户籍。秦并天下后，曾对天下百姓进行严密的户籍登记，以此作为征发徭役和征收赋税的依据。刘邦军初入咸阳时，众将都争相抢夺储藏在府库里的金帛财物，唯独萧何首先进入秦朝丞相府，将图书户籍等资料收藏起来，由此得以全面了解天下的山川险要、户口多少和强弱分布。刘邦于南郑就国时，必定会对汉中、巴、蜀的户籍重新整理。之后平定三秦，必定又会对关中的户籍重新整理，作为与项羽打持久战的根本。现在既已平定天下，自然需要对全天下的户籍重新整理。可是在秦末动乱之际，有不少豪强刑徒脱离政府掌控，隐匿于山泽之中，譬如刘邦自己就是在押送刑徒前往骊山时，因刑徒大面积逃亡而不得不逃匿于芒砀山泽之间。虽然刘邦日后修得正果，但彼时仍隐匿在山泽之中的豪强刑徒，显然亦不在少数，这就是高帝五年诏中所指的“民前或相聚保山泽”。刘邦下诏令这些隐匿在山泽之中的百姓重返家园，登记户籍，恢复旧有的爵位和田宅。同时，刘邦要求官吏对这些民众只能以文告法令来教训告诫，不得鞭笞侮辱。

　　（3）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

　　《汉书·高帝纪》记：“（汉二年）六月，汉王还栎阳。壬午，立太子，赦罪人。令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雍地定，八十余县，置河上、渭南、中地、陇西、上郡。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祠之。兴关中卒乘边塞。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汉二年四月，刘邦率领诸侯联军攻入彭城，随即又被项羽击败，之后双方在荥阳一线对峙，刘邦以关中为根据地，与项羽展开持久战。六月，关中爆发大饥荒，米价暴涨，出现人吃人。为此，刘邦下令饥民前往蜀汉就食。

　　《汉书·食货志》记：“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显然，《食货志》与《高帝纪》的记载是可以相互印证的，而按照《食货志》记载，刘邦为应对大饥荒，除了令民就食蜀汉外，还出台了一项政策，就是允许民众卖子。

　　自秦以来，贩卖人口都是重罪，汉承秦制，对于贩卖人口也是严厉打击。可是，当关中于汉二年六月爆发大饥荒，以至于人相食时，刘邦不得已下令允许人口买卖。现在天下既定，刘邦遂再次下令，将三年前因饥饿而被贩卖作奴隶者，皆赦免为庶人。

　　（4）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

　　秦自商鞅变法后为奖励军功，实施二十等爵制。杀敌越多，爵位越高，相对应的政治经济待遇也越高。这二十等级分别是：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

　　刘邦这条诏令，可谓对全军将士的重赏。官兵中凡有罪者皆免罪，无罪而又无爵、或爵位不及第五等爵的大夫的，一律赐爵为大夫。凡爵位在大夫以上的，再赐升一等爵。

　　（5）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

　　七大夫，即二十等爵中的第七等公大夫，因排第七等而得名。《汉书·高帝纪》臣瓒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宠之也。”《商君书·境内》记：“就为公大夫。就为公乘。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盖按照秦制，至少得是第九等爵的五大夫才能有食邑。刘邦这条诏令，是让第七等爵的公大夫就能有食邑，故亦属格外恩宠。

　　（6）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

　　事，即役使，徭役。刘邦这条诏令，是说凡七大夫（不含）以下有爵位的，一律免除自身及同户者的徭役。

　　至于“又曰”部分，则是强调各级官员在执行时，务必优先将高等爵位军官的待遇安排好，否则将以重罪论处。我们将其诏令翻译成白话如下：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属于高等爵位。诸侯子及从军返乡者中，有许多是高爵位的，我曾多次下诏，要求各地官员优先为其安排田地和住宅。他们提出的合理要求，都要立刻予以满足。这些高爵位者，都是各自封邑的君主，皇帝尚且对其礼遇有加，可在地方官员面前，却很多事情迟迟得不到解决，这是非常不应该的。在秦朝时，有公大夫以上爵位的百姓，可以与县令县丞分庭抗礼。而今我对于爵位并无轻视之意，地方官员又岂能如此！况且按照法令，是要对有功劳者赏赐田地和住宅，现在很多未曾参军的基层官员，却总想着私占田宅以自肥，致使真正有功劳者的待遇却得不到落实。出现这等背公立私的事，原因皆在郡守、郡尉等高级官员管教不力。务必要安排基层官员善待高爵位者，以符合我的心意。而且还要严加查问，如果有不遵从我诏令者，必须以重罪论处。

