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因为外部环境的扰动以及内部改革攻坚战带来的阵痛，舆论场有一种急躁的情绪。
面对这些急躁情绪，管理层多次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中国这么大，解决任何问题都要循序渐进，要软着陆。
如果决策被急躁情绪所左右，希望“长痛不如短痛”而做出激进的决策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
这就是管理层面对复杂问题时反复强调保持“战略定力”的意义所在。
今天给大家回顾改革开放历史上一段惨痛的挫折，这是在80年代经济转型过程中惊险的一跃——物价闯关的历史。
1 价格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1978年，当时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直到1992年我国才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个经济体制的转型时间长达整整14年。
为啥一个经济体制转型要花费这么长的时间？
当时最主要的难点是什么？
是价格问题。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还不知道，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商品的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国家制定。
国家决定某项商品价格是多少就是多少，即便不合理全国也要执行。
国家要垄断商品价格制定的权利当然有深刻的原因。
建国之初，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要搞工业化建设，就不得不通过垄断价格强行引导社会资源向工业领域集中。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毕竟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我们没法学习西方国家通过对外掠夺殖民地来获得工业化资本，只能让全国大部分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来进行工业化建设——不同领域剪刀差价格体系，就是让全国大部分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最有效的经济手段。
当然，到1978年我国已经初步完成一个工业体系的建设之后，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把市场活力搞起来。
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要做的就是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合理的价格体系问题。
2 价格扭曲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1978年的商品价格极不合理。
首先是农业产品定价过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矛盾十分突出。
据国家物价总局测算，1977年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29.4%，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14.2%，工农产品价格显现“剪刀差”。
农业生产因为农业产品定价过低而受到严重制约。
然后工业产品体系也存在定价不合理，造成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利润水平悬殊。
比如，1978年天津轧钢行业平均每个工人创造利润8559元，而与其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相当的炼钢行业平均每个工人创造利润仅为412.6元，一个轧钢工人创造的利润超过了20个炼钢工人创造利润的总和。
1979年，国营工业企业的平均资金利润率为12.3%，但不同行业差异极大：
手表61.1%，工业橡胶49.4%，针织品41.3%，自行车39.8%，染料油漆38.4%，石油37.7%，油田34.1%，缝纫机33.1%，化学药品33.1%；
而煤炭只有2.1%，化肥1.4%，铁矿1.6%，化学矿3.2%，船舶2.8%，水泥4.4%，半机械化农具3.1%,木材采选4.8%，农机5.1%。
所以，当时工业产品定价比较严重的问题集中在，越是原材料产品工业定价越低，利润率也偏低，而越是靠近消费终端的产品定价偏高，利润率也较高。
比价不合理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利润率高的企业“一美遮百丑”，在“对国家贡献大”的外衣隐蔽下，掩盖着惊人的浪费。
利润率低的企业根本没有努力生产的积极性，造成了工业内部比例失调。
比如，加工业的利润率高于原材料工业的利润率，是造成原材料工业落后于加工工业的主要原因。
