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磊：只要中国正常发展，美国的弱点会自动暴露

lameihua

　　上一篇关于“高速公路引发的联想”，引起了诸多讨论，这让我有点意外，我觉得对于中国经济和未来的发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点想法，这正是中国经济的潜力所在，也意味着，中国发展的可塑性和可能性还很大，这才是重点。

　　至于我里面谈到的很多方面，大家似乎没有太多的注意，只集中在对独立住宅的讨论上，这也正说明关于住宅市场的问题，依然是关注度较高的问题。但我始终相信一点，中国能够让7亿人摆脱贫困，能够发展出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能让8亿人生活在干净的城市，就完全有能力解决好住宅市场的多层次化需求问题。

　　当然，由于人口众多、耕地资源有限，粮食安全是中国的头等大事，所以需要更加战略性的国土和基建规划。关于农业的问题，我同样也不是专家，不敢妄言，但我个人觉得农业依然是人的问题，如何持续刺激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业产业的吸引力，可能是长期保证粮食安全的核心问题。

　　那我们就从农业开始，然后层层递进的讨论一下中美竞争的演进方向。

　　一

　　现在我们正常的想法是，提高农民收入，就能刺激其积极性，但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呢？方法之一可能是，保证农产品价格的可控性上涨，或者说保证国家对农业系统有足够的补贴，但我觉得这应该只能是一个补充方法。

　　想让中国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增加，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努力方向是，要“减少”农民数量。请先别着急反驳，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中国现在农民的人均农业产值大概是0.15万美元/人，而美国这个数字是7万美元/人左右，是中国的接近50倍。

　　这个数字看上去是不是挺吓人的，但你再去看单位面积的农业产值，中国亩均农业产值是230美元/亩左右，而美国是80美元/亩左右，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的农民太多了，中国有2.8亿的农民，而美国只有300万，中国的很多农业几乎可以说完全依赖于人口堆积和对土地的过度耕种，所以尽管中国用18亿亩的耕地（美国超过24亿亩）创造出了4000亿美元的农业产值（比美国还高一倍），但架不住中国农民数量大，平均下来，中国农民的人均农业产值就很低了。

　　那大家想想，如果中国农业4000亿美元的产值，是由1亿人，甚至更少的农民生产出来的，那中国的农民收入，以及农业产业的吸引力会怎么样呢？当然，这不是简单的数学题。

　　但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只有当农民数量“减少”的时候，人均产值才能更明显的提高，农民的收入也才能有本质的增加，农业才能吸引更多的资源和人才。否则的话，如果我们依然将农民收入的提高，以及把农业吸引力的问题，寄希望于农产品的涨价，或者国家更多的补贴，又或者是大量使用化肥，以及土地得不到休整的过度耕种，那就不是一个良性循环。另外，农业人口的减少，本身也是倒逼农业科技发展的一个过程。

　　其实农业产业解决的就业人口越多，证明农业越落后，对其他产业反而是一个拖累（请原谅我这么说）。我们可以去看看旁边的邻居印度，人口接近中国，但依然难以发展出成规模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丧失了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原因就是印度超过70%的人口被绑定在农业上，真正可用在制造业上面的人口很少，只有很少一部分服务业得到了发展，比如软件等，但所卷入的人口非常少，这样的结构，除非是闭关锁国，否则一旦遇到危机，风险就很大，比如这次，按照最近世界银行的分析，印度不仅学不成中国，还可能赶不上孟加拉，人均GDP已经倒退到被孟加拉国超越。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农民数量的持续减少（自然而非强迫）。

　　当然，我这样说可能是要被骂的，因为在大部分人眼里，“减少”农民数量这种逻辑，是居心叵测，但请我再解释一下。其实农民数量的自然减少，意味着多个方面的升级。首先就是交通、电力、水利等等基础设施的升级，农民有了更多选择，同时也预示着农业科技的进步，农业机械化、智能化、信息化等替代了人工，农业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了；其次是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更多的农民自然会变成工人或服务业从业者，这本身也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第三个是，农业进入了规模化、工业化生产阶段（更注重管理和深加工），从事农业的人口整体素质会得到大幅提升，更多的大学毕业生会进入到农业生产领域，农业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变化。

　　当然，大家肯定会担心如果农民数量减少，“失业”的农民去干什么呢？按照中国的农业人口规模，数量太庞大了，可马虎不得，需要慎重对待。其实我认为中国农民的减少，不仅是农业进步的象征，而且是未来中国人口红利的其中一个延续点，就看如何理解和规划了。

　　对农村比较了解的人应该知道，现在很多农民，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外出打工的，只有播种和收割等时候，才回家干点农业的事情，这其实就使得中国的大部分农民，拥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农民，另一方面是工人或城市服务业从业者，因此才有了非常特殊的一个名词，叫“农民工”。

