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土地改革一发动全身

大参考

　　时局：土地改革一发动全身

　　土地流转使农业商品化和城市化双双提速
　　长远预期使城乡房价地价双双上涨
　　土地自由流转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

土地流转使农业商品化和城市化双双提速

　　中国民间积蓄酝酿的改革能量，目前呈现的是一股弯弓待射蓄势待发之劲头。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刚一出炉，专门提出了建设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并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形成城乡一体的新型工业城乡关系，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推动土地改革，给予农民更多产权。

　　当天，作为当年农民按血手印包产到户发源地，安徽省政府网站公布《安徽省政府关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决定在全省20个县（区）开展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工作。

　　意见指出，安徽将大力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步形成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组织形式为补充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力争到2015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面积占承包耕地50%以上，明显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专业化程度。

　　该意见中最大的焦点问题在于探索农村土地流转新机制的表述。意见指出，将建立多元统一的农村土地市场。允许集体建设用地通过出让、租赁、作价出资、转让、出租等方式依法进行流转，用于工业、商业、旅游和农民住宅小区建设等。另外，坚持自愿、有偿原则，探索建立符合农民合理需求的宅基地退出补偿激励机制。建立农民通过流转方式使用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宅基地的制度。

　　显然，安徽省的这个土地流转意见是基于现实需求、“蓄谋已久”的一项举措，万事俱备，只欠政策开闸的东风吹皱一池春水。而安徽只不过是全国的一个缩影，正如当年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今天的土地流转也将会有“一夜春风绿江南”之效。即使各地的具体表述会各有不同，但基于民间自愿自觉的土地流转万变不离其市场原理和宗旨。

　　具体的流转过程和方式方法、时间和机会演变，具体到每家每户、每块地、每座宅子都会各不相同，但整体的、宏观的趋势性影响则是一目了然显而易见：

　　首先，土地自由流转将会促使农业产业化商品化提速。在原有土地制度不变、不能长期稳定地自由流转的时候，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小，产出和投入比越来越低。虽然很多农民进城后，有一些抛荒土地集中到农业大户手里，但这样的集中是短期集中，更多的是兼具“看管邻居亲友土地”的价值，农业大户在土地上的产出价值和出借土地或请人代管土地的土地所有人（承包人）在土地上能够实现的价值都非常低。

　　而一旦土地流转长期稳定化，土地的市场价值将得到提升，原土地所有人（承包人）可以以多种方式出租\出让自己的土地，作为进城打工\创业\购房的资本，而农业大户\新型农场则由于土地的长期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得以增加科技和资金投入，农业将有可能像当年俄罗斯土地改革后一样，成为中国最赚钱的行业之一。

　　事实上，今天中国农业的最大困境，一方面是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是各种符合大众需求的安全\高品质食品供不应求。困境就在土地制度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金融制度上。只有土地产权资本化了，现代金融业才能进入现代农业，为农业产业化、专业化、商品化插上腾飞的翅膀。

　　土地产权长期化、金融资本化将大大有利于人们对土地产出预期的长期化，从而有助于土地升值和变现。这个过程，将大大有利于进城农民获得更高的进城创业和置业资本，有利于进城农民长期稳定地在城市扎根。这个过程，自然有利于中国城市化的提速。而进城农民一旦有更多、更高比例的人群在城市扎根，无疑有利于他们更快地以出让等多种方式放弃在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又进一步加快土地经营的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商品化。彼此之间互相促进互相激荡。

　　制度安排政策改变，就是有这么神奇的效果。有些人会担心，土地可以自由流转，万一农民失地又失业怎么办？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加拿大《环球邮报》欧洲局负责人道格.桑德斯《落脚城市》的研究表明：小农经济比农业大户和现代农业更容易破产，小农场主破产后自杀的概率比同样情境下农场工人的自杀率要高得多。我们换一句话来说，资本农业比小农经济具备更强的失败承受能力；而资本农业下的农业工人比小农经济下的小农业主获得的保护要多得多。