总而言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体系已经严重扭曲了供应关系，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错配。价格不进行全面改革，所有经济体制改革就无从谈起。
3 调放结合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进行价格改革？
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中国应当逐步建立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以计划调节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
所谓计划调节，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国家主动对不合理的价格进行调节；所谓市场调节，就是逐步将一些商品放到市场上流通，让市场对商品进行定价。
简而言之，计划内调节叫“调”，市场调节叫“放”。
所以价格改革的基本手段就是“调放结合”。在不同的时期，这个“调放结合”还是有不同的侧重点。
在1985年之前，“调放结合”是以“调”为主，在1985年之后则是以“放”为主。
由于过去价格长期被体制所扭曲，所以，一开始“调放结合”以“调”为主的价格改革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
首先是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
1979年夏收以后，中国政府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油脂油料、蔑麻油、棉花、生猪、菜牛、菜羊、鲜蛋、水产品、甜菜、甘煎、大麻、芝麻、黄牛皮、桑蚕茧、南方木材、毛竹等18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收购牌价平均提高22.1%。
1979-1981年的3年间，农副产品价格共提高38.5%，加上扩大议价范围，农民由此增收204亿元。
据统计，整个1980年农民增加的收入中60%来自价格调放，40%来自增产。
现在很多人以为，80年代中国老百姓突然能吃饱饭是因为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如果没有至关重要的价格改革——
特别是国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农民就不会有搞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就不可能有1978—1984年中国粮食、棉花连续增产丰收。
但是价格调整属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粮食收购价提高了，销售价也必须跟着提高，销售价格提高了就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
于是1979年7月，国务院发布通知，将城镇职工每人每月的工资提高5元。
农产品价格链比较简单还容易在计划内调节，价格链比较复杂的工业产品的价格调节就非常麻烦。
1979年国家首先提高了煤炭的出厂价格，然后再陆续提高了铁矿石、焦炭、生铁、水泥等基础原料的出厂价格，降低了汽车、通用机械和配件、仪器仪表、量具、刃具等加工产品的价格，从而缩小了原材料工业产品同加工工业产品的不合理比价。
但是时间一长就发现这样在计划内调节工业产品的价格问题很大。
比如煤炭价格上涨，带来发电成本提高，同时也导致运输成本提高，这两者又要影响下游生产企业的成本。
国家压低消费端价格很快就导致消费端价格倒挂，消费端企业叫苦连天，没办法又不得不提高消费端产品的价格。
这样来回折腾几次，原来认为调得比较合理的比价，不出几年又回归至原来的状况，当时理论界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比价复归”。
比如，工农产品的比价指数（反映“剪刀差”大小的一种数据），1979年比上年缩小了14.2，两年以后就又恢复到1978年的状态。
在工业产品体系内也出现了基础产品价格提高后，过了两年，加工工业产品的价格也跟着上来了，二者不合理的比价又回到原来的状态。
比价复归，是在更高价格水平上复归。改来改去，价格扭曲的问题没有解决，价格水平却提高了。
价格水平提高了，老百姓的工资水平却没有跟上，所以老百姓的意见也很大。
价格问题解决不了，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举个例子。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前国企的利润都是全部上交国家。
这个体制让企业根本没有改善经营的积极性，所以，改革开放之初，要求给企业放权让利的呼声很高。
1979年农村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这股“承包风”也迅速吹到城市。
很多地方开始对国营企业做放权让利的尝试，当时有本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后来被评为改革开放最有影响力的小说之一）风靡一时，就是描述了这个给企业放权让利的过程。
但是这个阶段所有对企业放权让利的尝试后来基本都失败了。