　　这看上去进可攻退可守（进城有工作，回村里有地），但整个国家的人工效率被大大的降低了，因为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出去打工，还是在家务农，都不会干得耐心和专业，在工厂的时候，想着家里的地，在家里又想着外出打工，最终可能一样也干不好，更不知道以后在哪里安家，反而衍生出来诸多类似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问题。

　　但站在更大的国家经济层面来说，中国在未来很长时间里，依然是世界“工厂”，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依然会占到很大的部分，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工厂，工人工资持续上涨已是不争的事实。各个大城市，也非常缺乏最基层服务业从业者，保姆等薪水比教授、工程师等工资高的情况也已屡见不鲜。用工荒经常出现，其实已经说明制造业和城市底层服务业领域劳动力十分短缺，而农业发展领域需要更大规模的减少从业人数，两者是可以匹配的。

　　二

　　我已经说了，农业人口的“减少”，恰恰是中国农业产业升级，农业吸引力上升，粮食安全走向更高维度的开始，而不是相反。

　　我理解的农业安全不仅仅是农产品的初级产出，还应该包括对农产品的存储和深加工，以及遏制浪费等，而存储和深加工实际上都是工业要解决的事情，需要的反而是更高教育水平和拥有高技能的劳动者，也就是说，中国的农业产业人口，需要“更新换代”。

　　比如中国非常成熟的农产品和粮食期货市场，实际上就是给农业产业提供套期保值的，但诸多农民肯定是不会用这样先进的工具的。再比如，把面粉加工成压缩饼干；把土豆变成土豆粉，把土豆粉变成麻辣粉；把苹果变成苹果汁、苹果醋；把草莓变成草莓酱等等，这是工业和商业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仅仅靠单一的农业初级产出来维持粮食安全本身就是成本很高，且很脆弱的事情，农业领域非常需要工业和商业的赋能，以及劳动力的转换和腾挪。

　　但问题是，现有农业初级产出方面，人口规模巨大，转移过来的劳动力数量也会很大，是否就能直接跟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需求对接呢？这其实才是需要认真、持续解决的问题。这就牵扯到两个很重要的方向，一个是东南沿海产业向内地的转移，以及内地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渗透率更高的职业培训。

　　我先说一下产业转移的问题。

　　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意味着不仅劳动力成本会降低，也会更高效的吸纳更多的“失业”农民，使其就近工作和安家，而这正是中国目前推动的国家战略。

　　另外我想说的是，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具备产业在本国内部转移的条件，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说，日本、德国等海外投资很多，持有的海外资产巨大，但请注意，假设日本、德国等有中国一样规模的国土、人口和战略纵深，恐怕也是优先、持续开发本土，而最终形成的国际竞争力将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前三季度的GDP已经公布了，约合10.34万亿美元，这个数字比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去年全年GDP的两倍还多（日本去年的GDP是5.09万亿美元）。我可以这样说，现在无论什么产业，中国都能接得住，不管你是高端还是低端，这就是规模优势。

　　最近有两则消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个是印度的纺织业订单向中国的转移，另一个是中国工厂生产的特斯拉整车向欧洲的出口。

　　美国可以在战略需要的时候，沉重的打击法国、德国、日本等的企业，除了美国的霸权逻辑，其实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国内市场的规模不够大，缺乏纵深，当国际市场受挫，面临的将是非常严重的危机，而只有像中国这样，拥有国内市场绝对的规模优势，才能应对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各种不对等竞争。

　　我们假设，华为、中兴、抖音等，没有规模足够大的国内市场作为后盾，面对美国的国际绞杀，后果会是什么呢？远的不说，诺基亚和塞班系统就是前车之鉴，芬兰自己内部市场的体量太小了，根本没有给企业容错和回旋的余地，这就是为什么欧盟各国在面对美国的时候，必须要联合起来的原因。

　　让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带动内地发展，开发中国的中西部和更多偏远地区，本身就是巩固国内逐步形成的规模经济，以及建立更加持续的大统一市场的唯一正确选择，我国现在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大家要记住“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几个字，这也是为什么在疫情导致的非常时期，中央大胆的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原因，因为只有更加强大的国内大循环，才会不断的触发和支撑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大循环。

　　如果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习近平主席在这次考察广东之前去的三个地方，分别是山西、安徽和湖南，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打开地图看看，这三个地方，山西是京津冀经济圈的西边邻居，发改委已经发布了《关于支持山西省与京津冀地区加强协作实现联动发展的意见》；安徽紧贴长三角经济圈，习近平在安徽考察的时候，特意在合肥召开了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调动江苏、上海和浙江，如何把产业辐射到安徽就显得很重要了。