　　由此可见，刘邦刚一平定天下，就特别重视对天下军民广施恩德，既有对问题和弱势群体的普遍关照，更有对中高级军官的格外恩宠和优先落实。当初韩信在汉中对策时曾说：“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在“任天下武勇，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平定天下后，刘邦又“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与项羽的“妇人之仁”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是项羽天下分封后不久再次天下大乱，而刘邦统一天下后却能维持基本稳定的原因所在吧！

　　【原文】帝置酒洛阳南宫，上曰：“彻侯、诸将毋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其利；项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群臣说服。

　　【白话】汉高帝在洛阳南宫设置酒宴，问群臣道：“各位彻侯将军不要瞒我，都说实话，我为什么能拥有天下，项羽为什么会失去天下？”高起、王陵答道：“陛下派人攻城略地，凡有收获都会分给将士，这就是与天下共享利益。项羽则不然，他对有功劳的就陷害，对有贤能的就猜疑，这就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刘邦道：“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于帷幄之间，决胜于千里之外，这点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抚慰百姓，供给粮饷，不绝粮道，这点我不如萧何。统帅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这点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人中的俊杰，我能够任用他们，这就是我能夺取天下的原因。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任用，这就是他被我擒获的原因。”群臣对此心悦诚服。

　　【姚论】

　　刘邦的这番高论，千百年来获得后人无数的赞誉，可是在姚尧看来，刘邦也不过是知其二而不知其三。张良、萧何、韩信三杰确实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了不朽功勋，可是范增无论是在才能还是作用上都远不能与三杰相比。项羽并非全然不用范增，只是即便重用了范增，也未见得比不用好多少。项羽输给刘邦，关键问题出在战略环节，而范增的战略能力亦未见得比项羽高出多少。

　　巨鹿之战的辉煌胜利，使得项羽原本是有统一天下的机会的。可惜的是，在接受章邯的投降之后，项羽开启了一连串的战略败笔，如封章邯为雍王，在新安坑降卒，未能及时入关等。进入关中后，项羽又屠咸阳、杀子婴、火烧阿房宫。之后制定了漏洞百出的分封方案，致使天下很快重启战端；派人暗杀义帝，致使刘邦得以号召诸侯共同伐楚；在齐地烧杀掳掠，致使楚军深陷齐境而无暇东顾。对于这些战略错误，我们在《姚尧精读资治通鉴三秦失其鹿》中都有深刻剖析，此处就不再复述。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当项羽犯下这些战略错误时，范增就在他身边。史书上没有留下任何一条范增反对这些战略错误的记录，且有些战略错误，如天下分封的方案，必定是有范增参与制定，可见项羽并非全然不用范增。

　　至于史书上记载项羽与范增曾发生过的冲突，其实就只有两个，一是范增几次三番要在鸿门宴上杀刘邦，可项羽就是不听。二是陈平对项羽君臣用离间计，结果范增愤而辞职，死在回乡的路上。对此，我们也都详细分析过。在鸿门宴上，项羽的表现并无过错，反倒是范增无理取闹。就范增之死而言，主要责任也不在项羽，还得怪范增自己的心胸太狭窄。

　　后人多因范增必欲除刘邦于死地而后快，之后夺项羽天下者又果然是刘邦，遂盛赞范增有先见之明。然则试问即便鸿门宴上杀死了刘邦，项羽就真能稳坐天下吗？要知道，天下分封后最先站出来反对项羽的，不是被秦岭隔绝在汉中的刘邦，而是田荣、陈馀和彭越。三路诸侯共同反楚，这才给刘邦平定关中创造了绝佳的良机。对此，范增又该如何解释？能让如此糟糕的分封方案出炉的，会是个有战略眼光的人吗？所以，范增的水平是被严重高估的，刘邦的当众夸赞，将其与三杰对比，更加剧了后人对于范增的高估。项羽之所以失败，不能任用贤才确实是主要原因之一。只不过，以范增的水平，根本就很难算作贤才，更不能与三杰相提并论。甚至，或许正因为范增算不得贤才，故而方能在项羽身边待那么久吧！