为什么？
因为价格关系没有理顺！
价格没理顺，企业经营业绩就与企业的努力关系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对企业进行放权让利某种意义上就是将国家利益白白让渡给企业。
所以直到1983年，价格改革推进了4年之后，我国才对企业实施利改税——就是企业每年上交33%的企业所得税，剩余利润归企业支配，1986年才对企业搞厂长负责制。
4 价格闯关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为了尽快在价格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从1985年开始，管理层对价格体制改革采用了另一条路径——也就是在“调放结合”的思路中，采取了以“放”为主的策略。
以“放”为主就是“放”更多的产品进入市场，让市场给产品定价，用市场价来拉动计划价，让二者趋于一致。
但是这个策略导致了在市场上形成两套价格体系——也就是价格双轨制。
1984年之前，虽然也有“市场调节”，但是价格调节还是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的产品数量与品种都比较少，老百姓对价格双轨制感受不明显。
1984年之后，国家逐步下放价格管理权限，品种更多数量更大的产品被纳入市场调节，价格双轨制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价格体制改革形成双轨制的过程下面的表做了一个总结：
市场调节一放开，计划与市场的价格就迅速拉出极大的差距。
1986年据国家物价局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调查，钢材计划内部分国家定价每吨700元左右，而计划外部分用户要支付1400元左右，双轨价差约1倍；
原油计划内部分国家定价每吨113元，计划外部分高达每吨560元，双轨价差4.95倍；
煤炭计划内部分每吨国家定价37.7元，计划外价格58元，双轨价差54%；
纯碱每吨国家定价390元，临时价500元，计划内均价475元，计划外价格740元，双轨实际价差57%；
铜国家定价每吨5500元，加上临时价因素，实际计划内平均价7500元，计划外价格达9900元，双轨价差32%。
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差距如此之大，立刻产生了两种后果。
其一，官倒横行。
因为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差距太大，客观上存在很大的套利空间。
所以只要能在计划经济体制内通过关系弄出计划价格的产品放到市场上去卖，立刻就能赚大钱。
这个巨大的无风险套利空间吸引了无数有体制背景的人物参与倒卖体制内的产品，并且如滚雪球一般人数越来越多。
其二，物价飞涨。
价格双轨制扩大化后，犹如脱缰之马迅速辐射到所有产品，加上大小倒爷推波助澜——那时只要能搞到计划内的平价产品，拿到市场上立刻就能赚大钱。
所以不但计划内产品价格也跟风市场价开始疯涨，而且按市场价格销售的产品比重也越来越大。
历年通货膨胀率（1980—1990）
从上图可以看出，当价格改革从1985年开始执行以“放”为主的策略之后，1985—1987年我国通货膨胀率立刻大幅度上升。
1985-1987年，3年累计物价比1984年上涨23.1%，平均每年递涨7.7%。
迅速提高的通货膨胀率不但让老百姓怨言很大，也极大地拖累了经济增长。
1980—1990年实际GDP增长率
要控制通胀就必须控制货币投放，但是一旦控制货币投放经济就受不了。
最麻烦的是，我国为了保障老百姓基本生活水平长期通过财政来补贴物价，面对节节上涨的商品价格，让财政补贴越来越不堪重负。
1978年价格补贴只有95.11亿元，占财政收入的8.5%。到1986年增长4.1倍，财政补贴金额达到389.26亿元，占财政收入的20.04%。
加上价格双轨制下倒爷横行，部分人一夜暴富，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老百姓怨言越来越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从理论界到管理层逐渐产生了一种急躁的情绪，希望“长痛不如短痛”，放弃渐进式改革策略，采用更激进的策略——一步到位实现价格的市场化改革。
具体而言就是取消价格双轨制，强行将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并轨，对所有产品彻底放开价格管制！
这就是改革历史上惊险的一跃：价格闯关！
后来事实证明，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企业改制未见成效、供求关系没有理顺的情况下，贸然进行价格闯关就是一场灾难。
5 抢购风潮
1987年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0次全体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会议认为，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
因为过去三年物价上涨很快，老百姓已经形成很强的物价上涨预期，在中央作出价格闯关决策之后，各种小道消息就在大中城市疯传，老百姓心里已经出现明显焦虑。