　　而湖南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北边邻居，湖南可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强大科研人才和制造业基地后盾。可能大家还不知道，中国芯片行业里面，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芯片湘军”，包括军工芯片，GPU芯片第一的企业景嘉微电子，以及华为海思等的创始人都是湖南人，湖南微创微电子等给中国卫星提供芯片的企业，也都是湖南的，深圳外来人口1200万，而这之中，湖南人约350万左右，占比近30%。

　　如果中国经济发展最好，产值最高的这三个经济圈，不断的由里及外向内地辐射，中国就能达到产业转移和平衡发展的战略目标，整个大规模经济的优势就会进一步释放。

　　三

　　最近中共中央又审议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把成渝经济圈提升到了跟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一样的高度，而成渝一旦壮大，如果把整个中国看成是一个人的话，成渝就是腰部，腰部一旦有力量，人的整体体格也会更加强健。

　　“成渝”向北已经嵌入了陆上中欧通道，可以带动青海、甘肃等落后省份发展；向西可以辐射到西藏，造价超过3000亿的川藏铁路全线已经获批建设；向南直抵北部湾陆海新通道，打通了西北地区，尤其是重庆等跟新加坡等的互联互通。那个目前重庆的网红打卡建筑来福士广场，就是新加坡凯德集团投资的，重庆的货物集装箱，也通过陆海新通道，抵达了新加坡。

　　说到这儿，我想打个岔，忍不住吐槽一下，我觉得重庆朝天门来福士那个建筑，是一个奇丑无比的存在，拉低了整个重庆的底蕴，朝天门多好的地方啊，多有层次美感的地方，被那么一个又高又丑又大的建筑全给挡住了，把整个半岛所有的宽阔缤纷、层次感和整个重庆的灵性都给整没了，假设那个地方是一个更低一点的剧院，或是一个设计更美的图书馆，该多好啊。当然，我只是开个玩笑。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建筑

　　言归正传，想要承接未来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进一步激活中国经济的规模潜力，最急需的是中国需要东西部，以及南北方的平衡发展，这就牵扯到产业转移、先富带动后富的问题，刚才也已经说了，中国政府现在都是全国一盘棋的来规划和执行这样一个战略目标。

　　而想让农业转移人口跟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无缝对接，除了产业溢出和转移，还应该投入更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教育。

　　关于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终生技能教育，甚至是渗透率更高的社区教育等等，未来会有更大的需求，如果这方面做好了，意味着中国至少还有超过2亿的农业劳动力，可以变成工业和服务业从业者，这对整个制造业和服务业控制成本，增加国际竞争力将会有更大的帮助。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中国西南、西北地区，依然有很多地方的农民，是不会说普通话的，进了工厂和城市，表达沟通都有问题，也就是说，很多对农民的技能培训，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可能只需要教会一些农民会说普通话，或者更容易的使用智能手机，或者简单的家政服务要领，可能这些农民迅速就能转换成市场急需的工人或城市服务业从业者，中国的人口红利将会进一步持续。

　　四

　　当然，中国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我可以这样说，在大家十分关注的住房、医疗和教育等方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能够完美解决的，因为人的需求和欲望是无限的，而诸多资源本身就是稀缺的。

　　远的不说，就拿最近十几年的美国来说，2008年的次贷风暴，以及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就是因为美国住房市场信贷过度引起的；而医疗方面，奥巴马政府搞了一个全民医保，然后特朗普上台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废除”奥巴马的医保政策（2017年1月20日，美国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誓就职后，便急不可耐地进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第一道行政命令，叫停了“奥巴马医改计划”），可见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分裂程度。

　　关于教育，我们要不要学美国呢，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可以自己做个判断。

　　美国是一个消费主导的经济体，消费占GDP的比重超过70%，但美国人的消费，基本上是依靠信贷来拉动的，那具体消费贷占美国整个消费额的多少了，我告诉你，占到了接近80%。而在消费贷里面，大学生贷款占到了超过10%，是美国仅次于住房抵押贷款的第二大贷款，教育产业是美国消费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美国消费市场对教育产业消费的依赖度还在不断的提高。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提到，美国为什么必须要通过房地产和教育来“收割”全球的原因，如果这两个市场哑火了，美国消费型经济也就歇菜了。反过来说，美国也是在通过强大的金融市场来支撑美国优越的住房条件和教育体系，用来吸引全世界的人才。