　　【原文】韩信至楚，召漂母，赐千金。召辱己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中尉，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此。”

　　【白话】韩信回到楚地，召见当年赠饭的漂母，赏赐她千金。又召见当年令他受胯下之辱的少年，任命他为中尉，并对众将相道：“这是位壮士啊！当初他羞辱我时，我难道不能杀他吗？只是杀他没有什么道理，所以隐忍下来，这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姚论】

　　韩信就任楚王后，重赏漂母以千金，这是合情合理的。任命少年为中尉，这就相当值得玩味了。以常理而言，少年在淮阴街市对韩信的胯下之辱，不仅会给当时的韩信带来心理阴影，也会对日后的韩信造成不良影响。龙且在领兵救齐时曾说：“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寄食于漂母，无资身之策；受辱于袴下，无兼人之勇；不足畏也。”由此可见，韩信受辱于胯下一事，在楚军中是尽人皆知的，或许这也正是他在项羽麾下始终得不到重用，以至于“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的原因所在。因此，衣锦还乡的韩信不严惩少年就已是宽宏大量，又何至于对他如此重赏？退一步说，就算韩信果如其对众将相所说的，认为少年是位壮士，那将少年收作贴身侍卫即可，又何至于任命少年为中尉。在秦汉之际，中尉可不是个小官，而是统领禁卫部队，负责京师安全的高级军官。《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试问，少年究竟何德何能，只为五年前曾给楚王以胯下之辱，就能当上楚国的中尉？其间的标准究竟何在？韩信一句“此壮士也”就可以服众吗？他又为什么非要这样破格拔擢呢？对此，我们就需要仔细分析韩信当时的处境了。

　　在《三分天下》一章我们谈到，韩信之所以不能用蒯彻之言背汉自立，除了感念刘邦的知遇之恩外，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韩信没有属于自己的班底。当时的韩信，是以刘邦最亲信的曹参和灌婴为辅弼，以刘邦最核心的泗砀薛集团为骨干，率领着以赵国人占绝大多数的军队，远征到距离后方两千里地的齐国，统治着与自己有灭国之仇的齐人。为此，韩信只能致信刘邦，请立为假齐王。在获得刘邦的册立后，韩信或许已着手培养自己的班底，奈何刘邦给他的时间实在太短。还不到十个月，韩信就奉命领兵围攻项羽，灭项后即被刘邦解除兵权，徙为楚王。按照高帝五年诏的战后安排，在追随韩信南下灭项的军队中，齐人将被遣送回齐国，赵人将被遣送回赵国，泗砀薛集团也会被刘邦带走。这样一来，前往下邳就任楚王的韩信，几乎就是个光杆司令。

　　那么，楚国人会支持韩信吗？答案是不会。刘邦以“义帝无后，齐王韩信习楚风俗”为由徙韩信为楚王，看似是让韩信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实则是不怀好意，因为正是韩信领兵击败项羽，逼得他在乌江自刎的。诚如韩信在《汉中对策》所描述的那样：“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羽吝于封赏功臣，故而注定得不到贤才的辅佐，可是他的恭敬慈爱，他的言语呕呕，他的涕泣分食，必定会使得项羽深受广大楚国百姓的真心拥戴。楚国百姓既然拥戴英明神武、世代楚将而又恭敬慈爱、言语呕呕的项羽，那么对于逼死项羽的韩信，本能就会有抵触情绪。更何况，韩信在楚地生活的二十年间素无名望，给楚人留下的印象只是“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留下的事迹只有“寄食于漂母，无资身之策；受辱于袴下，无兼人之勇”。虽然韩信这几年来横扫天下，成为攻无不克的战神，但其战功多不在楚地。大军首次进入楚地，就给楚人带来了亡国之恨。在这样的背景下，韩信要想稳坐居楚王谈何容易！其情势要远比出任齐王时还要糟得多！彼时他至少还有一只战无不胜的军队，还有一群可以信赖的干部，可现在他有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孤身来到对他充满敌意的下邳就任楚王，连自身安全恐怕都难以保障。

　　明白了韩信的处境艰难，我们就能理解他任命淮阴少年为中尉的良苦用心了。首先，少年是淮阴人，自己的同乡。其次，少年原以为必死无疑，可韩信对他不但不报昔日受辱之仇，反而给予重赏，则少年焉能不誓死相报？韩信不把自己的安全交给这样的人，又能放心交给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