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汉城：深圳，东柏林与平壤，那些示范区最后都怎么样了？

lameihua

　　今天，是深圳建立经济特区40周年。

　　01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漫长的竞争史中，深圳赫然成为唯一一个屹立不倒的神话。

　　二战结束之后，德国柏林被分割为两大阵营。不过一开始，分界线上没有墙，也没有卫兵和刺刀，东西柏林的人可以自由穿梭。

　　柏林是个很奇特的城市，你只需乘上地铁就可以到另一个世界去。两分钟之内，你就可以从社会主义到达资本主义。

　　再后来，柏林的两边就成为向对方展现自己优越性的橱窗。

　　就像苏联副总理米高扬对东德人所说：

　　毕竟，马克思主义诞生在德国……如果社会主义在东德不能取胜，不能在东德证明自己是具有生命力的，那么我们就没有取得胜利。

　　然而，这场和平竞赛以东柏林人的逃离结束。从1945-1961年，东德消失了200多万人口。

　　苏联根本就拦不住这一股社会大浪潮。于是，1961年赫鲁晓夫下令修建柏林墙。

　　二十多年后，柏林墙倒塌，随着所谓东德的示范区的彻底消失，整个世界仿佛正在走向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论”。

　　在遥远的东北亚，一个曾经令三八线南面的首都黯淡无光的地方——平壤——如今也璀璨不再。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朝鲜继承了日本殖民期间所实行的“北重南轻”遗产，比韩国还要发达，被看成是亚洲“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久之后，食物匮乏、工业生锈等问题，深深困扰着平壤及其以外的土地。

　　由于缺电少油，平壤在展现“强国形象”的时候捉襟见肘。那些国外游客看不见的地方，有很多一到晚上就会全面熄灯，坠入黑暗。

　　而且，很多平壤人都会告诉你，他们喜欢低层的公寓。这样当电梯停用时，他们还能走楼梯回家。

　　面对着首尔13万元人民币的人均收入，“脱北者”成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时代现象。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那些曾经试图证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城市，一个接着一个败阵退场。要么被外部吞并，要么自我沉沦。以至于人们一度怀疑，资本主义是不是将战胜社会主义成为宇宙的主宰了？

　　直到，一座中国小渔村的崛起——深圳。

　　不到四十年时间，深圳就超越了全球最为自由的经济体香港，跻身全球最为成功的城市序列。在它身上，人们看到了中国模式的不同凡响。

　　时代曾经试图埋葬人类的乌托邦之梦，深圳却用自身的蜕变，埋葬了“埋葬”本身。

　　在我个人看来，深圳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示范”本身，而是它以一座城市的体格，推动了一个大国的发展。

　　换句话说，很多人只认识到国家对于深圳的作用，而没有意识到深圳对于国家的作用。

　　如果没有深圳，可能今天的中国就不是这样一幅模样了。

　　02

　　大家想过没有，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储备，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比世界顶级湾区差得多，为什么我们的发展速度还是特别快，每年都能够取得非常多的创新成果？

　　根据美国统计署和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美国25岁以上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占比超过90%，其中三分之一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这还只是美国的平均水平，硅谷、纽约的人口质量就更不用说了。

　　而广东这边，高中及以上占比为32.3%，大专及以上仅有11%。大湾区的受教育程度会高一点，但也不会好太多。

　　大湾区在人口素质方面肉眼可见的差距，按理说，应该是很难与之硅谷、东京竞争的。但是你看2018年全球国际专利申请量企业排行榜，前40强当中中国就入选7家，其中深圳5家，东莞1家，北京1家。

　　北京就不用说了，京东方的归属地并非完全的市场意志。而且帝都作为大国的心脏，虹吸了全国最好的资源，在榜单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抛开北京不说，这份榜单其实就是大湾区的个人秀——全球前五名当中，大湾区就占了五分之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人口质量与科创成果相背离的局面呢？深圳或者说大湾区，它到底有什么的独特地方？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深圳/大湾区抓住了互联网革命以及电子信息产业这一班车。