预期长远化使城乡房价地价双双上涨

　　很多人关心土地自由流转对城市房价的影响。前面说了，土地自由流转将有助于农业商品化和城市化双双提速。而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人口流入城市的过程。这个速度加快，而且随着土地资本化程度加深，进入城市的农民“一无所有”的概率降低，你自己来说，这城市房价是上涨还是下跌？无疑，它会使城市和农村小城镇土地和房屋价格都双双上升。

　　包括大嘴任志强在内，很多人都认为土地私有化或曰城乡土地一体化一定会带来房价下跌。一个最直接简单的逻辑是，现有的土地一级供应是政府垄断的，而垄断必然导致供应的短缺和竞争的缺乏。在土地市场自由竞争状态下，不仅供应会增加，而且价格也会因有竞争而回落。

　　但一方面，房价涨跌不取决于土地制度，而取决于楼市供应量和人聚财聚人散财散的城市化规律。城市化过程中，稀缺的是特定城市空间，而不是土地。人聚的地方，地价房价一定持续上涨；人散的地方，你想让它上涨都没有可能。我故乡集镇的地价，民间私下交易，七八年前才50元一平米，2013年11月的今天，已经是500至800元一平米。

　　另一方面，现行土地政策下，政府垄断一级土地，的确使土地价格缺乏竞争，但却并不意味着土地供应相对于需求来说是短缺的。恰恰相反，“土地财政”政府靠卖地生存恰恰是在超量供地。国土部2013年初公布消息说，过去8年城市住宅供地增量是人口增量3倍！

　　土地制度一变，政府的逻辑随即发生改变。土地不在政府手里，反而有利于他们按照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划、按照城市化的自有规律来控制土地出让。政府为防范房价大跌引发地方债和金融风险，会严规划控供应。

　　同时，乡村集镇、城郊和城中村农民自己更自主地掌握土地权利以后，多数人不会因此低价卖地，只不过如果不经政府之手，他们获得的土地收益会更高，而更高的土地收益掌握在私人手里，毫无疑问会成为推高房价的利器。

　　土地自由流转，不仅乡村集镇、城中村和城郊村的土地和房屋价格会上涨，偏远地区的土地和宅基地价格也可能水涨船高。一来是大量的社会流动性以前只有城市住宅一个出口，现在可以以各种方式流到广袤的土地上了，以前的土地是死的，现在可以被会飞的长着翅膀的资金给激活，苏醒过来的大地，理论价值都会提高。二来土地自由流转一旦得到法律上的确认和保护，会大大提高土地拥有者、支配权人对土地收益的长远预期。所有长远预期对今天的折射，就是它今天“变现”的理论价值提高。当然，理论价值和实际成交之间，即便是鲜花满地，也是万水千山。

土地自由流转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

　　很多人机械地理解法条，认为土地和农房的流转为现行法律所不允许。导致安徽“建立农民通过流转方式使用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宅基地的制度”被一些解读为“农民可以买卖宅基地”，对此，安徽省国土厅有关人士特别表示，这是对文件的误读，文件中称之为“可以流转使用宅基地”，并非是“买卖”。这种面对舆论的“谨慎小心”，完全可以理解，谁都不愿意因为站在风口浪尖而使一项计划流产。

　　事实上，财产权应当被视为人身自由权的基本组成部分，财产自由是人身自由的基础。这样的财产自由是古今中外自然法则的天律。别说同村村民之间、不同村庄村民之间的交易，就是国土部明令禁止的城市居民购买乡村居民住宅问题，在民间也一直存在。承认或不承认，交易都在那里。

　　不能买卖，租赁总可以吧？如果是我来“买”农村住宅或土地，我就用一次性付款“永久租赁”的方式锁定，如果谁要反悔，就定下“随行就市”几倍的违约金。那时候，法律也帮不了违约者的忙。惟一法律上的障碍在于，如果下一次我要处置这些地产，需要原物主亲自来履行一下法律手续，比如签字。万一原物主不配合（合同也可以约定配合）或者因故不能来，就会变得很麻烦。也就是说，不符合天道即自然法则的法律不能阻止交易本身，但会大幅度增加交易成本和改变人们的长远预期，从而导致物业的价值被低估。