　　按照CNBC的统计，70%的美国大学生毕业时会身负沉重的助学贷款，平均每人3.7万美元（约等于25万人民币），相比2005年前的数据增加了2万美元，美国有数百万人直到60岁的时候还在还助学贷款（美国助学贷款毕业后开始付息，利率本科约为5%、研究生约为6%）。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平民在美国社会脱颖而出的成本越来越高，比如上一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毕业后用了21年时间，直到当选总统之前4年（2004年）才还清了助学贷款。那我的问题是，有多少个大学生，能比得上奥巴马呢？

　　美国的律师、医生、华尔街精英等等耀眼的职业，都是用钱砸出来的，要么你家里很有钱，要么你就要背负沉重的贷款（成为一个不敢失业和冒险的人，人生的可能性会被大幅压缩），教育反而成了美国社会阶层固化的重要推手。

　　当然，如果仅仅是大学教育而言，我们中国也要在控制办学成本增长，跟增加助学贷款之间做出选择和平衡，但更重要的是，教育如何刺激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以及真正多元化培养人才呢？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但又很难用静态的政策来解决的问题。因为大学没有能力“发明”新职业。

　　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假设这个世界上只有医生、律师、大学教授等等一些传统的职业，那么大家的选择也就非常有限，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不断的接受更高学历的教育，不断的加大教育投入才能进阶，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新的职业的诞生，教育领域再怎么改，最终也会形成难以避免的“固化”阶层的风险。

　　那到底如何打破这个死循环呢？我认为这就要谈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科技创新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制度的问题。请大家别着急戴有色眼镜，请继续往下看，我会给你不一样的解释。

　　五

　　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那就是科技创新。比如说，如果有新的科技诞生，那自然就会有新的职业，而大学教育是非常滞后的，所以当新的科技促使新的职业诞生的时候，当下的大学教育的“价值”就没那么大了。

　　比如我们还是拿美国来举例，美国现在有四家如雷贯耳的高科技公司，分别是苹果、微软、戴尔、脸书，但这四家公司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很多人可能还不是很清楚，那就是这四家公司的创始人，全都是大学没有上完的辍学者。

　　我不知道我是否说明白了我要表达的意思，假设没有互联网等科技的出现，其实就没有新的产业出现，也就没有新的职业的出现，如果大家想出人头地，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不断的接受教育，而当新的科技出现的时候，大学生都可以辍学，同时也可以创造更加辉煌的事业。

　　如果美国社会还是只有医生、律师、教授等职业，那你辍学一下试试，恐怕很快就滑入底层了，谁还认识什么比尔盖茨、乔布斯呢。

　　那我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创新型社会本身就是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性的法宝，是对教育天然缺陷的补充。而在大家最关心的住房、医疗等等领域，任何国家，都没有万能的手段，要想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真正的功夫在其他地方。科技可以改善住房条件，也可以降低医疗成本，这本身就是对政府各类政策局限性的补充。

　　我们继续拿教育来举例，要想真正打破教育“固化”阶层的风险，大家都能享受到教育的红利，不是一味的压缩办学成本，也不是仅仅依靠助学贷款，最根本的可能是让整个社会具有创造新职业的能力，也就是真正的科技创新能力，只有不断的科技创新，才能弥补诸多产业政策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天然缺陷。

　　现在在中国诸多大城市，一个送外卖的小哥，可能就是一个辍学者，但他的收入可能远远高于自己老家的教师或医生（当然我并不鼓励辍学），如果没有互联网这种新兴的科技，就很难有外卖小哥这个规模性职业，大家就只能在教师、医生、公务员这样的领域竞争，而这种竞争就完全取决于谁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其实大家对教育的依赖度就更高了，对教育的不满也就更大了。

　　我这里并不是不尊重教育，而是要反复告诉大家一个道理，那就是科技的发展，能够补充教育产业的滞后和不足。

　　美国其实在诸多产业和公共政策领域，都存在着重大的缺陷，我上面也都举例了，包括住房、医疗和教育等等，但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以及强大的国际运作能力（主导全球财富分配），掩盖了其缺陷，使得各种问题延迟暴露，然后再通过新一轮的创新来解决。

　　这就是为什么当其他国家，在科技创新上稍微赶上或超过美国的时候，美国就会拼命打压的原因，因为如果美国在创新这个领域落后，意味着所有的社会问题，以及所有的产业缺陷都会暴露。

　　但这还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我接下来要说的是，美国在产业创新领域，本身也存在着重大的制度性缺陷。

　　六

　　我一直没有跟大家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问题，因为道理也很简单，只有把资本主义经济学搞清楚了，你才能知道社会主义经济学到底在讲什么，或者说有什么用的问题。

　　如果我现在说美国社会制度在创新这个方向有重大缺陷，很多人可能就不想往下看了，因为美国引领全球创新都上百年了，不正是因为美国有很好的制度基因吗？怎么反而成了缺陷了？