　　在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的大浪潮当中，深圳不是像武汉那样押注汽车制造业，也不是像天津那样大力扶持重化工业，或者像上海那样主攻装备制造业。

　　它的路径选择，从很早一开始就锁定了电子信息产业以及互联网。这两个产业，一个是硬件，一个是软件，其实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

　　如今，深圳发展成为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电子信息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其规模占中国的六分之一，约占全球的十分之一。与此同时，深圳还成为全球当之无愧的互联网之都。

　　正是这种产业布局，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全局性意义——

　　在互联网以及电子信息产业的合力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内部信息流动极快，每个人都可以避免大量无效时间的消耗，从而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本职工作，去提升研究水平和技能水平。

　　也就是说，深圳的存在，极大促进了国内的专业化分工。

　　03

　　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富商霍英东准备在中山那边建设一个温泉酒店。要跟当地官员交流，先得北上广州中转，再折向南。由于珠三角水网密布，中间至少需要过六七个渡口，耗时一整天。

　　如今在大湾区内部，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连接可快多了。我们有全球最为密集的高铁网络，时速三百多公里，从深圳到广州仅需要半个小时。

　　我们还有无数互联网公司在提供无形的连接：微信、唯品会、网易严选、滴滴、美团、贝壳找房……日常生活变得更方便了。

　　我觉得这些互联网应用的最大好处，就是让每个大湾区人都能减少对有限24小时生命的占用。上帝是公平的，每人每天就是24小时，抛开睡觉其实可支配时间并不长。

　　当我们不用切换身份去做跑腿的邮差、不入流的厨师、奔波的司机等，就会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做你自己，去“创造价值”。

　　你想想啊，如果没有“粤省事”这一类互联网应用，华为数万名研究人员，在为攻克卡脖子技术而996的时候，是不是还得拖着疲惫的身体，奔波于路上去交水电费、买火车票呢？这该是多么巨大的人才损耗啊？

　　美国当年为了减少时间的浪费，也想出了很多的手段。像1860s修成了第一条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从过往的6个月变成6天。费城的科学家到旧金山参加会议，一周就能抵达，再也不用耗在漫漫长路上。

　　同期美国修建了跨越大西洋的海底电缆，从伦敦到纽约传递一条信息只需要2小时。后来，美国又推广了电话购物、信用卡支付等等等。

　　如今，我们比美国做的还要超前，还要好。很多华裔朋友回广东后就感叹，在中国生活实在是太方便了，扫码就能购物、坐地铁……反而是美国还在过着土土的“前工业时代生活”。

　　大湾区让每个人都能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其实就是一种“专业化分工”的体现，使得每个人都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有价值的地方上去，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斩获更多创新成果。

　　这一点，就有点像凡勃仑十分推崇的“有闲阶级”：在农业社会中，人类一切伟大的艺术创造，几乎都来源于有大量空闲时间来专研人文艺术的贵族，而不是那些终日为三餐忙碌的农民。

　　当然了，由减少生命损耗所带来的专业化分工，并不是深圳一家所为。不过深圳作为互联网之都，出了中国最顶尖的两家互联网公司之一腾讯。

　　它的基因为连接一切，通过孵化、投资、竞争等直接和间接手段，构建出了一个十分丰富的互联网生态，并将其外溢到了整个广东。

　　腾讯对大湾区互联网化的塑造，就像阿里巴巴之于杭州的地位，具有不容置疑的，甚至可以说是基础性的作用。

　　04

　　大湾区在人口质量上确实比较落后，但是大湾区在高度互联网化之后，留给专业化分工的时间其实也变得更长了。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它使得我们可以借此补偿受教育程度上的短板。

