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人点评：我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

大参考

　　任何能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必然是参与博弈的各利益方妥协的结果。十八届三中全会如果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也必然符合这一规律与要求。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新自由主义派动用了大量的媒体资源，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拔高到与三十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高的程度，同时各路神仙纷纷通过各自的舆论阵地吹起了各自的“号角”，试图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议题引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笔者认为，那些将本届三中全会与三十五年前的三中全会之历史地位相提并论的人大多是一些宪政派或者新自由主义者，他们之所以如此大肆炒作、人为拔高，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期望着中国的“改旗易帜”，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以后，宪政派与新自由主义者从此前的“欢欣雀跃”变成了“鸦雀无声”。

　　事实上，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的整体战略思路以来，中国的“道路问题”就已经解决，那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此后的任何改革，其历史地位是无法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性能相提并论的。

　　自1917年苏俄社会主义革命以来，世界上就出现了两种典型的发展道路，一种就是以苏俄为代表的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道路，一种就是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主张“自由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这一基本的国策之前，世界上还没有出现具有代表性并且其成功获得世界公认的第三条道路。

　　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本质上讲就是将苏联模式与欧美模式进行结合的产物，也就是政治上保持高度的集权，但经济上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过渡到“私有化”（最初的个体经济以及后来根据抓大放小的要求大规模的推行的“国企改制”）、“市场化”（92年“南巡讲话”以后）、“自由化”（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建立）。

　　从现有经济学理论上讲，这种政治权力上的高度集中与经济权力的“追逐自由”就是一种怪胎，其矛盾具有天生的不可调和性因而也就不可持续的。其典型的代表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拉美国家普遍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后，经过一段较快的经济发展时期后，拉美国家集体陷入一种发展困境，并因此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拉美化”（又称为“拉美病”）。

　　新自由主义者在改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时，也遵循“循序渐进”的方法（苏联解体后对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除外），因为高度集权的政权对早期的“私有化”改造与“市场化”推进能发挥强力与高效的作用。在这些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私有化”改造与“市场化”推进后，资本新贵阶层成型并且在社会经济经济领域获得“强势话语权”以后，其结果就是日益壮大的资本新贵们必然谋求“政治话语权”，逼迫“政权利益既得集团”让渡“政权”，获得与其经济权力（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权力（政治地位），从而达到逐渐“消蚀”或者从根本上“瓦解”该国政治制度或者政体的目的。中国最近几年来“宪政派”的出现就是“茁壮成长”的资本新贵谋求“政治权力”的结果，或者说所谓的“宪政派”是资本新贵的“话语代言人”。

　　显然，西方在中国国内经济领域扶植的一大批“新自由主义者”成为了今天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派，尤其是最近几年，他们通过各种场合与方式（自由派媒体、论坛、讲座、讲课），大肆宣扬与兜售其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并且逐渐地与主张政治“自由民主化”的“宪政派”合流，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试图冲击中国现有的“政治集权”制度，其目的就是要求与“执政集团”共享政权或者逼迫执政党交权。

　　同时由于执政党在推行“市场化”、“私有化”的过程中，掌握着政治权力的庞大的“官僚权贵集团”与资本权贵进行勾结，大搞“政治资源货币化”，沦落成资本权贵的牟利工具，逐渐丧失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本色，反过来又被新自由主义者与宪政派以此作为质疑其“合法性”的理由与借口进行“逼宫交权”。

　　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思路，但笔者认为总体上并没有太多的创新。经济领域提出的进一步“简政放权”（自由化程度更高）与“人大代表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今后很可能在人大代表的份额分配上会增加资本权贵的比例）只不过是向新自由主义与宪政派的一种“妥协姿态”，但是这种有限的“妥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资本新贵的期望了，就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资本新贵们已经将他们的各种要求和盘托出了：市场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司法独立化、对国有资产的最后一次“饕餮大宴”以及政治上的“民主化”。

　　可以说，中国改革走到今天，已经面临着一系列难解的对立矛盾之中：

　　1、“资本控制政权”与“政权控制资本”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资本权贵早已不满足于与“政治权贵”在“经济利益”层面上的“苟合”，要求“政治权贵”更多的“政治权力让渡”以保障自身既得的经济利益；“政治权贵”在与“资本权贵”苟合中一方面要谋求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却不想让渡政治利益。

　　2、“经济自由化”与“政治集权化”的矛盾。资本的逐利性必然要求“小政府”，这必然弱化执政党对经济与社会的控制能力；而“政治集权化”必然要求强化对社会与经济的控制能力。

　　3、“私有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平等竞争的矛盾。集权政治要保持强大的施政能力必然要求掌握足够的“国家资本”，这就必然与“私有资本”在社会资源、自然资源方面的分配上出现对立性的矛盾。

　　4、“政权的公共公益性”与“私有资本的自私自利性”的矛盾。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政权是由全体民众共同出资（纳税）并且让渡了个人的某些权利后产生的权力机构，因此其必须维护共同出资人的整体利益，也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现在一谈到执政党应当为人民大众谋福利时，新自由主义者就给持这种观点的人扣上“民粹主义”的帽子，新自由主义者们认为政权就应该为资本服务而不是为广大民众服务的。

　　5、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谐的矛盾。

　　上述一系列的矛盾，最根本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理论的初始设计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属于一种高度集权的经济制度，因此需要同样高度集权的强大政权与之相匹配。当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时候，是否还需要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权正是新自由主义所反对的。

　　但是，要确保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社会稳定，又必须需要一个强大的集权政治来引领全体公民并且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否者就会像印度一样陷入长期发展缓慢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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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保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社会稳定，又必须需要一个强大的集权政治来引领全体公民并且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否者就会像印度一样陷入长期发展缓慢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