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云雾：论明末以来的经济波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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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历史回顾

　　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提出，世界上的文明可以分为八大文明：欧美文明、日本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拉美文明、斯拉夫文明。

　　其中最重要的是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

　　各大文明一直在交流、融合、竞争之中。虽然各类文明至今仍在发展变化，保留着过往的痕迹，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完全消失，但支流逐渐被融合和边缘化的趋势也日益显著。如今，西方文明主宰世界的格局已经有所改变，中华文明重新抖擞精神，成为阻遏西方丛林文化霸权最重要的力量。

　　中华复兴的恢宏画卷，勾起了无数人对历史的再反思。而何新先生对共济会、西方伪史的研究，则引起了人们进一步的深入反思。

　　笔者认为，1567年明朝的“隆庆开关”，可以看成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交流冲突的标志性节点。有一个数据认为，“从1567年到1644年这段时间，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这是当时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动力源泉。

　　何新认为，丝绸之路的背后有强大金融势力。共济会是经济全球化的幕后操纵者。

　　全球性资本力量嗜血、残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压榨无度，屠杀无数，罪恶罄竹难书。它的扩张和掠夺本性，一开始就对中华文明构成了严重威胁。

　　明末清初之际，西方力量与中国有过三次直接或间接的较量。

　　第一次是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援朝逐倭战争。日本丰臣秀吉利用从西方购得的先进武器（如火绳枪），大规模入侵朝鲜，声称要全面占领中国。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作全球资本势力对于中国的一次代理人战争。

　　第二次是1633年（崇祯六年）明朝（郑芝龙任主帅）与荷兰侵略者之间的料罗湾海战。（以及1624年的台湾海峡海战）。何新指出，料罗湾海战中的西方力量主体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共济会）。因此，明末中荷海战实际是中国与全球资本势力的第一次大规模直接冲突。

　　第三次是清初中国陆军取得雅克萨战役的胜利，击败沙俄远征军，确定了中国在东北亚大陆的支配地位。

　　(参见何新：《共济会史料（4）：明朝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共济会）的海战》,2012-02-20)

　　上述三次战争，中国都取得了胜利。原因在于当时全球资本势力尚相对弱小，中国国力仍然强大。

　　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内部也受到了巨大冲击，表现最重大的一个事件就是明亡清兴。这一朝代更迭，实际上也和中国内部商业及资本力量的发展有关。

　　首先，隆庆开关带来的白银资本大流动，使明朝经济出现严重的泡沫化（东南地区不种粮），以及导致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摧毁了社会稳定。东南地区经济的崩溃，实际也是南明小政权无力抵抗清朝八旗铁骑的原因之一。

　　其次，后金政权得到了商业资本力量的支援。

　　1627年（明天启七年）冬天，本来关外的后金政权经济已几乎陷入绝境，但晋商范永斗却从小路上突破明军重重关隘封锁，以大量的物资资助后金这个明朝的死敌。后金政权才得以喘息，重获生机。有评论说：“明朝之灭始于晋商。”范永斗家族可以类比于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参见网文《东方“罗斯柴尔德”是如何灭亡一个帝国的？》，何新博客转载时更名为《明朝之灭始于晋商》，作者：北山浮生）

　　何新认为，满清入主中原的最大恶果是“主子-奴才”文化抬头，明末已经开始勃兴的经世致用文化遭到扼杀。中华文明失去了抵御外来侵略的免疫力。面对与明末清初三次战争极为类似的冲突，中国屡战屡败。

　　两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可以看作料罗湾海战模式的再启，中国全部失败。

　　第二次鸦片战争，沙俄趁火打劫，胁迫中国割让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可以看作清初雅克萨战役的重启。

　　中日甲午战争，二十世纪持续十四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可以看作万历援朝逐倭战争的重启。

　　历史的转折往往是从危机开始。在一次次的惨败之后，中国的文化、制度不断发生蜕变。历经百年革命，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终于响起伟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振聋发聩之声。

　　二、历史性波浪阶段划分

　　何新认为，新中国建立后，经历了毛泽东的国家主义和刘少奇的自由主义路线之争，一正一反，到邓小平主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合题。