　　（大湾区的发明专利数量在全国一骑绝尘）

　　你想想啊，西方国家到点就下班，中国工人则是三班倒，一年的时间就能干完别人三年的活。我们能不屡屡创造中国速度吗？

　　研发跟这个也是差不多的道理，当你整体上有了更长的专业化分工时间，你一定能够大大加速科技创新的周期。

　　回过头来讲，大湾区之所以能够比美国更加高度互联网化，其实是有两个支柱的。

　　一个是以腾讯为代表的软件支柱，还有一个，就是以华为为代表的硬件支柱。想要互联网化，你光有互联网公司是远远不够的，你还得有大批量优秀的电子公司。

　　幸运的是，深圳从很早就锚定了电子信息产业，从饱受批评的“山寨”出发，一步步发展出了特别完整的产业链条。

　　华为的基站、海思的芯片、欧菲光的摄像头，柔宇科技的折叠屏幕，华星光电的液晶显示屏……正是这些企业的存在，使得中国得以用全球最低的成本，进入互联网生活。

　　有人曾经说过：

　　中国的手机消费者却是全世界最幸福的消费者，几乎每隔两个星期，在各个档位，就有性价比更好，更有特色的新机型上市——再看看欧洲的手机价格，过时的机型，惊人的高价低配。

　　没有深圳、东莞、广州持续地在电子信息产业发力，去打破跨国公司的垄断，抢占世界最高点，中国是不可能极大降低各类移动终端的价格的。

　　没有价格低廉的终端产品，按照中国的人均收入，我们是不可能用这么短的时间，就编制出这么大的信息网络，让便利的生活成为可能。

　　很多年前，全球曾经热烈讨论过“龙象之争”，认为印度作为一个年轻化的人口大国以及英语国家，有很大的概率要比肩中国，实际上这么多年过去了，印度反而是被中国越甩越远。

　　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是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2019年，印度互联网用户超5.6亿，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仅有41.8%。反观中国，中国的互联网用户8.02亿人，渗透率高达57.2%，比印度多出近16个百分点。

　　印度有庞大的内需市场，潜力极大，但是它的互联网公司比不上中国，它的电子产业也比不上中国，使得印度没办法降低成本疯狂普及互联网。

　　而我们即便是偏远农村山区的贫困人口，也能使用高效的4G网络，更不用说是各大城市群了。中国人的专业化分工时长，远比印度充沛得多。

　　所以说，大湾区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就成为了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的强大竞争对手，跟深圳产业布局有着很大的关联性。

　　05

　　一般而言，顶级世界湾区都会经过“港口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创新经济”4个阶段。

　　城市最开始的时候，十分依赖港口。城市通过码头、轮船来发展货物贸易，成为一个片区的货物集散中心，就像晚晴末年开埠的重庆一样。随后再一步步向前跃升。

　　不过，99%的城市都会停留在前边几个阶段。像长三角的宁波，这座城市有全中国最好的深水良港，30万吨级巨轮可自由进出。

　　按理来说，它很有条件成为全球一线城市才对。但实际上，它只是通过港口发展起了连绵二十多公里的钢铁、石化、机械产业，迈入工业经济阶段。国际航运中心方面的服务经济并不强，更遑论创新经济了。

　　深圳可不一样。它不仅顶级企业俱乐部充满了蓬勃创新的朝气，底层还隐藏着无数具有科技爆发力的中小企业行军。

　　对于这样的深圳，国家无疑抱有更大的期待。

　　比之平壤，深圳是幸运的，因为它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下的一个产物，更早突破了计划经济的禁锢。

　　比之柏林，深圳又是“不幸运”的，因为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已经在柏林头上烟消云散，而中美之间的脱钩才刚刚拉开序幕。

　　拥有华为、中兴、腾讯、大疆的深圳，恰恰便是大国博弈的桥头堡。

　　不过，不管怎么说，深圳如果想要成为一座伟大的城市，就绝对不仅仅是帮助中国避免卡脖子那么简单。

　　18世纪中叶的伦敦，19世纪中叶的纽约，20世纪60年代的旧金山都曾经站在了人类至关重要的三个关键节点上。

　　它们的努力，成功让英国引领内燃机时代，美国引领电气时代，硅谷引领信息时代。这些城市的伟大，不仅在于它们成就了自己，它们还成就了世界。

　　深圳这座城市也应该是这样。单单成为社会主义示范区，成为中国人为之倾倒的城市是远远不够的，它还应该成为全世界所有制度的人民都心之向往的地方。

　　唯有如此，深圳才能称之为伟大。