　　当然，我还是建议你继续往下看。

　　这次新冠病毒，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我们就从这次新冠疫情说起。

　　美国已经为了拯救企业和经济，推出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直接刺激，目前正在讨论的刺激方案金额也接近2万亿美元。在此期间，美国的航空企业获得了超过250亿美元（约1700亿人民币）的援助，其他各行各业也都获得了很多援助。

　　好，我们就拿航空公司来举例，比如当新冠疫情到来之后，到底什么方式才是拯救航空业的最佳方法呢？一个是迅速控制病毒，然后让航空业务尽快复苏，另一个是对控制病毒无能为力，但可以给航空公司持续的援助资金。如果放在长远的发展来看，哪个对航空行业的发展更有利呢？我想，答案是非常明确的。

　　因为如果不去控制病毒，而是靠持续的资金援助，这里面损失的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会损失掉更多用来创新和改善业务的商业和交易数据，而这些数据是创新的前提。西方之所以在工业革命和现代商业领域领先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积累了比我们多得多的制造业和现代商业等的数据。

　　那么从现有事实里面，能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很简单，正是由于美国社会不断的制度性的宣传和强化，把自己也扔坑里了，民众可以接受新冠病毒感染，甚至是死亡，也接受政府的不作为，还可以接受对航空公司等等的直接巨额资金援助，但不接受自我“隔离”，不接受“封城”等。

　　难道美国政府在抗疫的时候，真的就不想搞隔离和封城吗？我告诉你，非常想，在纽约疫情蔓延的时候，特朗普就要封城（强制隔离），结果纽约州州长说，封城就意味着对纽约宣战，特朗普立马就改口了。

　　那后果是什么呢？人死了超过20万，航空公司等依然遭遇了难以修复的损失，整个经济运行效率降低，资金以非市场的逻辑流动，在整个过去半年的疫情周期内，美国富豪们的身价在半年里暴涨8450亿美元，但美国的失业率从3%飙升到了最高的超过20%（现在才回落到了10%），就算在冒着更大感染风险启动复工复产之后，美国依然减少了超过1200万个工作岗位。

　　那到头来这样的模式对谁的害处最大呢？我告诉大家，是穷人和中产阶级，过去半年，美国的穷人和中产阶级丢了工作，感染了病毒，很多人变成了长期失业者，而且有超过20万人死了，但美国企业拿到了巨额资金援助，美国富豪们多增加了超过8000亿美元的收入，美国政府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而且很多穷人和中产阶级丢了工作，感染了病毒，反而跟着美国政府责备中国。

　　相比来说，中国政府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把更多资金投向了全面的医疗系统，当美国各州争夺呼吸机，担心检测越多，医院负担就越重，从而拒绝更多检测的的时候，中国进行着重点城市和各类服务业群体的全方位无死角检测。这其实就是对中国各大产业和各类公司的最大的补贴和援助，以至于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内航空业已经恢复到了超过此前高峰时期的90%，人口聚集程度最高的电影院线市场，中国票房也创出了阶段性新高，目前已经超越北美，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票房市场。

　　其实中国经济从疫情当中的复苏，对于行业发展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而是行业和科技发展的延续性问题，美国这次丢失的，不仅仅是GDP，还有企业数据的积累，以及创新节奏的延续。

　　这就好比跑步比赛，节奏一旦被打乱，对于一个赛手来说，意味着需要付出更大的体力消耗，甚至直接会决定比赛结果。

　　七

　　当然，很多同学肯定会说，疫情毕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不能用疫情来说明更长时间的国家竞争问题。

　　其实我们一方面可能远远低估了疫情的影响，另一方面除了疫情，还有很多关于美国创新领域遇到的问题需要继续讨论。

　　关于疫情，是否真的会改变历史进程，暂时还不好说，但我说几个案例，比如如果不是瘟疫，早在600多年前，蒙古人可能就完全征服欧洲，那欧洲文明是不是得重写？最近美国有媒体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说中国明帝国的灭亡实际上是因为瘟疫，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在警示美国政府。另外如果不是瘟疫，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不会那么快结束，恐怕也会影响到而后的世界格局。

　　除了疫情导致的特殊时期，我们继续探讨关于美国的产业创新常态问题，这个问题需要跟中国的产业发展对比来说。

　　就拿5G技术来说，美国为什么没有引领这一产业呢，是美国人认为5G技术不好吗？美国科技领域不发达？完全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是美国各方利益的协调出了问题，这里面就包括研发、设备制造、市场终端，以及军方对频段的占用等等，最后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中国在这一领域迅速发展。

　　问题是，为什么美国无法协调各方呢，这就是制度的缺陷，缺乏国家层面的战略协调，不是按照民众需要和效率原则，而是按照利益博弈，这种背景下，等你博弈得差不多了，别人已经领先你了。