　　更何况，《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也就是说，除了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办企业或建住房。与此同时，虽然说“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出租”，但凡事还有例外，企业破产、兼并就是例外。2013年11月14日

　　财富：楼市一叶障目妨碍真改革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4天闭门会议、消息密不透风之际，会议开到第3天，消息却称房产税已冲破重重阻力，三中全会后将全面推行。这个消息来自和讯网独家，发布于2013年11月11 日，却没有作者。消息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召开两天，高层承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纲领即将揭晓。有知情人士向和讯网透露，几易其稿的房产税改革方案，也已经冲破既得利益者们的重重阻力，上报高层；三中全会之后，具体实施方案将很快出台。”

　　和已在民间流传甚久的“2014年1月1日正式全面推行严厉房产税”等消息一样，我的判断是，眼下这则消息仍然是不折不扣的意淫，除了吸引眼球，就是和过去媒体在房地产领域的表现一样，试图通过“设置议程”达到“绑架”公众和政府决策之目的。虽然“绑架”的指责似乎对媒体有点言重，有违言论自由原则，但媒体探讨问题可以（比如该不该征房产税、如何征、何时征等等），时不时危言耸听传播不实消息误导公众，则有违媒体客观报道的基本操守与原则。

　　为什么我判断这个消息是假？第一，三中全会讨论的是国家转型和改革的重大历史命题，房地产根本排不上号；第二，即使房地产排得上号，“几易其稿的房产税改革方案，已经上报高层”，也未必上这么重要的会；即使上这么重要的会，也有通过或不通过或者在重大修改后再行通过三种可能！怎么就一步越过这些程序，“三中全会之后，具体实施方案将很快出台”？难道“知情人士”就是全盘掌握三中全会本身的人？事实中有全盘掌握三中全会的人吗？

　　由此可见，一些媒体的偏执与意淫到了何种程度！

　　悲哀的是，一直以来媒体中的楼市喧嚣，大部分被类似的偏执、意淫与伪命题掩盖了真相和问题的本质，甚至于到了祸国殃民的地步！媒体设置的议题都紧盯着高房价，而没有穷追不舍抓住高房价高物价的根本，从而导致大量政策性做法集中于高房价本身，导致高房价问题不仅愈演愈烈，而且大规模怂恿、纵容政府与民争利、行政手段干预市场自由，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市场、民众购买力等全方位深度恶化。

　　11月10日深夜，有人微信我说：“大焕老师，听房产记者说，三线城市楼市确实比较危险。”我答：“不用等他们说，我三年前在《世纪大迁徙》一书中就警告了。2011年2月11日对温相出台限购政策，我又在FT中文网再度明确警告其导致的三四线楼市过剩和泡沫比一二线楼价上涨危害更大。我执城市化之牛耳，比许多大开发商判断还准确。”