　　如果从更深远的历史波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自1567年“隆庆开关”之后，中国历史经历了三重大波浪。

　　第一浪，自1567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可定为1839年）。姑且将其命名为“明清浪”。在这个阶段，全球资本势力对中国的影响和渗透不断加深，基本呈一种自发状态。

　　第二浪，自1840年至1979年。姑且将其命名为“近现代革命浪”。在这个阶段，中国人民开始对资本势力的渗透进行反抗。1945年打败日本侵略者，结束半殖民状态。1949年，共产党在国共内战中胜出，全球资本势力从此无力插手中国的任何重要事务。文革中提出“割资本主义尾巴”，消除一切私人性质的经济，使得自1840年以来反对资本势力的运动达到荒谬性的顶点。

　　第三浪，1980年之后。姑且将其命名为“中华复兴浪”。邓小平对这个阶段的定性是既反“右”，也反“左”。总的理念是沿中道直行。当然，从小波浪看，自1980年到现在，也有左右之争、正反合的演进，但是其浪潮波动幅度比历史的大波浪要小。

　　在经济和金融上，从正反合的角度来看，自1567年以来的历史大波浪，第一浪（明清浪）金融渗透影响加深；第二浪（近现代革命浪）反抗金融的力量不断增强；第三浪（中华复兴浪）将是金融与实体达到平衡，国家不断发展、调节和控制金融系统的合题阶段。

　　身处具体的时空阶段，可以从小波浪角度观察，也可以从大波浪角度观察。而大波浪的理念能否实现，还需要小波浪阶段的艰苦努力。从1567年以来的历史大波浪的角度来看，目前正处于第三大浪（中华复兴浪）合题阶段的关键期。

　　这个大的第三浪（中华复兴浪），可以分为几个中等浪潮。第一个中等浪潮是从1980年至2015年，可称为“改革开放浪”。2016年之后进入第二个中等浪潮，其名称，可称为“道路自主浪”。

　　从经济政策理念的角度看，第一个中等浪潮（改革开放浪）本身亦可以分为三小浪。第一浪是从1980年至1991年，可称“综合平衡浪”。第二浪是1992年至2005年，可称“加速出口浪”。第三浪是2006年至2015年，可称“泡沫膨胀浪”。

　　以上对波浪时间节点的划分，纯属个人臆断，即使认同此种划分方法，对某些节点具体年份的划定仍可商榷。至于对各波浪阶段的命名，也未必都恰当，但求大家能够理解文意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即持这种波浪循环的历史观，即五行史观。当然具体说法上存在各种差异。董仲舒根据公羊学的“通三统”理论，认为历史是按照黑、白、赤三统循环的。按照科学上的颜色理论，某些色彩重叠可形成新的色彩，这种通三统的历史观念似乎与黑格尔“正反合”的理念非常相似。魏源将“通三统”历史进程划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与波浪性划分方法十分接近。

　　还需要指出，历史阶段的划分，在经济、政治、文化层面，其断代方式、断代年份是不同的。经济变革发生得最早、最为迅速，政治变革次之，文化变革最慢。董仲舒提出的黑、白、赤三统大约是一种文化阶段(政治理念变革)的划分。魏源所讲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大体是从政治体制变革、政权更新的层面进行分析。本文的历史波浪划分主要是从经济变革的层面分析。

　　为了使大家更加清晰地了解前文各波浪阶段的划分，这里再简单总结一下。

　　自1567年以来的三个大浪：

　　第一浪：明清浪（1567-1839）。第二浪：近现代革命浪（1840-1979）。第三浪：中华复兴浪（1980-）

　　其中第三大浪，即中华复兴浪（1980-），又可划分为若干中等浪潮：

　　第一中浪：改革开放浪（1980-2015）。第二中浪：道路自主浪（2016-）

　　其中第一中浪，即改革开放浪（1980-2015），又可分为三个小浪潮：

　　第一小浪：综合平衡浪（1980-1991）。第二小浪：加速出口浪（1992-2005）。第三小浪：泡沫膨胀浪（2006-2015）。

　　下面对现当代各中小浪阶段的经济理念和政策，分别进行介绍和分析。（节选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