　　所以美国这种制度缺陷，在其绝对领先全球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这就好比当你领先对手足够多的时候，你在半路上跟人打一桌麻将然后再赶路，对手也是跟不上的，但如果你跟对手的差距越来越小，只要你稍微停顿一下，对手就可能会超过你。

　　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说，美国这种利益博弈机制，虽然看上去速度慢、效率低，但也是一种天然的纠错机制，后劲会更足，其实这么讲也没有错，问题在于如果每一个产业的发展都要经过一番利益博弈，你就很难保证最终的结果都是选择出正确的方向，那么日积月累，一旦遇到真正的对手，所产生的后果可能就是自身诸多产业领域的滞后。

　　我再举几个例子，比如高铁的发展，美国由于高速公路、航空等十分发达，传统铁路也相当的完善，所以对高铁的需求不是很明显，高铁就没有发展起来，但其实美国没有发展起来高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航空公司等各方利益的迟滞。

　　大家应该知道高铁对航空业的影响，比如郑州到西安的高铁开通之后，两地航线很快就停了。再比如京沪高铁开通之后，对京沪航线的分流就超过了50%。

　　可以说，未来1000公里以内的城市之间一旦开通高铁，意味着两地之间的航线会被大幅分流，甚至是完全被高铁取代。而这样的距离，在任何国家都是非常繁忙的航线，拿美国来说，纽约到华盛顿只有三百多公里，但就算在疫情期间，每日的航班数量也达到了20班，这如果是开通了高铁，谁还会坐飞机呢？

　　那美国政府也不想修建高铁吗？美国民众真不需要吗？非也，十年前，加州就开始修高铁，民众呼声也非常高，而且联邦政府还给了加州35亿美元，也批准了超过100亿美元的专项债发行，结果最后工程还是烂尾，联邦政府给州政府的35亿美元州政府也没有还给联邦政府。

　　当然，你硬要说美国不修高铁，是因为环保，以及各种成本，又或者是没有技术能力或人口比中国少等，我也无话可说。我想，技术先进且大规模统一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美国政府心里最清楚。

　　要知道在历史上，美国人口更少的时候，对基建的疯狂也是令当下的我们吃惊的。美国在19世纪中叶，南北方矛盾加剧，以及南北战争爆发的那段时间里，修了数十万公里的铁路，美国最多时修了超过40万公里的铁路（中国加上高铁，也还只有不到15万公里），林肯就是美国太平洋铁路（被英国BBC评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七大工业奇迹之一）最主要的推手。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美国可以用410天建起帝国大厦，在战时16个月建造了五角大楼。美国现在的油气管道，占全球的超过30%，包括中国、日本、印度等在内，整个亚洲的油气管道加起来都没有美国多。

　　估计大家也看出了点名堂，美国只有在“非常时期”，才能协调各方利益，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铁路主要是南北矛盾加剧，以及南北战争期间，城市建设扩张主要是大萧条期间等。其实12年前加州高铁，也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推动的，危机过去了，也就推不动了。

　　最近美国陷入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大萧条阶段，又重新开始批准高铁建设，美国联邦铁路管理局已经批准了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和达拉斯之间的高速铁路项目，预计该项目最快于明年上半年开工，2027年建成通车。

　　因此，美国不是不想建设高铁，而是根本就推不动，除非是赶上非常时期。这本身对于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来说，就是一种制度性缺陷。

　　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无论美国出现什么现像，都能解释为科学、合理、文明等等，就拿这次疫情来说，明明就是没控制住，给美国经济带来了百年都不遇的冲击，结果还是有人说，万一人家完成了群体免疫呢，中国不是吃大亏了？其实最近美国已经出现了二次感染的情况，而且二次感染之后患者病情更加严重。

　　八

　　再比如电动车的发展，中国目前无疑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今年上半年中国市场的电动车销量超过了31万辆，美国只有8.7万辆。美国电动车的发展明显慢于中国，这当然有美国自身的考虑，以及美国油价便宜，大家对内燃机汽车依然有不可替代的需求，但还有两个原因大家可能不知道。

　　一个是美国的石油企业反对给电动汽车进行税收补贴等，另一个是美国的很多州都禁止或限制特斯拉的直销汽车商业模式，因为美国汽车产业链里面，权力最大的实际上是经销商协会网络，特斯拉不经过经销商的模式，让美国的汽车经销商生意受损，所以遭到了反对。

　　那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在中国，航空公司等能迟滞高铁发展吗？能游说国家不要批准高铁建设吗？石油公司会反对给电动汽车补贴吗？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说，美国航空公司等反对修高铁，石油公司等反对发展电动汽车，是阴谋论，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数学题，根本用不着过多的逻辑推理。