1988年3月，＂闯关”行动从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开始。
当月，上海市调整了280个种类商品的零售价，这些商品大都属于小商品或日常生活必需品，涨价幅度在20-30%之间。
看见各种商品尤其是生活必需品价格不断涨价，老百姓以为大幅度的涨价即将开始，于是大中城市首先掀起一股来势凶猛的抢购风潮。
当时抢购有多么疯狂呢？
举个例子。
上海火柴厂在2月底仓库里还积压着6000万盒火柴，3月份又生产2000万盒。
可是，3月份上海调整物价之后的三天时间里一下子销出4000万盒，连同4月份生产的近1亿盒火柴在三个月里一销而光！
据当时媒体报道，南京市鼓楼区一户居民一口气就买了400多盒火柴存放家里。
4月5日，国家决定放开猪肉、大路菜、豆制品和白糖4种主要副食品的零售价格，大中城市职工的补贴，从暗补改为明补。
从5月开始，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立刻飙升了70%！其他小商品价格也迅速跟进。
以北京为例，四种主要副食品上调后，价格上涨的幅度很快就突破了文件的规定。
猪肉由每市斤2.5元涨至4.9元，鸡蛋由每市斤1.5元涨到2.7元，西红柿价格在最高时竟卖到8元／斤！
不仅如此，4种主要副食品之外的各种商品也大都乘机涨价。
面对此情此景，政府出台各种限制价格上涨幅度的红头文件显得苍白无力，一场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潮随之而起。
除了贵重的家用电器、棉毛织品、肥皂、洗衣粉、白糖、食盐等生活日用品遭到哄抢外，连滞销商品、残次商品也被抢购一空。
更为严重的是，大规模的抢购，本应有很多现金回笼到银行，事实上银行收到的回笼现金却非常少。相反，抢购风潮引起了大面积的挤提储蓄存款行为。
在物价飞涨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存钱不如存物”。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的银行被老百姓挤兑，储蓄所没钱只好关门，连最稳定的定期储蓄提前支取竟然占提取的50%。
大量银行存款被提出来抢购商品，而企业生产又完全跟不上，导致商品供应严重短缺。
1988年7月货币流通量1638亿元，而国营商业库存仅为1538亿元——形势十分严峻。
这个时候指挥上再次出现失误，在普通商品价格飞涨的时候又放开了对名酒名烟的价格管控。
7月2日，国务院召开烟酒价格专业会议，具体部署了放开13种名烟、13种名酒价格及调整部分高中档卷烟和粮食酿酒价格。
7月25日，国务院发言人就放开名烟、名酒价格调整发表谈话，并宣布国务院规定：1988年下半年不再出台新的调价措施，从7月28日起，烟酒调价方案按计划全部出台。
这个谈话刚一发布，全国各大城市立即出现了抢购名烟名酒的风潮。京、津、沪的商店在开门的几个小时内，库存的烟酒就被抢购一空。
与普通商品相比，烟酒类产品特别是名酒名烟本来就存在较大的供应缺口，这类商品价格放开立刻就出现惊人的增长！
比如茅台酒由每500克40元迅速涨到300元，汾酒每500克从8元涨到40元，古井贡酒每500克从12元涨到70元，中华烟每包涨至9-10元，涨价幅度都在5倍甚至10倍以上！
烟酒的大幅度上涨又刺激了其他商品物价的上涨。
1988年上半年，全国物价总指数在1987年已上涨了7.3%的基础上，又连月大幅上涨，7月份已达19.3%。
仅8月份，全国商品零售额比1987年同期增长38.63%，比7月份增长7.5%。
快速上涨的物价引发了全国性更疯狂的抢购风潮。
当时新华社记者对福州抢购风潮有一篇报道——
8月中旬以来，福州市民似乎大都变成了“购物狂”：全市各银行、储蓄所门前，处处排着“长龙”般的取款队伍，高峰期仅市区银行个人取款一天达2293万元。
在各大百货商场，抢购彩电、冰箱、自行车、首饰、电扇等中、高档耐用消费品和各类日用商品的顾客，堵塞了楼道，挤歪了柜台。
不少居民为了买到几件值钱的“大件”，不惜全家出动，四处奔走；有的人在商品暂没有到货的情况下，托人硬把现金塞到营业员手中。
其它城市抢购风潮更是疯狂。
当时各大城市老百姓几乎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有人一下子买200公斤食盐，500盒火柴。
老百姓不但抢购普通商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
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民众对商品的需求已经发展到了极端狂热并且非常不理性的地步。
人们在商场抢购电视机
以电扇为例，当时中国有200多家电扇厂，年产量达3400万台，是世界上最大的电扇生产国。
从1986年开始，国内产销就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电扇积压非常严重，但是在抢购风中，国内仓库里的所有电扇均被一抢而空。
在贵州、云南等偏僻省份，人们为了抢购毛线甚至在大街上大打出手。
物价上涨让全国各个阶层老百姓都大呼“吃不消”。一些大学教师因物价飞涨，为维持生计，公开在校园里摆摊卖馄饨、面包、鸡蛋和冰棍。
到了8月28日，上海的抢购风进入最高潮，因抢购风诱发的通货膨胀造成物资的空前紧张，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凭票供应食盐和火柴，铝锅只能以旧换新或凭结婚证和户口本申请购买。