　　不断有人说高房价绑架中国经济妨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汪亚民称“就像女子被人强奸了不去谴责强奸犯却在女子着装打扮上做文章一样。”这是对歪论最形象有力的回击。投资型政府形成腐败、通胀、两极分化和环境破坏的基本格局，招商引资绑架房地产补贴工业。多数人要么没胆要么无识谴责“强奸犯”。长期以来媒体只把火力集中在高房价，而不集中于导致高房价的基本经济模式——投资型政府上，两边讨好——对政府是小骂大帮忙，无伤政府主导经济的基本模式；被一些鼠目寸光的下层中产和白领誉为“百姓利益代言人”。不独立思考而一味拥戴“代言人”的后者则最终必将自食苦果，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所有的通胀都是货币现象。中国的房价物价为什么高？因为通胀，因为货币超发！包括很多著名经济学家在内的人们都认为货币超发是因为美国货币超发，我们不超发是傻瓜。殊不知内因才是决定事物的根本。我们的货币超发，美元超发是小小的外因，大大的内因是外向型经济和投资型政府。廉价土地廉价环境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加廉价出口的外向型经济，换回的美元不能在国内自由兑换，于是由央行变成巨额外汇储备，印出大量人民币兑换美元投放到市场上。投资型政府则是地方和国企请客、中央和全民买单！也就是地方政府和国企都是不负责任的儿子，抱回一大堆孙子（无度借债扩张）要由爷爷（中央）养。都是只管生不管养的浪荡子！一个县市几十几百万人的利益被转换成三五个人的利益，几十几百万人五十年的增长被置换成三五个人三五年的政绩。投资竞赛和国家当冤大头的大型重点工程、国企投资，1元成本可以做成3元（其中大部分是腐败成本），GDP想不“中国经济奇迹”都难，但腐败也是深不见底，通胀则是高入云端。

　　地方和国企无度借债怎么办？没办法，中央就印钞票来还债。中国的M2在10年间从21万亿增加到107万亿，算算膨胀了多少倍？2002年全国平均房价2250元每平米，2012年是5791元每平米，算算又涨了多少倍？

　　多印的人民币怎么办？在国内通货膨胀。所以不仅仅是楼价涨，用购买力衡量食品药品日用品全都比美国贵。中国人民拿着第三世界的工资，支付比第一世界还贵的价格。所以人民币对不起人民。

　　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果肯定是政府垮台。因此，“适度通胀”可以容忍，但绝对不能坐视恶性通胀。办法就是搞一个“资金蓄水池”。土地不能自由交易，股市是个圈钱市和赌局，都不行，只有房地产！房价一直在涨，囤积了大量超发的货币。若没有房地产吸收多余的流动性，生活资料价格上涨不知会导致多少人成盛世下的饿殍！

　　房价要涨，地方政府圈的地才能卖得出去，但又怕恶性上涨导致崩盘，同时又要安抚媒体情绪，于是左调控右收税，特别是在交易环节征税，名义是不让炒房人得利，是炒房人炒高了房价！真是左右逢迎得了便宜又卖乖，一切只因开发商和炒房人流的不是道德血。殊不知，开发商和炒房人却在流血又流泪：我补贴了实体经济、补贴了保障房、为新移民提供了住房，何罪之有？

　　而等待保障房和等待政府调控带来房价下跌的人们，更没有得到一分钱便宜的机会！他们等来的是保障房和房租价格的双涨！我们看见太多太多的人，在漫长等待廉价那么一点点却有可能品质低很多的保障房过程中，损失的却是更大的房屋升值的机会！曾有一位未听我劝说及时去买商品房的人，保障房足足等了四五年，等到他以同地段商品房一半的价格买下北京五环外通州某限价房时，那个限价房的价格，已经是四年前北京东四环商品房的价格！而更多的人，甚至还没有他“幸运”！他好歹轮到了限价房，更多人还不知要等哪个猴年马月。以北京为例，截至2013年8月7日，经济适用住房备案通过 94279户，限价商品住房备案通过 190414户，廉租住房备案通过 27760户，公共租赁住房备案通过 35744户。而过去五年，这些人压根儿没有获得过哪怕一次的抽签机会，五年房价则已是火箭上升。根据本人观察，至少前面有十几万户本是可以通过自身力量游回市场大海的。