　　中国之所以可以免受利益集团的阻挠来发展新产业和新经济、新技术，原因就是中国的社会制度本身就是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这就使得政府能够通盘考虑，在产业发展方面，基于全民利益，而非基于简单的利益集团的博弈。

　　我并不是说不需要博弈，而是博弈本身不能大范围的抑制社会的进步，比如中国的移动支付，主要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来推动的，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说明，因为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发展，实际上给中国的传统银行业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甚至给监管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但正是因为移动支付是更为先进的发展趋势，中国政府依然保护了这一市场的持续发展。

　　其他很多国家没有发展起来领先中国的移动支付，难道真的是因为中国技术更加领先？其他国家不需要移动支付？

　　当然，可能你会说，如果不是政府的“管制”，中国的移动支付会发展得更好，但请注意，如果没有政府来权衡，让市场各大主体不择手段的自由博弈，大家可以想想后果。

　　真要是让移动支付公司跟传统银行业展开博弈，恐怕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根本就不是银行的对手，因为掌握的资源是完全不同的，其结果就是中国的移动支付会因为各种理由，被银行业“封杀”，那至少中国的移动支付普及会需要更长时间，直接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最近十年来，支付宝、微信支付等跟银行业之间的恩怨情仇。

　　当然，中国正在推动更为先进的支付手段，那就是官方数字货币，一旦官方数字货币推出，支付的便捷性会进一步增加，这个时候会直接冲击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市场，移动支付市场不高兴也没有办法，只能是想办法如何接入未来数字货币的发展新体系。

　　九

　　在讨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已经默认了，“人民创造历史”、“始终站在人民一边”，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等，但西方经济学关心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学里面对“剩余价值”、公有制等层面的讨论，所以很多人会变得警惕，但这种讨论实际上是不对等的，也就是说双方不在同一个层面。

　　如果把“剩余价值”和公有制的讨论，放在产业发展当中的利益博弈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很好解释的，“剩余价值”和公有制的存在，并不是说存在剥削和否定私有财产，而是为了让更多的商业主体，不至于在争夺“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掣肘整个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发展。

　　这就好比说，一个强调的是天体运动的轨迹，另一个则始终跟你讨论的是天体的物质组成，而天体物质的组成，始终是一个战术问题。

　　我在上一篇分析里已经有详细的分析，提到了“纳什均衡”，其实在战术层面，只要是进入国际竞争的经济体，都会变得越来越像，这就好比说，从产品和服务等层面，你很难看出来哪个来自社会主义，哪个是来自资本主义，你不能说社会主义的手机就是按键的，而资本主义的手机就是触屏的，所以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造出来的东西一定是越来越像，商业科技也会雷同，中国的产品，也得主动去适应美国人的消费理念，而美国的产品，也会主动去适应中国消费者，这已经不是相似或学习，而是迎合，我觉得这没有任何问题。但从商业背后蕴藏的战略力量来源来说，双方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才是需要坚守和区别看待的东西。

　　那很多人也会怀疑，最终哪种力量更强大，或者说更符合未来世界发展的趋势呢，我觉得这真还不好说，就像新冠病毒的全球爆发，会让很多人重新思考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逻辑。

　　中国很多集体主义等意识，实际上更多的是中国人经历了太多的自然灾害，中国有足够长的历史，知道什么才是对人类最大的威胁。但西方不同，其实西方文明有很多断点，有很大一部分是由阿拉伯人给留存下来的，并不是一个延续的文明记录，后继者对历史的选择性极强，甚至是偏执的。假设未来再经历几次比新冠病毒还要严重的天灾，我相信西方也会更多的依赖于集体主义来争取生存权利，而不是坚持“要隔离毋宁死”的逻辑。

　　其实中国的社会制度，本身也是中国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当中淘汰出来的最适合中国的制度，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经验和教训的集合，这是中国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瑰宝。

　　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秦国一直是被中原各国看作是蛮夷、落后，文化上采取法家的大一统专制，缺乏开放，但到了后期，秦国用战国时代三分之一的土地，创造了三分之二的财富。而类似齐国这样，商业立国，文化上多元、思想争鸣，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实施五都制（类似今天的联邦制），才是真正具备吸引力的国家，齐国宰相管仲就是当时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但齐国反而更具有侵略性，在军事上齐国让鲁、宋、陈、蔡、卫都先后屈服，谭、遂两国被齐国消灭，也屡次打败魏国等强国完成了霸业，同时也有征服秦国争霸的野心，但最后大家也都知道了，秦国统一了中原各国，而不是齐国。