按：以上抢购风潮描述部分摘录自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6 闯关失败
在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潮影响下，银行储蓄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挤兑冲击。
1988年8月全国城乡储蓄出现罕见的不增反减，储蓄额净流出26.8亿元。
当时，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长沙等地的银行和储蓄所前，取钱提款的民众声势汹涌，人头攒动。
一些储蓄所和银行因金库告急，不得不在几天之内强制停止取款。对此，许多储户极为不满，有人情急之下甚至掀了储蓄所的柜台。
面对急剧的通货膨胀，上海的一些居民转而把人民币兑换为外币以求保值，于是黑市上的外币也行情大涨，真可谓是乱象丛生。
在严峻的形势下，管理层不得不紧急叫停了物价闯关的尝试。
8月30日，国务院召开第2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
《通知》指出，去年八月通过的《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中“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
指的是经过5年或更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达到的长远目标，目前改革方案还在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之中。
1989年作为实现5年改革方案的第一年，价格改革的步子是不大的，国务院将采取有力措施，确保1989年的社会商品零售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1988年。
为了控制物价上涨，国务院还责成中国人民银行开办保值储蓄，使3年以上的存款利息不低于以至略高于物价上涨幅度。
国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抓紧清理整顿公司。
切实做好粮、棉、油的收购工作，确保合同订购任务的完成。认真组织好市场供应，严格市场管理等等。
这个《通知》实际上就是宣布了实施还不到半年的物价闯关的失败。
从1989年开始，中国开启了漫长的对物价治理整顿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期才逐步实现了大部分商品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并轨，然后才有了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物价并轨的治理甚至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
产品市场价格“双轨制”并轨进程：1978-1995 （来源：世界银行2005年统计）
物价闯关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惊险的一跃，代价是十分惨痛的。
即使88年8月30日管理层紧急叫停价格闯关，但是物价上涨趋势还是持续到89年下半年。
恶性通货膨胀让老百姓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加上官倒横行，财富分配不公等因素让整个社会积累了尖锐的矛盾。
总体而言，在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任何激进式改革都是充满危险的尝试，指望长痛不如短痛快刀斩乱麻来解决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最后到头来只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7 俄罗斯的噩梦
无独有偶，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经济面临较大困难的情况下尝试用“休克疗法”来解决问题，第一步就是物价闯关。
1992年1月2日起，俄罗斯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和80%的生产资料价格。
与此同时，取消对收入增长的限制，公职人员工资提高90%，退休人员补助金提高到每月900卢布，家庭补助、失业救济金也随之水涨船高。
大家看看俄罗斯这些手段是不是有很熟悉的感觉？
对！这些政策与我们搞物价闯关时制定的《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基本一致，然后俄罗斯开始了一场噩梦。
俄罗斯版的物价闯关没过多久，物价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
到4月份，俄罗斯消费品价格比1991年12月上涨65倍。
政府原想通过国营商店平抑物价，不料黑市商贩与国营商店职工沆瀣一气，将商品转手倒卖，牟取暴利。
政府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市场秩序乱成一锅粥。