　　为什么是在交易环节而非持有环节征重税？因为在持有环节交税，如果是买方市场，就会造成大量抛盘，严重的甚至造成市场崩溃。市场崩溃会怎么样？后果就是银行破产，同时有很多行业倒掉，企业凋敝，失业增加，税收减少，民生凋零，今天很多买不起房的人明天可能吃不是饭。房地产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所以，房地产是个全局性综合性的问题，需要全盘考虑。但它又只是现有经济模式下的一个分支的小问题，政府投资型主导的经济模式不改，房地产问题基本无解。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面临严重分化（一二线城市供不应求、三四线城市有的已经严重过剩）的今天，贸然推出严厉的房产持有税制度，会对银行体系乃至整个经济体系造成致命性毁灭性的打击，而少数一线城市，由于外来人口的源源不断，再高的持有税都会以房租和房价的形式转嫁给承租户或买方！如果房产税只是毛毛雨挠痒痒，则只不过是政府又分一杯羹再度与民争利耳！简而言之，房地产税不是政府不想收，而是敢不敢收。当然它迟早会收，但只有在土地卖不动、地方债不增加并且有了托底机制等各种条件成熟以后再征收。到那时，征收房地产持有税也不是为了降房价，而只是为了给政府补税源。

　　殊为悲哀的是，房地产市场化迄今不过十五六年时间，但至少在长达十年以上的时间里，一直存在市场与政府的顽强博弈。媒体和政府设置的议题一直就房价论房价，螺丝壳里做道场，既缺乏谋篇全局的视野，也缺乏超越自身眼前利益的胸襟与情怀。尤其是媒体视野和年轻媒体人思维方式的缺陷、逻辑的方法的缺乏，决定了他们缺乏应有的胸襟与情怀。既背叛市场自由，也一转身、脚上的泥还没有洗干净，就已经背叛了他们出身的阶层。媒体设置的议程只关注下层中产这个阶层的房价和保障房问题，却对更广大的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尤其是通过住房财产晋升城市中产阶层问题视而不见。一些政客一味迎合有主流媒体话语权的下层中产，一再对房地产市场抽刀断水，使得这个市场不断恶化，政府不像政府，市场不像市场，媒体不像媒体；围绕着楼市的喧嚣，也越来越民粹，话语权越来越被下层中产绑架和掌控。而更为严峻的地火——人数更广泛得多的进城农民工的城市财产问题及其后代的身份认同、平等教育等问题，却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关注。

　　由此亦可见，我们的教育基本上全盘失败，培养的不是建设者，而是只顾一己之眼前利益的破坏者和掘墓人。我们培养的是智力上的思想残疾者，道德上的“精致利己主义者”。思维上的缺陷，决定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管是身处高位还是下层中产，都不可能真正成为“谋全局然后足以谋一域”的胸怀全局者，也不可能成为真正“谋万世然后足以谋一生”的心系天下者。

　　十多的来，楼市就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国人多少真实的心灵与容颜。2013年11月11日

　　假道学：宏大叙事毁坏了中国的点滴构建

　　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很多人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夸当年蒋经国“用专制手段结束专制”。三中全会后，普京+里根的影子基本呈现，很多人却闭口不谈蒋经国，而是哀声一片说“苏勃”了。我的判断是大可不必如此悲观。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于宏大叙事，似乎不宏大叙事就不足以显示立场的坚定性、道德的纯粹性、改革或革命的彻底性。殊不知万丈高楼平地起，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捐细流，无以成江海。激动人心的宏大叙事，毁了很多基础的一点一滴的细节构建，结果终至空谈理想一事无成，社会则成了这种高远理想和个人抱负的殉葬品。

　　比如我们老是有人打鸡血说什么中国某年某年能够“超英赶美”，中国当代史几乎就是一部类似的宏大叙事史。到头来却不过是一部沉沦史。因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没有的”！咱们能不能务实一点，不要只仰望星空，来一点脚踏实地，仔细研究一下什么样的道路不会一脚踏空，以微观个体的权利自由保障点滴成江海？！有桥，跑着过走着过滚着过骑马过开车过都能过，没有桥，怎么过河都是淹没。过不了河的才拼命喊，过得了的早就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们广大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里，何尝缺乏过类似一步登天的潜意识呢？把民主当成救治一切社会和政治疾病的万应灵丹狗皮膏药，却不深究民主的本质不是投票，而是自由，而且是渐次的三重自由：财产和市场自由，文化自由，最后才是政治自由。自由高于民主，而法治是自由的保障。没有市场经济财产自由，政治民主就是个屁。