　　当然，你会说，秦国很快也没有了啊，问题是，自秦国之后的汉朝开始，几乎全都实施了秦国的各种社会发展模式，包括对中国历史影响最深远的郡县制，一直延续到大清。那秦国模式为什么会胜出呢，原因其实并不复杂，一直以来，中国都在面临两个威胁，一个是外部敌人的入侵、骚扰，另一个是内部的生存。

　　为了应对外部的战争威胁，就需要更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而为了内部生存，就要不断的改造自己的土地。所以今天我们不仅看到了秦始皇兵马俑，也看到了秦国时期修建的，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都江堰。还包括秦国修建的郑国渠灌溉系统，开启了引泾灌溉之先河，对后世引泾灌溉引发了深远影响。再加上秦朝开始的书同文车同轨等，对中国统一性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这种历史对今天的世界又有什么启示呢，其实中国依然面临着两个挑战，一个是外部威胁，另一个是内部生存。美国已经把中国列为头号“威胁”，形容为全方位的竞争对手，而内部来说，这次新冠疫情，已经证明了，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等对内部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

　　未来依然如此，人类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人类自己的威胁，更大的威胁实际上是我们生存的环境。如果在未来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的发生类似新冠疫情，或者更多自然灾害事件，什么样的国家更有机会存活下来呢？中华文明的延续，不正是在说明西方所推崇的“适者生存”这样一个道理吗？

　　十

　　最后再回应一下开头提到的农业和土地资源的问题，其实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很多地方都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发展经济更是免谈，美国早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像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等，就明确的断定，不管是谁执政，都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艾奇逊的原话是：历代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同样，共产党政权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但事实是，中国人不仅走向了小康，而且让很多被国际社会被认为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发展起来了经济，这恰恰是规划和政府机制所起的作用，从都江堰到京杭大运河，再到如今的各类铁路、水利和公路、航空等基建、互联互通工程，中国把一个地形和民族等都极其复杂的国家，改造成了如今团结奋进，接近现代化的样子。

　　如果纵观中国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跟自然条件和外部威胁作斗争，以及在大统一机制下，用各种办法改造国土的历史。尽管中国的大部分土地是贫瘠的，但中国也不会选择用侵略来获得更肥沃的土地，如果真正去看过中国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梯田的同学，就知道中国人一直以来是如何把既有土地资源发挥到极致，从而繁衍生息的了。

　　新华社拍摄的中国梯田一角

　　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其实核心还是国土规划和经济规模发展，以及如何定义未来中国所发挥的作用的问题，我这里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比如美国经济的强大，其实其中一个就是美国人口和资源的流动性依然是世界上最强的。美国人口只有中国的不到四分之一，但依然缔造了全球最繁忙的高速、铁路、水路和航空等系统。

　　按照统计，美国人一生当中至少都要搬七、八次家，多的要十来次、二十次不等，人均搬家12次，堪称世界之最。放在全球范围内来看，美国仍然是流动性最强的国家之一。也就是说，美国人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上一篇文章里，谈到要扩展高速公路触角的原因，其实我们对高速公路的使用，会随着中国人口及各类资源流动性的进一步提高，而变得越来越频繁。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无论新基建还是传统基建，现在看着一些基础设施过剩，那是因为很多需求我们根本没有被激发出来，还有很多需求是动态产生的，你现在可能想都想不到。这个需要交给时间。

　　另外，中国地处亚欧大陆核心枢纽地区，中国未来的定位是国际枢纽，这种背景下，中国对基础设施的建设，不能只着眼于国内，还应该考虑到整个亚欧大陆的国际需求。比如中国已经成为越南很多产品运往欧洲的主要陆路通道，日本也在通过中国的亚欧陆路通道，来增加通过中国，将日本货物运往欧洲。

　　其实这就是中国发展逻辑的不同，比如俄罗斯（前苏联），至少在铁路发展方面，就过于保守了，为了“防守”，采取了宽轨，致使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亚欧大陆的陆路发展和高效运输，中吉乌铁路，现在就卡在大家到底是要采用宽轨还是标准轨上面，这就是苏联采用宽轨带来的遗留问题，实际上完全没有必要，收过路费比卖资源其实更划算，更能拉动经济整体发展，俄罗斯和中亚各国应该尽早明白这一点。

　　中国在发展各类标准方面，都是跟国际接轨，而如今的美国，在很多时候为了展现自己的领导力和个性，也可能跟当年的苏联一样为了“防守”，其实在制定和采用国际标准方面，实际上在走回头路，也就是自我孤立，这一点我就不展开来说了。

　　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我们不能说中国的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但按照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危机意识，我们绝不会再次错过世界的新一轮地缘和技术革命，至于我们的竞争对手，按照美国精神病学家罗斯的理论，可能会经历这样五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