由于燃料、原料价格过早放开，企业生产成本骤增，到6月份，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14倍。
如此高价令买家望而生畏，消费市场持续低迷，需求不旺反过来抑制了供给，企业纷纷压缩生产，市场供求进入了死循环。
这个时候，俄罗斯正确的做法就是应该果断地叫停“物价闯关”，回到过去的经济轨道慢慢进行治理整顿（中国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俄罗斯领导人没有这样做，而是变本加厉采取更激进的手段——强行推动国营企业私有化进程（我们后来差点也走上这条路），结果就是整个国家经济彻底崩溃！
到了90年代中期，俄罗斯GDP被腰斩一半，其GDP从苏联高峰时期占美国的70%锐减到只有美国的10%——这个国家从经济到社会秩序都完全垮掉了。
整个90年代俄罗斯因为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加上社会秩序混乱导致俄罗斯人民死亡率大增。
有学者统计，在90年代俄罗斯死亡人口比苏联时期整整增加了500万，非正常死亡率在1.3亿俄罗斯人口占比高达4%！
这个数字简直让人不寒而栗。
这样对比起来，中国相比俄罗斯还是幸运得多。
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只能是渐进式改革，只能如象棋中小兵过河一样一点一点向前拱，即使面临复杂困难的局面也必须要保持“战略定力”，原因就是如此——
我们也有过激进式改革，付出过惨重的代价！
改革不犯错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对错误要及时纠正，一个很强的纠错机制是改革开放持续成功的保证。
幸运的是，我国有这个纠错的机制，而俄罗斯没有，所以同样是价格闯关，我们能及时纠偏，回到正确的轨道，而俄罗斯就只能在深渊里沉沦。
8 纠错机制
关于纠错机制的问题，可能有些读者不大理解，这里简单谈一谈。
明年就是我党成立100周年，从百年党史来看，我党是一个实践能力很强，纠错能力很强的政党。
建党之初与国民党合作，不行，就纠错自己干；自己干最初还是准备夺取中心城市，不行，又再次纠错，发展成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就这么一路尝试一路纠错，最后夺取了全国政权。在国际共运史上，我党这个不断试错不断纠偏的能力是独一份的。
有时候我们站在上帝的视角很容易评判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但是站在当事人立场，谁也不是神仙，谁也没开上帝的视角。
所以，一点一点的尝试，并且不断纠错，反而是最合理的发展路径。
改革开放之后也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纠偏的历史（建国前三十年历史请看我的文章《苦难的行军》）。
小平同志就说过：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潜台词其实是一开始谁也不知道能抓到老鼠的是什么猫，所以白猫黑猫都要尝试，最后发现什么猫管用就留下什么猫。
所以，改革开放40年历史，凡是大家能想到的我党都尝试过。
包括给地方充分放权让利（整个八十年代都是在做这个尝试），包括国企私有化，包括开放民生领域让外资参与等等，这个不断实践与纠错一直延续到当下。
举个例子。
18大报告有两句话——“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鼓励金融创新”。
结果一些人利用改革机会制造了P2P、网贷平台等金融乱象，所以，到了19大报告，这两句话就不提了。
意思就是上述的尝试路径是有问题的，所以19大进行了纠错。
这属于较大的纠错，较小的就更多了。
所以高层会议出台决议，大家分析的时候首先就是前后措辞的对比，过去同类高层会议有啥提法，现在变成什么新的提法甚至不提了，这就是纠错（或者纠偏）。
与此相对应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就欠缺纠错能力。
为什么？
以美国为例。
现在美国是一个严重分裂的社会，所谓选举的美国总统实际上是部分人投票认同的总统。
现在特朗普与拜登各自的基本盘占美国人口比例大致都是40%左右，大家争夺的其实是20%左右的中间选民。
所以，不管特朗普还是拜登当选，他们代表的都只是部分选民的利益，他们执政也只会立足于部分选民利益施政，无法从整个美国集体长远利益出发进行系统地施政或者纠错。
因为基本盘的区别，特朗普上台就全盘否定奥巴马的政策，这次如果拜登当选，也会否定特朗普的大部分国内政策。
所以，西方选举制度下，不同领导人执政像是一个拳击赛，而我们则更像是一个接力赛。
看看我们权威官方文件的描述，都是这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一直到当下——这都是有传承的。
各代领导人在同一个目标下，做不同的实践，然后不断尝试不断纠错，一步步率领中国实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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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9 21:16: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