　　本次会议，最引人注目的是新设立两大机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全会公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公民权利视角下的解读和政治权力视角下的解读大异其趣，前者注重深化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后者注重国家安全委到底是干什么的。前者是点滴推进逻辑，后者是宏大叙事逻辑。以此观“民主”，异曲同工。如果权利不回归公民和市场（两个魔鬼打架胜过一个天使独裁），一张选票连废纸都不如，因为面临巨大的甚至得不偿失的组织成本、信息不对称成本和监督成本。废纸可以直接扔垃圾桶，缺乏公民自有权利做基础的政治选票反而耽误人耽误事。民主不是大家共同选一个奴隶主，而是每个人能够自己做自己的主。

　　宏大叙事毁了很多脚踏实地的精微构建，毁坏了中国人的思想审美趣味，也毁了坏当代中国人的思维能力。我们只关注宏大叙事宏大构建，却不曾注意到一枚枚小小镙丝钉，那些决定成败的致命的细节。

　　贺卫方《具体法治》自序写道：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不，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中，我们什么时候缺过显示高远价值或宏大价值的口号？从‘为政以德’，一直喊到‘主权在民’，历朝历代，不绝于耳。但是，口号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总像《动物农庄》里的‘七条戒律’与动物们的真实处境一般，反差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为什么我们总是摆脱不了‘播下龙种而收获跳蚤’的怪圈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我们不能把宏大的价值与不弃微末的具体制度与程序的建设之间结合起来。

　　“重宏大价值而轻具体制度可能是我们悠久传统的一部分。在中国古典治理模式中，官僚与文人双重角色合二为一，科举取仕在妨碍了知识分化的同时又加剧了美文治国的倾向与空谈误国的后果。‘君子不器’的副产品是我们的经典政治论说中充斥着‘可以惊四座而不可行一步’的宏大叙事，整个国家的治理却是迟迟走不上轨道，只能在一治一乱之间徘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是，古老的传统却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影响着我们的制度建设实践包括汲取法域外经验时的视野。例如，我们观察欧陆与英美的政治法律学说与制度，每每受到欧陆理性主义和高亢的权利宣言的鼓舞，反而对英美式的谦和而渐进的学理与制度评价甚低。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剧烈的社会变革和革命的‘洗礼’之后，我们终于意识到，宣言不等于现实；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实际上是由许许多多细微的甚至是琐碎的‘小制度’合力构成的，仿佛滚滚长江本是由无数支江细流汇聚而成。离开了具体的法治，那种宏大而高扬的法治只不过是引起空气振动的口号而已。”

　　也许是上帝特别的垂青厚爱我，让我要风时得风要雨时得雨，昨天晚上开始酝酿写此文，今天动笔时就读到邵建的《全权主义何以“全”》（腾讯.大家2013年11月13日13:27）：

　　“我的看法是极权主义（全权主义）源于私人产权的取消。当所有财产从原先的私人权利变成了国家权力亦即由它拥有时，政府就成了这个社会及其所有成员的唯一的雇主，于是，全权主义的时代便宣告到来。2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只知现代自由，不知古典自由。只要言论自由、政治自由等，但却普遍忽略了古典自由主义以之为核心的财产自由及其经济自由。然而，有了财产自由，其他自由只是多和少的问题；没有财产自由，自由就成了一个有和无的问题。由此可见，全权主义和自由主义乃针尖麦芒，其相对之点，就是产权。”2013年11月13日

　　假道学：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基因缺陷和给养不足

　　@陳文茜 说对大陆知识分子总体的见识和视野蛮失望的。@李方 建议她多接触大陆的企业家。知识分子缺乏实操的历练，更多只能以姿态示人。吾深有同感，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以真知悬壶济世者少，以姿态高调示人者众。先天的基因有缺陷，后天的给养更不足。

　　中国知识分子以及由此奠定的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先天基因缺陷，从先秦诸子时代就开始了。当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把逻辑学发展到世界巅峰水平的时候，中国春秋时代的先秦诸子们还在做着或纵横策士或归隐山林的春秋大梦。春秋战国时期是典型的中国乱世，因乱世而有“诸子百家”的生存空间，当时各诸侯国并列，盛行“养士”之风，“士”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以利于各诸侯国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士大体可分为四类：一类是学士，如孟子、荀子等；一类是策士，如苏秦、张仪等；一类是方士或术士，好的研究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坏的从事阴阳、卜筮、占梦、神仙、房中术等骗取衣食；一类是食客，鸡鸣狗盗之徒。中国先秦哲学，主要偏重于技术方面、偏重于对外征战中的胜败，偏于外在关系的梳理而疏于内在规律与逻辑的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特别在高度抽象的逻辑发展水平上远远落后于古希腊。

　　中国千年科举制度，美文取士，道德取士，重宏大叙事而轻具体制度，重目标而轻路径方法。不把政治经济学当成精密仪器一样的精微构造深入腠理加以研究，而是口号满天方法全无，目标远大道路没有。文人治国，美文治国，空谈误国。“在中国古典治理模式中，官僚与文人双重角色合二为一，科举取仕在妨碍了知识分化的同时又加剧了美文治国的倾向与空谈误国的后果。‘君子不器’的副产品是我们的经典政治论说中充斥着‘可以惊四座而不可行一步’的宏大叙事，整个国家的治理却是迟迟走不上轨道，只能在一治一乱之间徘徊。”（贺卫方）

　　西方思维方式注重逻辑与推理，注重各种变量的抽象与分析，像生产手工腕表一样思考社会、经济、政治活动中的各种相关变量。把变项引入逻辑是亚里士多德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用我国著名美学家宗白华教授的话说是：“中国学者历来有两种极其强烈的嗜好与习惯（或者可以说是本能），就是模糊笼统和牵强附会。”思考问题缺乏逻辑的严谨性，经不起推敲，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科学及教育的发展危害极大。

　　现代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1953年给J·E·斯威策的信中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逻辑学不仅是科学的基础，也是政治和经济学的基础。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就曾说，西方富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逻辑思维，中国人要学就学这个。1900年，严复开始翻译《穆勒名学》，穆勒书的原名为《逻辑体系：演绎和归纳》，严复译了半部，但巳包括了演绎的全部和归纳的重要部分。译本于1905年出版。1908年后，严复又翻译英国耶方斯（1835－1882年）的《名学浅说》。自此，西方逻辑开始陆续输入我国。

　　然而时至今日，有严谨、严密逻辑思维能力的中国大陆人还是不占多数。

　　同为中国人，同样的“基因传承”，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与港台的巨大差距，主要是因为给养不足。港台私营企业的自由生存空间随之而来的是知识分子的自由生存空间；教育自由给他们带来的是教育思想与思维方式全面与西方世界接轨，这也使他们的教育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建设短时间内迅速跻身“第一世界”位置。

　　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淆于真知长于姿态，也就是善于表演却不是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带来的危害可不小，主要表现在：为赞成而赞成；为反对而反对；激进，不顾各种现实约束条件，急功近利。不管是为赞成而赞成，还是为反对而反对，本质上都不是独立人格的体现，要么媚权，要么媚钱，要么媚俗媚众媚民粹。独立知识人格基于健康的知识构架，而不仅仅是经济独立。李敖总结的中国知识分子五病“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昧于尽忠，淆于真知，疏于自省”，入木三分，把“淆于真知”放在最前，把“昧于尽忠”改为“昧于表态”就齐了。

　　中国知识分子有三个黄金时代：春秋战国，五四，今天。今天又是一个社会转型期，基于健康逻辑构架的独立知识价值将会日益显现。民营企业自由发展之后，紧随其后的应该是教育和知识的自由发展。2013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